李立峰：用脸书真的“老”了吗？

随著社交媒体使用普及化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多元发展，近年的社会讨论，早已由“甚么人使用社交媒体”转为“人们使用甚么社交媒体”。在香港，“老人先用Facebook”，虽然不必符合事实，但几乎成了口头禅。对30岁或以上的市民来说，只要有兴趣的话，开始使用Instagram并不困难，但Snapchat却真的令不少稍为年长的人摸不著头脑。

对关注新闻传播的人而言，探讨的问题也可以从“甚么人使用社交媒体接触新闻”转为“人们使用甚么社交媒体接触新闻”。如果年轻人真的转向Instagram和Snapchat，这代表他们也会在这些平台上接触新闻信息和讨论时事吗？抑或对不同世代的使用者来说，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有明显的功能划分，有些用来谈时事，有些用来谈私事？

年輕人与长辈，谁喜欢在哪里看新闻？

人们会用某个社交媒体平台来做甚么，部份受该平台的“建筑特征”（architecture）影响，包括平台的基本功能设置、与别人建立连系的方式（如是否需要对方确认才能建立连系）、演算法（algorithm）等。另外，部分亦取决于各社会组织和机构有没有进驻该平台。例如在香港，Facebook之所以成为很多香港市民接触新闻的渠道，基础亦在于很多新闻机构和社会组织都在Facebook建立了专页。对使用者来说，在Facebook上追踪这些专页以及分享其内容是弹指之间的事，使用者也可选择“开地球post”，让所有Facebook用户都可以阅读到贴文内容。相比之下，虽然用WhatsApp分享时事信息也绝不困难，但若要一次过广传一则新闻内容，在WhatsApp上做，仍然不及在Facebook上那么简单。

当然，平台特征不完全主宰人们如何使用，同样是使用Facebook，有人极少谈论时事，有人不停转发新闻。人们用某个社交媒体平台来做甚么，始终也取决于使用者自己建立的使用方式，而不同年龄层的使用者，可能在使用方式上有不同倾向。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社每年在全球30多个国家地区进行的网络新闻使用调查，会询问受访者有没有在填写问卷前的七天之内，使用过一系列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通过该些平台来寻找、阅读或讨论新闻。我们可以用今年的香港数据来探讨上面提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看WhatsApp。图一显示，不同年龄层的香港市民中有使用WhatsApp的比例很相近，大约都在八成左右。但在使用者当中，有通过WhatsApp来阅读或讨论新闻的比例，则在较年长的市民中较高。而且，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差异颇大，在最年长的市民中，超过一半有使用WhatsApp来阅读或讨论新闻，但在18至29岁的市民中，比例只得三成。

图二显示关于Facebook的数据。跟WhatsApp的情况类似，Facebook的使用在不同年龄层都已经高度普及化。四个年龄组别中，有在调查前七天之内使用Facebook的比例，均在八成附近。另外，比起WhatsApp，有通过Facebook来阅读或讨论新闻的比例，在整体上更高一些，这符合上面提到的观点，Facebook的建筑特征更适合用来分享和讨论时事且年轻人使用频率更高。

如果将图一和图二结合起来，我们也可以说，在最年长的市民当中，使用WhatsApp来阅读或讨论新闻以及使用Facebook来阅读或讨论新闻的比例差不多，但在18至29岁的市民当中，运用这两种社交媒体来看新闻的比例则相差很远。

在讨论这个现象的意义前，我们可以看看Instagram 和Snapchat的情况。图三显示，跟WhatsApp和Facebook不一样，Instagram的确较多年轻人使用，30至44岁的人群使用比例接近一半，就算是最年长的一群，比例也有两成。

由于年轻人使用Instagram的比例较高，所以整体上有通过Instagram来阅读或讨论新闻的比例，仍然是在年轻人中较高：66%的18至29岁的受访者使用Instagram，在这些使用者中，有26.2%通过Instagram来阅读或讨论新闻。把两个比例相乘，在18至29岁的受访者中，有17.3%在调查前七天之内通过Instagram来阅读或讨论新闻。45至59岁的受访者中，则只有27.6%在调查前七天之内使用过Instagram，这些使用者中有25.1%有通过Instagram来阅读或讨论新闻。换句话说，在45至59岁的受访者中，只有6.9%通过Instagram来接触新闻。

但如果我们只看平台使用者中有通过Instagram来阅读或讨论新闻的比例，那么如图三的红色长条显示，四个年龄组别的比例其实没有甚么差异。这代表无论是那一个年龄层的Instagram使用者，都没有特意把Instagram视为阅读或讨论时事的场所。

最后，图四显示不同年龄层的受访者使用Snapchat的情况。到目前为止，Snapchat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属于年轻人的社交媒体。超过三成18至29岁的受访者在调查前七天之内用过Snapchat。在30至44岁的受访者中，比例只有10.2%。在再年长一些的两个组别中，比例更是少于5%。不过，跟Instagram相似的地方是，年轻的Snapchat使用者并不比其他年龄层的Snapchat使用者更常通过该平台接触或讨论时事。

笔者对微信和Twitter的使用情况都进行了同样的分析，结果可见图五及图六。可以简单指出的是，45至59岁的受访者的微信使用比例最高。同时，在微信使用者之中，年长的更有可能有通过微信接触新闻或讨论时事。至于Twitter，则是年轻受访者使用率较高，但若计算使用者中有通过该平台接触新闻的比例，则是30至44岁和45至59岁两个组别最高。

总括而言，较年长的市民在使用Facebook、WhatsApp和微信等几种整体普及化程度较高的社交媒体时，都颇可能涉及新闻时事的分享和讨论。对较年长的市民来说，关于时事的沟通和日常的互动似乎更紧密地连结起来，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时事平台”和“私事平台”之分。

相反，香港的年轻使用者较少在Facebook以外的各社交媒体平台上跟别人分享或讨论时事，无论是高度普及的WhatsApp，抑或是年轻人气息较重的Instagram和Snapchat，以至在香港不算流行的Twitter和国内最重要的社交媒体微信，在平台上讨论时事的香港年轻使用者比例都只在25%左右。当然，在人际间的日常讨论和互动中，时事总是有可能出现的，而25%这数字，似乎就代表了一种香港年轻人在一个星期以内的日常互动中出现时事信息的基本可能性。对年轻人来说，通过社交媒体接触新闻，高度集中于Facebook。

为何年纪越小越“公私分明”？

从这些结果来看，“年轻人远离Facebook”不是很精确的说法，年轻人使用Facebook的比例和频率很可能比几年前少，但Facebook仍然有一种非常特定的功能。对年轻人而言，Facebook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有较明显的功能划分。

为甚么年轻人较倾向把“时事平台”和“私事平台”分开？这种功能划分对年轻人如何理解时事和自身的关系有甚么影响？这些问题就不能用现有的数据回应了，但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是值得被提出的。第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结果源于年轻人和年长市民处于生命周期（life cycle）的不同位置上。很多社会议题和政府政策，如税务问题、投资市场的状态等，固然跟年轻人也息息相关，但相对而言，这些问题对成年人的影响往往更直接。事实上，成年人平均而言比年轻人更关注新闻，是由来已久而在很多不同国家地区都存在的现象。换句话说，时事和私事的关连，对成年人来说的确较为紧密，所以成年人较少将时事平台和私事平台分开。

若以上说法成立，我们在其他地区的数据中应该也能找到类似的世代差异。另外，如果只是生命周期的问题，那也代表年轻人自然会随著年纪增长而降低把时事和私事分开的倾向。

第二种可能性则跟香港过去几年的情况相关。随著雨伞运动未能逼使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正面回应，以及伞运之后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对待社运的强硬姿态，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无力感。而作为伞运主体的年轻人，受这种无力感的影响应该最大。同时，伴随著这种无力感是一种回避新闻的倾向。笔者的一位本身是现职记者的学生就为“回避新闻”这主题做过一个很好的系列报导，在这背景下，香港的年轻人把不同的社交媒体作功能划分，集中地通过Facebook接触及讨论新闻，在其他平台则尽量不碰时事议题，可能也是回避新闻的一种方式。

如果这第二种可能性成立，年轻人把“时事平台”和“私事平台”分开这现象的影响，就复杂和难以确定得多了，因为这会视乎实际上年轻人回避新闻的程度、他们会否长始以往地把时事和私事分割、他们在减少接触新闻之余会否以另外的方式关心和参与社会等，而这些问题，也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李立峰，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