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方仁野：牛皮纸袋装的中餐外卖，曾为我挡住了门外的美国

汽车驶过偏僻的夜间公路，停在一栋平房前。一栋典型的美国乡村平房：盒子般四四方方，色彩单调，顶上挂着霓虹招牌，“Chinese Buffet”（中国自助）的字样闪闪发亮。

明天是高中开学第一天，此后我将在这个美国中部小镇度过四年时光。同届的中国新生家庭组织起来，特地在“中国自助”聚餐一次，方便相互认识，也让孩子在开学前再吃一次中餐。

当晚我和同学的确很快熟识起来，而“Chinese Buffet”却并不太中国。除了炒绿叶菜有些中餐的感觉，其他毋宁说是美式中餐：酸甜一切、油炸一切，比如著名的左宗棠鸡（炸鸡块裹甜酱）和咕咾肉。此外还有炸得过头的春卷、黏成一团的捞面……站在取餐处，我和新认识的同学面面相觑，在异口同声的疑惑中迅速结成深厚友谊。之后我逐渐发现，就像英国人喜欢谈论天气一样，抱怨食物是美国留学生永不厌倦的话题。在国内，大家会争论甜豆花还是咸豆花、甜粽子还是咸粽子。而在难以下咽的美式中餐面前，这种细小的分歧立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同仇敌忾。

总之，初到异乡，我的胃比大脑更早受到文化冲击。“Chinese Buffet”和我所知的中餐大相径庭。我熟悉的食材冠着熟悉的名号，味道却如此陌生。

吃饭等于社交，在食堂选择位置至关重要

那晚的文化冲击披着“中餐”的羊皮，还算温和。开学后的文化冲击则赤裸裸得多，凶猛地袭击了我的胃。

早餐告别清粥小菜，而是高热量的炒蛋、土豆、香肠。在国内，汉堡、三明治和意大利面只是偶尔外出会吃，在这里却天天见到，更不用提甜得发腻的饼干与蛋糕。初来乍到，高油、高糖、高盐的饮食和冰水让我极不适应。

就连在学校食堂吃饭这件事本身也成了一门学问。校规严格，要求饭点签到，又禁止学生自由进出校园、周一到周五点外卖，因此大家通常都在食堂吃饭。吃饭等于社交，因此在食堂选择位置至关重要。我们对美国人吃的奶酪通心粉和鸡肉馅饼已够陌生，对美国人聊的《芝麻街》和橄榄球赛只会更不熟悉。因此，和其他中国学生同坐一桌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校长对此并不满意。他一直致力让国际生融入美国文化，看不惯中国学生抱团。

入校第一年，我看其他学校的中国朋友发社交动态，学校有中国文化社团，大家一起包饺子、做中餐。我傻乎乎地问学长学姐，为什么我们没有，难道没人想过创建一个吗？他们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反问我：你觉得校长会高兴吗？

我想想校长的态度，立刻恍然大悟。每次见到中国学生同坐一桌，他就皱眉；如果恰巧听见讲中文，还会发火。一次，几个中国同学坐在一起吃饭，校长见到就命令他们分散，指派他们各去哪桌继续吃饭。有位男生尤其倒霉，被分配到一群篮球运动员的饭桌。他的新饭友都是非裔，看上去比他强壮好几倍，身高差出一大截。这几位非裔篮球运动员同学也是一头雾水，不清楚他突然加入是何用意。这可怜的中国男同学解释过后，三口两口吃完汉堡，马上溜之大吉了。

后来，校长发现强行驱散似乎不大合适，又换了策略：见到中国学生一起吃饭，他不皱眉也不发火，而是直接坐下来一起吃。这招相当奏效——因为没人想和校长一起吃饭。

有几个中国同学的进程与此不同。第一天，他们抱着快速融入的信念，和美国同学坐在一起，与附近的“中国桌”形成微妙的紧张氛围。一段时间后，这其中一些人走进食堂，却不像以往那样和美国学生同坐，而是径直走向中国桌。出于种种原因，他们放弃了融入美国的努力，选择退回中国同学的“大本营”。餐桌陷入短暂的尴尬，毕竟他们此前从来没有坐过中国桌。但大家依然很快腾出位置，毕竟既然是中国人，就没有理由不留空位。另一些同学截然相反：最开始坐在中国桌，其后则随着逐渐适应环境，在宿舍和球队里交上美国朋友，最终过渡到和美国同学一起吃饭。还有同学一直没有来过中国桌。大家就明白，“中国自助”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中国同学同桌吃饭。

所谓“同胞”，或许就是点同一家外卖的人

不在食堂吃饭时，大家想方设法改善生活，常见方式之一是泡方便面。学校小卖部的美国方便面太糟糕，附近超市的方便面稍好些。金字塔顶端的，还是从网上、或千里迢迢去韩国超市买的亚洲方便面。有个学姐曾给我展示她的收藏：拉开书桌抽屉，满满一柜亚洲零食，包括许多金字塔顶的方便面，看得我艳羡不已。她极度厌烦食堂，恳求我每天替她签到。作为回报，她每周末点外卖时会分我一些。

确实，相比“孤独美食家”般的泡方便面，点外卖也是一项社交活动。每到周末，终于熬到能点外卖了，即使习惯和美国学生同桌的中国学生也会敲响其他中国学生的房门：“一起点餐吗？”这固然包括实用的考虑：一起点外卖可以分摊运费，还能多点几道菜。但我愿意相信一同点餐有些更深的含义：在偏僻的乡村寄宿高中，外卖是中国学生为数不多的联谊方式。它没有食堂吃饭那种危机四伏、剑拔弩张的感觉：不用担心校长突击检查，没有中国桌和外国桌之间微妙的隔阂与对抗。

相比在食堂吃饭这么复杂的事，外卖私密而简单。所谓点外卖，就是一群身在异乡的中学生花费长到没必要的时间，慢慢商讨点哪道菜，因为讨论这些美食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只有这种时刻，吃饭才不仅仅是为了维生。然后经过幸福的等待，大家拿到牛皮纸袋装的外卖。宿舍房门一关，与世隔绝，好像门外的美国不复存在，唯一真实的只有面前的扬州炒饭。大家一边聚餐、一边自由地用母语聊天或看综艺。因此我认为有种交情叫作“在寄宿高中一起点外卖的交情”。美国人也点外卖，但他们只点多米诺披萨（Domino’s Pizza）。

我想，所谓“同胞”或许就是点同一家外卖的人。

外卖选择很少，只有一家美式中餐，以及一家美式日餐。前者过于难吃，后者毕竟不是中餐，因此大家的胃难以得到抚慰。直到我入学第三年，得到一个重磅消息：学校附近要开一家新的中餐外卖！一时大家欢欣雀跃，奔走相告。餐馆开张后，我们上网查看菜单，却失望地发现又是一家美式中餐。

打电话过去，大家闷闷不乐地点了几道“芥兰牛”、“酸甜鸡”，一个同学突然灵机一动，问：“Can you speak Chinese?”（你会说中文吗？）话筒那边答复：“原来你们是中国人！不要看菜单了，那是给美国人吃的。你们想吃什么就说，都可以做。以后在我们这里用中文点餐，送一桶可乐。”

有种交情叫作“在寄宿高中一起点外卖的交情”。所谓“同胞”，或许就是点同一家外卖的人。

我们高兴到不敢相信，试探地点了番茄炒鸡蛋、醋溜白菜等经典家常菜，对方都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取餐后一尝，不说多么美味，至少在高中第一次吃到这么正宗的中餐。这家餐厅自然成为大家的新宠，原来的美式中餐就门庭冷落了。

比外卖再高一级的待遇是出去吃饭。由于学校不允许学生自由外出，一般家长来探望时才有机会出去，通常是去美式日餐。

尽管家长单独接孩子出去吃饭，完全合乎学校的规定，但大家却都习惯偷偷摸摸。因为有些家长来得相当频繁，有些却从来不来，常来的家长多少顾忌其他孩子看见。还有些时候，家长会请孩子的好友一同出去吃饭，这就是学生大饱口福的时候。但这也有些讲究，因为一辆车只能坐下有限的人，请谁、不请谁就成了棘手的问题。来访家长的孩子和各个同学亲疏不一，因此一个学生有时被邀请、有时不被邀请，本身很合理。但我曾听说过一个尴尬的情况：几个学生一同坐车出去吃饭，偶遇另一个人；而按那个人的人际关系，他本该被邀请的。这件事后来发酵成一桩小小风波。

食堂里多了一筒筷子，白米饭加冕为正式主食

我的饮食最低谷是在入学第二年的冬天。由于是教会学校，每年会纪念耶稣受难日。当天中午只有汤、饼干、奶酪和水果，没有熟食，更不用提大鱼大肉，小卖部的零食也暂时下架。我对此毫无意见，毕竟每所学校有自己的规定和传统，何况是严肃的宗教传统。

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的耶稣受难日和除夕夜恰好是同一天。加上十三小时的时差，我的午餐正是国内跨年的时候。当天吃饭时，我们不能高声交谈，我只能一边默默吃饼干，一边想像此时国内的热闹光景。回到宿舍一看手机，果然微信朋友圈里全是年夜饭照片。

那个新年并不快乐。在美国，我的胃总是身先士卒：最先受到文化冲击，最先水土不服，缓解思乡情的重任也由胃担任。而现在，离开故乡，也是我的胃第一次深切感受到这个决定的代价。我的胃空落落的，并不只是因为没吃饱。这种空落落的感觉更多来源于落差——我本来可以吃到什么？如果当初没有选择留学美国，我现在一定也在吃年夜饭，成为朋友圈发照片的无数人之一。此时此刻的年夜饭，以及与家人团聚的感觉，是明天、后天点再豪华的外卖也无法补偿的。这只是当时的想法，后来我逐渐发现，“本来会怎样”往往是个无解的问题，就选择不再想它。

何况饮食方面，中国学生的境遇不是越来越好吗？刚进校时，唯一接近中餐的是学校每天中午会煮一电饭煲白米饭（美国人习惯吃糙米饭），供中国同学一解思乡之苦。每天午饭时，电饭煲前都大排长龙，大家喜欢用酱油或奶酪拌来吃。很快，这种吃法风靡学校，许多美国同学也加入拌饭行列。一个中国学妹告诉我：“我当时参观学校，X（一个中国同学）给我演示奶酪拌饭，还热情地邀请我尝，说是这里最好吃的东西之一。我差点吓到不敢来。”

这种空落落的感觉更多来源于落差——我本来可以吃到什么？

两年后，学校更换餐饮供应商。食堂里先是多了一筒一次性筷子，供中国同学取用。很快，食堂开始固定在每周二晚上做中餐。从此白米饭加冕为正式主食。但最令我们振奋的还不是这个，而是炒小白菜的出现——我们此前一直以为当地不卖小白菜。美国人吃的蔬菜通常是胡萝卜、菜花和四季豆，煮熟后洒些盐和胡椒了事，味道寡淡。现在叶子菜横空出世，还是炒叶子菜！此外学校还开始供应中式面条：一盆煮熟的面，一盆面汤，还有一列小碗盛着洋葱、辣椒等调味料。尽管不算完全正宗，但大家都十分感动。后厨多了一位亚裔厨师。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华裔，也不知道每周二晚的中餐是不是他的手笔，但都假设答案是“是”。因此，每次路过他时，我们都心存敬意。

至于年夜饭，此后我再没有为此伤心过。入学第三年，除夕夜当天，新上任的学生主任专门向学校申请一笔经费，从外面的中餐馆订了饺子。我们依然需要按惯例在食堂吃晚饭，但之后就火速赶到活动中心。那里，高高堆起的餐盒和几大瓶可乐已经在等我们。由于之后还有晚自习，时间紧迫，我们只有不到半小时，但大家把饺子一扫而光。

这顿年夜饭固然匆忙简单，却是我在美国吃过最好的年夜饭：尽管有莫须有的“中国文化社”禁令，学校在以另一种方式尊重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学生的心情，主任也愿意费心、费力、费钱做这件事。这顿外卖和以往都不同：不再是中国学生聚在小房间里的私下聚餐，而是公开的庆典，由校方支持、重视的节日。当晚我们自由地用中文和彼此交谈，主任也网开一面，没有追究。

我毕业后的一年，听说年夜饭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当年的毕业届学生借了老师家的厨房，自己出钱、买菜、下厨，为全校中国学生做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美国厨房普遍没有高功率的抽油烟机，炒菜是件难事，最后居然做得相当成功。身在大学的我无缘参加，但看到照片上学弟学妹笑容灿烂，还是非常为他们高兴。我和一个主持这件事的学妹聊天，笑称他们届比我们届负责。她无奈又自豪地笑笑，先是开玩笑地抱怨毕业生一直在做菜，都没来得及吃饭。其后又说，在外留学不容易，他们只是希望照顾低年级学生，让他们过一个好的春节。我回想三年前郁郁寡欢的除夕夜，感叹真是天壤之别。

中国中学生留美热潮愈演愈烈，反映在一所高中里，就是中国学生比例增高，也越发活跃。再加上学校的重视和老师的热心，最终促成这顿年夜饭的发生。从简单的白米饭到每周一次的中餐，从孤独的泡面到聚餐点外卖，再到逐步升级的年夜饭，终归是中国学生在海外重获故乡、重构故乡的过程。

有趣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学生也越来越适应美国的饮食方式。吃惯汉堡和意大利面后，它们显得没那么难吃了，墨西哥餐的煎饼和玉米饼同理。在食堂吃饭，我们也不再担心校长的严密检查，因为有了相熟的外国朋友坐在一起。

我在高中对于食物最好的记忆竟然不只是在韩国超市吃烤肉或和朋友点外卖。高中最后一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网球赛季即将结束，校队组织男女生混合双打的友谊赛（其实就是所有比赛结束后的玩乐项目）。一个教练带来美国流行的大盒生食蔬菜，有胡萝卜、黄瓜、芹菜等，蘸鹰嘴豆酱，另一个教练则专门在家烘焙了布朗尼蛋糕带来。冰镇可乐、雪碧和佳得乐自然也是必不可少。我们在场上打完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就到阴凉处吃零食、喝饮料、和队友聊天。休息一会儿，又不顾炎热的阳光，跑到球场边给其他人加油，直到自己再度上场。夕阳西下后，教练又邀请全队同学去她家吃晚饭。厨房的桌子上摆着琳琅满目的菜，从橄榄沙拉到肉酱面。都是最平常的西餐菜式，但明显是用心做的，更不用提教练为喂饱全队下的工夫。她在当地长大，四个孩子都上过这所中学，因此她对学校很有感情，几年来一直义务担任网球教练。我们聊到很晚，而随着这个夜晚的结束，我在高中四年的网球生涯告一段落，不久之后我也即将毕业。一段时光就和当天的美式食物一同谢幕了。

作者出生于北京，是美国Saint James School的2017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