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地华人记事: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民党”与关帝庙

在中华民国庆祝107年国庆的此刻,远在太平洋的大溪地岛上,当地的“国民党第一支党部”也迎来了成立百年纪念。国民党部为何在此?在大洋中央的小岛上、故乡与美国之间,当地华人如何在异乡走过百年岁月,终至姓氏逐渐散佚?
我之所以去大溪地,完全是为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的主角,不是蔚蓝海水或度假小屋,而是中国国民党驻大溪地的第一支部。
台湾

【编者按】今日是中华民国107年国庆日,于1911年建国时,它曾承载不少海外华人“归乡”的盼望。但百年以来,历经中日战争、国共对峙等战乱转折,许多离乡华人为着不同原因,决定在异乡落地生根,他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乃至因画家高更而知名的大溪地,都有华人族群在此开枝散叶的的轨迹。令人意外的是,与中华民国脱离不了关系的中国国民党,在此亦有支党部活动,岛上甚至有一座信众合力建成的关帝庙。特约撰稿人李易安被一张“大溪地国民党部”的照片吸引,亲赴当地,在当地华人世代交替的时刻,完成系列观察访谈笔记,本篇为第一篇,其余篇章将陆续刊出。

我之所以去大溪地,完全是为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的主角,不是蔚蓝海水或度假小屋,而是中国国民党驻大溪地的第一支部

也许你和我想的一样,国民党什么时候把支部开到大溪地去了?于是我查了资料,才知道大溪地原来有规模不小的客家社群,而国民党支部,便是由这些客家人的祖先带到这个南太平洋的小岛上,落户至今已经百年。

Google地图上并没有国民党支部的确切位置,我本来还担心找不到地方。好在大溪地的首府巴比提(Papeete)范围不大,我还没开始认真寻路,就在闲晃时撞见国民党第一支部的办公室。

第一支部是一幢二层楼的建筑,外墙上的白色粉刷崭新无暇,红柱顶端还有仿中式“托木”的装饰,玄关上从右到左挂着金色的“中国国民党驻大溪地第一直属支部”几个字,屏风上则有大大的“青天白日”党徽,镶在红地黄梅之中。今年正好是第一支部成立一百周年,二楼正面的露台外还挂着庆祝布条。

半人、关帝庙、“国民党支党部”

我绕过屏风,看见几个妇人在大厅里打太极拳,不敢打扰。路过的一位大叔和我搭话,得知我从台湾来后,他转用华语问我:“会不会说国语?”

搭讪我的大叔姓潘,是法籍华人,一九六〇年代在台湾成功大学建筑系留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工作了一阵子才回到法国执业。一九九八年退休后他回到大溪地,偶尔还继续接案,递给我的名片上,一面印着法文,另一面还是端正的繁体中文。

潘大叔说自己国语讲得不好,听我对大溪地华人历史有兴趣,便提议带我去关帝庙(Temple Kan Ti),因为那里的庙公不只熟悉华人历史,华语也讲得很好。

潘大叔并没有骗我。

让理查和其他大溪地华人显得如此不同的,其实就是这座关帝庙。“我小时候就很常待在庙里,听庙婆和来拜拜的老人讲故事,所以知道很多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历史。”
让理查和其他大溪地华人显得如此不同的,其实就是这座关帝庙。“我小时候就很常待在庙里,听庙婆和来拜拜的老人讲故事,所以知道很多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历史。”

关帝庙的庙公叫做理查,打扮时尚,看不出来已经年近四十,也难以和我印象中的庙公形象连结在一起。他的皮肤有些黝黑,外型也不像华人,而让我最意外的是,理查不只华语、粤语、客家话都很流利,台语甚至也讲得比我好。

原来理查是华人和当地原住民马欧希的混血“半人”(Demi),家里经商,在新加坡、香港都有亲戚,小时候常常陪家人到亚洲四处游历,中学时又参加过台湾侨委会办的“华侨青年观摩团”,因此对华人社会并不陌生。

像他这样的年轻华人,在大溪地其实已经不多;今日许多华人连客家话都不太会说,对于华人文化也早已情感淡薄。让理查和其他大溪地华人显得如此不同的,其实就是这座关帝庙。

“我小时候就很常待在庙里,听庙婆和来拜拜的老人讲故事,所以知道很多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历史。”

或许是耳濡目染,理查逐渐对宫庙文化和法事礼俗感到兴趣,也发现自己有特殊体质,能够感应到神明旨意或托梦。

在纽西兰留学毕业之后,理查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回到大溪地,关帝庙正好缺一位主持庙务的人,庙婆便和他说:“你这么虔诚,又常常跑新加坡、香港,要不要考虑当庙公?”

这没什么,我们连签诗都有法文版的唷。

理查当时一听,觉得自己年纪轻轻难担重任,不敢贸然答应,没想到庙婆直接要他去掷筊请示神明,结果获得三个圣筊。刚好他的父亲当时正在考虑退休,可以帮忙打理庙务,理查考虑之后,终于决定成为庙婆的接班人。

成为庙公后,他带着没有华人血统的妈妈,一起到香港拜师学习做醮、卜卦、解签,后来又经常去台湾拜访宫庙,除了分灵、请神之外,还结识不少友人,学会了带南部腔的台语。因为会讲台语,有阵子理查还在大溪地兼做台湾渔船的代理业务,时常上船和台湾船长交关谈天,餐餐都是刚捕获的新鲜海产。

庙公的身份,使得理查和其他华人社会的牵连越来越深——尤其是民间信仰依旧蓬勃热络的台湾。

二〇〇三年他接掌庙务时,关帝庙里只有四、五尊神像,而现在庙里的多数神像,则是他这十多年来四处奔走,或者新刻、或者请来的。理查带着我在庙里走一圈,用台语和我细数每一尊神像的来历。他很自豪地说,庙里供奉的妈祖神像,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分灵而来的,北中南各地的妈祖庙都有。

虽然理查和我聊天时用的多半是华语,但谈到这些神像时,他会切换成台语讲述。或许他的台语本就来自宫庙,讲起宫庙之事,还是要用台语才自在。

“很多故事,像我们有在烧香拜拜的人才会相信。”

关帝庙曾在一九八一年遭遇祝融、建筑全毁,信义堂委员开会后决议原地重建,并在风水师堪舆后将庙体改为坐北朝南。岂料一九八七年新庙落成后,直到正式启用的前一天,庙方都掷不到圣筊,没办法将原本寄放在他处的神像请回庙里。庙方无奈,却还是先将神像搬回到新庙里,结果隔天庙公拿着钥匙却打不开庙门,外头还下起倾盆大雨。眼见落成之日却不得其门而入,一个委员顾不得难堪,从窗户爬进庙里开门,却不小心跌了一交,隔日竟然就过世了。

理查讲古时,她的母亲正好在神坛前祝祷拜拜,神情肃穆。看见马欧希人拿香拜拜,我起初还觉得不太习惯,但实际上,来关帝庙烧香拜拜、求签问事的,本就不只有华人或拥有华人血统的“半人”而已,马欧希人和法裔面孔都很常见。如果上门的香客不是华人,祈福解签这些事,也多半都是由理查的母亲处理。

“这没什么,我们连签诗都有法文版的唷。”看我惊诧,理查轻松地一语带过。

理查讲古时,她的母亲正好在神坛前祝祷拜拜,神情肃穆。来关帝庙烧香拜拜、求签问事的,不只有华人,马欧希人和法裔面孔都很常见。如果上门的香客不是华人,祈福解签这些事,也多半都是由理查的母亲处理。
理查讲古时,她的母亲正好在神坛前祝祷拜拜,神情肃穆。来关帝庙烧香拜拜、求签问事的,不只有华人,马欧希人和法裔面孔都很常见。如果上门的香客不是华人,祈福解签这些事,也多半都是由理查的母亲处理。

大溪地的关帝庙很可能是整个大洋洲除了纽澳地区之外,唯一的一座华人庙宇,它不只是安定心灵的信仰中心、牵系认同的重要锚点,还是许多老人日常走动的公共空间。我们聊天时,理查不时要去和阿公婆婆们寒暄问好,帮忙卜卦问事、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像个社区活动中心的社工主任兼心理谘商师。

维系理查华人认同的,还有他总不离手的手机。他打开脸书app给我看,川流的动态墙上,有不少来自香港、台湾的新闻媒体,以及几个海外客家人的脸书社群。理查时不时就会飞往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探访华人朋友,仿佛就像妈祖每年都要回到祖庙刈香、维持神力一样;他甚至还说,等老了要搬去香港或台湾退休。即便他总是强调自己是玻里尼西亚人,但他心底那根磁针,似乎仍总是紧紧地指向东亚。

二十世纪华人离散史:太平洋上的新故乡

大溪地的客家社群,是近代华人移民史中一个较少被关注的切片。

我们一般讲的“大溪地”,其实是法属玻里尼西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岛屿,却经常作为整个法属玻里尼西亚的代称。

法属玻里尼西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现在则是法国的“海外集体自治国”(collectivité d\"outre-mer),虽然和法国仍有连结、可以投票选举法国总统,但亦有平行的主权体系,比如拥有自己的总统,而且也不属于欧盟的一部分,和其他与法国关系更紧密的“海外省”(département et régions d’outre-mer)地位不同,自治程度也更高。

由于法国法律禁止在普查中询问族裔资讯(注一),因此精确的大溪地华人人口数据并不存在。从较可信的估算来看,法属玻里尼西亚近二十八万的人口中,有近八成是本地的马欧希人(Maohi),他们属于南岛语族,是在欧洲殖民者和华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在大溪地世代定居的族群。

华人则是大溪地的第二大族群,人数约在一万两千之谱;如果将所有具华人血统的混血“半人”也计入,则至少有两万人。这些华人绝大多数是原籍广东宝安(今天的深圳)和惠阳(今天的惠州)的客家人,亦有少数来自粤语区的四邑人和越南华侨。

从较可信的估算来看,法属玻里尼西亚近二十八万的人口中,有近八成是本地的马欧希人(Maohi),华人则是大溪地的第二大族群,人数约在一万两千之谱。图为大溪地的一家华人美食车。
从较可信的估算来看,法属玻里尼西亚近二十八万的人口中,有近八成是本地的马欧希人(Maohi),华人则是大溪地的第二大族群,人数约在一万两千之谱。图为大溪地的一家华人美食车。

今日,大溪地华人多半居住在大溪地的都市地带,许多从事专业工作或进入政府部门,拥有不错的社经地位。举例来说,曾担任波拉波拉岛(Bora Bora)市长三十余年、并多次被选为法属玻里尼西亚总统与议会主席的加斯通(Gaston Tong Sang),正是客家华人的后裔。

和其他海外华人社群相似,大溪地客家人的迁徙流散,反映的是西方殖民事业大展、以及清帝国积弱衰败的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对外开放门户,而接着的太平天国政权,又让华南地区陷入长年动乱,为东南沿海省份的居民提供了向外迁移的条件和推力。就外在拉力而言,西方国家于十九世纪逐步废除奴隶制度,使得热带栽培业和矿业极度缺工,也进一步推升了对中国苦力的需求。

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一九四五年中国全面爆发国共内战,连年动荡,让大溪地华人逐渐意识到,返乡终老,已经是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期待。

然而和美国、东南亚相比,大溪地对华工来说,起初并不是热门的目的地,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前往大溪地的中国移民,迟至一八六五年才发生。当年,普鲁士三桅帆船“费迪南˙布鲁姆号”(Ferdinand Brumm)为大溪地农业公司(Compagnie Agricole de Tahiti)运载了三百三十名中国苦力,前往大溪地岛上的阿蒂毛诺(Atimaono)种植棉花、咖啡与甘蔗,成为中国契约劳工在大溪地的滥觞。

但大溪地华人并非只有苦力。积累资本之后,有些华人利用在香港、旧金山等地的人际网络,于大溪地开设商号从事贸易,收益颇丰。对于这些华人资本家而言,大溪地通常只被视为赚钱的地方,多数人认为自己终有一天会告老还乡,并无久居之意,因此会把赚来的钱寄回老家、将后代送回中国接受教育,较少在大溪地买地置产。

这个“始终期待回乡”的客居心态,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开始有了转变。

当时,全球经济衰退,大溪地的贸易盘商纷纷破产,而在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华人也遭受波及,只能要求马欧希人将先前积欠的帐务还清。许多马欧希人别无他法,只能以土地偿抵债务,使得华人逐渐成为地主。

让华人心生落地生根之意的,还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一九四五年中国全面爆发国共内战,连年动荡,让大溪地华人逐渐意识到,返乡终老,已经是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期待。

眼见华人经济势力日渐茁壮,有些马欧希人要求法国殖民政府限制华人入境,但法国政府当时将华人视作制衡马欧希人的角色,并没有改变移民政策。不过殖民政府同样担心华人的经济势力过于壮大,于是陆续针对华人制定了限制性法规,比如要求华人在取得营业许可时,必须缴纳额外税费。

尽管如此,大溪地的华人社群依旧蓬勃发展。就社团组织来看,光是“国民党”(Koo Men Tong)就有三个支部,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便在大溪地吸收党员、代理侨务;而历史稍短的“中华会馆”(Association Philanthropique Chinoise de Tahiti),现在则普遍被视作“亲共”的华人组织。再算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团体,大溪地华人目前共有十个社团组织,共同隶属于位阶最高的“信义堂”(Association Sinitong),而信义堂的主席,则由十个社团轮流派人担当。

墓园里的异乡人:姓氏更易、宗族飘零

后来理查开车带我向东郊走,去看建在缓坡上的华人墓园。他特地为我指出画着国民党徽的墓碑,解读那些特别风雅的墓志铭,抱怨墓碑上原籍地名的讹误。他一边用客家话重复念着“请原谅”,一边快步穿过密集的墓地,最后带领我停在“沈秀公”的墓冢前。

沈秀是当年在阿蒂毛诺庄园工作的契约劳工。有次华工赌博起了纠纷引起械斗,出事后政府决定严刑惩戒,最后由没有家累的沈秀(Chim Soo)出面顶罪,成为大溪地史上唯一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人。沈秀为了华人整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事迹,令大溪地华人十分感念,至今每年都仍有公祭,关帝庙甚至也供奉他为神祇,成为大溪地华人在地信仰的重要特色。理查一边弯下腰把墓冢上的野花拔除,一边告诉我沈秀公的墓冢几年前才在他的组织之下完成整修,而信义堂也才在去年提供资助,拍摄了一部关于沈秀公的纪录片。

大溪地华人墓园,“沈秀公”的墓冢前。
大溪地华人墓园,“沈秀公”的墓冢前。

如果要在大溪地做研究,理查肯定是很好的田野报导人。他身兼多职,不只是庙公,同时也是“国民党第二支部”的主席,而统整管辖所有大溪地华人组织的“信义堂”,今年也轮到他担任会长。除了头衔很多、职责不少外,理查还有种让人能自在相处的特质,因此人面很广,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他永远都能遇到熟识。就算在墓园里,光凭墓碑上的名字,他也能生动描述逝者生平和家族事迹。

那些比较新的墓碑上,通常都有中法双语书写的逝者姓名和原籍,但奇怪的是,很多明明同姓的家族成员,法文姓氏拼音却不一定相同。这个现象,其实和法国的国籍法有关。

一九七三年,法国将“属地主义”(jus soli)的国籍政策延伸至海外领地,所有在大溪地出生的华人终于得以据此获得法国国籍。然而为了确认华人是否“有尽力融入大溪地社会”,当时政府除了会派员去华人家中检查“是否还在使用筷子吃饭”之外,还将“姓名拼法是否像法文名字”列为审核国籍申请的标准之一。

相隔多代之后,这些改姓的华人后代,很有可能会忘记自己和谁原来属于同个家族。

理查听我对姓氏拼法有兴趣,便把所有想得到的大溪地华人姓氏拼音写了出来,洋洋洒洒三大页。

比如姓林的,有些干脆意译,把姓氏登记为“Laforet”(forêt是森林的意思);而有些姓陈(Chan)的人,则很有创意地改姓“Chanson”(法文的“歌曲”之意),既好记、又保留了旧姓线索。

理查自己的法文姓氏也很有意思。他的中文姓氏是“邹”,当年爸爸为了争取去法国留学,便把原本的“Cheou”,加进一个 n 和一个 x,改成更像法文的“Chenoux”,念起来就像“chez nous”(意思是“在我们家”)。

这个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当年华人识读汉字、能说客家话的比例较高,在户政系统里登记姓氏拼音只是图个方便,并不影响自己原来的汉姓,所以对于家族内部拼法是否一致并不在意(就像多数台湾人对于自己姓名的罗马拼音也不甚在意)。此外,客家话并没有规范的拼音转写规则,华人登记姓氏时本就容易各行其是(这点与台湾也非常类似)。

可想而知,在大溪地华人对汉字越来越陌生的情况下,姓氏的“拼音化”会衍生不少问题,比如“黄”和“王”用客家话念起来一样,有些拼音方式完全看不出来差别,只有少数仍识汉字的客家人能意会是“大肚黄”或是“三马王”。这是因为黄字中间的“田”看起来就像宽宽胖胖的大肚子,而王的“三马(mark)”,则得名于三笔横画。

但对关心华人文化的人而言,姓氏拼音的更动,其实隐含一个更大的文化危机。由于华人改姓通常是个人行为,目的是为了取得国籍、增加就业机会,导致很多姓氏只有一个人或一个核心家庭拥有。相隔多代之后,这些改姓的华人后代,很有可能会忘记自己和谁原来属于同个家族,而作为华人认同重要元素的宗族文化,也很有可能会不复存在。

注一:关于族裔资讯,法国于一九七八年立法,禁止在普查和政府档案里,将个人依族裔、宗教、语言等标签进行分类,因为国家应该与“个体”、而不是和依照既定界线分类的“群体”打交道,如此才更能将形色各异的个体整合成“法兰西公民”。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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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很難得會有編者能去考究如此有趣的記事和歷史,辛苦了!這是一項很艱難的任務,期待後續的報導!

  2. @何太太
    感謝回應。的確,「半人」一詞,好像給人一種「不完全是人」的感覺。我引用的來源,是台灣最早研究大溪地客家人的學者童元昭。在比較近期的研究裡,季茱莉則將「demi」譯作「半族」,也許比「半人」更為適合?

  3. Demi 並無貶義,「半人」聽起來似乎過度刺耳?「半半」如何?

  4. 好有趣的一篇文章! 想請問還有後續嗎?

  5. 真好,记录一段历史!

  6. 這次的記事很有趣。感謝作者的用心。

  7. 关于姓氏的那段,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同样普遍, 华文姓氏相同, 登记的英文姓氏大不同, 当时户政登记时候凭登记人方言发音来拼写 ^_^

  8. 台灣的福建人後裔多來自閩南一帶,說的是閩南語,經過日據時期混入不少日語元素,就成為今天稱的台語。雖然部分詞彙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還是可以互通的。

  9. 非常棒!希望有机会去大溪地实地感受一下

  10. 我也是客家人 对海外的客家人很感兴趣 感谢这篇报道

  11. 很想知道闽南话和台语的区别,可否有人释惑。

  12. 很棒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