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还是我们的信仰吗？”中国停收洋垃圾以后

“回收生活垃圾是波特兰人的宗教信仰，但如今这个城市却深陷回收危机。这是因为我们回收得不对。我们只顾热火朝天地回收，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植物学家里德尔（Edwin Reidel）对6月初读到的这篇新闻印象深刻。报导告诫和里德尔一样居住在美国俄勒冈州首府波特兰（Portland）的市民，要学习更好的回收习惯。

俄勒冈州是美国垃圾回收的先锋地区，早在1976年便率先通过《空瓶回收议案》。首府波特兰夹在西雅图和旧金山之间。近些年，许多被湾区房价赶走的年轻人搬到这座划有自行车道的小城。他们骑着单车，带来瑜伽和咖啡馆，建起精酿啤酒厂和素食餐厅，奉行环保有机的生活方式，回收生活垃圾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项。

49岁的里德尔小心地对生活垃圾分类和回收，称之为自己的“第二天性”。他的厨房里备有回收有机垃圾的小箱子，院里摆着一整列垃圾桶：可回收垃圾一桶、玻璃瓶和锡罐一桶、绿化植物废弃物一桶、其余垃圾一桶。他积攒的啤酒瓶罐，送回超市可以兑换10美分。不过，他把瓶罐收纳在箱里，放在路边。那样，急需现金的无家可归者可以拿去换钱。

不久之前，里德尔乐于坚持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今谈起来，他语气里已经带着自嘲，说这只是“波特兰人的自我感觉良好”。他最近知道，回收物从他的庭院被搬走之后，并不是在美国的工厂里被“神奇地再生利用”。“我第一次知道，这些回收物一直被送去中国，污染也转移到那里，中国如今不想再接受这些垃圾了”，里德尔有些疑惑，“原因是我们出口的回收物里杂质太多了——真的是这样吗？”

“大胃口”

对于大多发达国家的普通人家而言，回收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要实现循环利用，回收物离开他们的庭院后，便要先成为品质分明、可供挑选的商品。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是回收物的“最优买家”：最不挑剔、最高报价。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处在全球回收产业的最尾一环。中国工厂发向发达国家的货船，返程时常会载回那些国家的回收物。这些在中国被称为“洋垃圾”的固体废料来源广泛，很多是生活废塑料、废纸。它们随后流入中国沿海各省的回收作坊，那里劳动力密集、粗放管理、环境危害。经过层层分拣拆解加工，“洋垃圾”被还原为廉价原材料，进入各地工厂，最后被生产成新的货物，重新进入全球消费市场。

中国的生产力越强，“洋垃圾”的进口量越高。“中国制造”是代表中国经济腾飞的标志，担起“世界工厂”角色的中国，成为全球回收贸易的中心。以废塑料为例，综合联合国数据，自1992年以来，中国大陆和香港累计进口全球72.4%的废塑料（香港很大程度上是废塑料进入中国前的中转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高收入国家。废纸的情况也类似，中国1990年代末的禁伐政策成功限制国内木材生产，自此各类木料供应转向进口，才能满足中国作为纸制品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的需求。

每年美国出口约1/3的回收物，其中有一半前往中国。对于类似俄勒冈州这样试图大力推动居民回收的地区，中国的“胃口”解决了回收物去哪儿的“后顾之忧”。为刺激居民回收、方便收集，俄勒冈州在1996年前后开启“混放”（commingle）回收计划，允许居民把玻璃外的回收物都放在同一个回收桶里（而无需自己区分），又在2003年到2009年间逐渐改用更大容量的回收桶。

这些措施都让随后的回收环节变得更耗力，也容易增加不能被回收的杂质。但它让普通人的回收动力更足了：只需把看似可以回收的物料丢进蓝色的回收桶，可持续、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此达成。从回收率看，这些措施效果显著。俄勒冈环境质量部门官员米勒（Julie Miller）告诉端传媒，俄勒冈州2016年的综合垃圾回收率达42.6%，比1992年第一次计算时的27%高出一大截，也高过美国其他地区。

每个月，里德尔都会缴纳约30美金的垃圾回收税，市政府用这些税费聘用公路货运商（hauler），把里德尔庭院里蓝色回收桶里的回收物运到下一站——进行再次分拣的回收站。

俄勒冈州最大的固废回收站叫做“远西”（Far West Recycling），离波特兰市中心仅几十分钟车程。再次分拣并不产生污染，这家工厂因此可以与居民区毗邻。厂房里，帮助工人分拣回收物的机器隆隆作响，几十名工人每天两班倒，将回收物按不同材质分类、压缩包装，等待买家。

回收站是一个中转站，路边收集的“混放回收物”先进入至此、按材质包装好的物料后，再输出给不同买家——在回收物的市场上，不同材质的价格有高低，居民丢进回收桶的什么都有，最末一批，便是回收难度大、污染程度高的“混合废塑料”和“混合废纸”。

远西公司对外事务经理辛格（Vinod Singh）在这间回收站工作了28年，1990年初入行时，远西还主要回收报纸，随着媒体电子化和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如今报纸早已不见。中国回收物买家的代理人敲开远西大门后，辛格说：“中国开始大量、持续、不挑剔地购买各种各样的废纸和废塑料。”

远西的露天仓库里，废塑料按不同质量一批批排好，辛格把我带到扎捆成堆的“混合废塑料”和“混合废纸”面前，指着里面的塑料袋、一次性快餐盒和酸奶罐说：“以前，这些物料都会被中国代理买走，而事实上，这些垃圾原本就不应该被丢进回收桶。”

一道禁令

回过头看，中国导演王久良2016年发布的纪录片《塑料王国》生逢其时。《塑料王国》著力呈现在废塑料回收产业最底层拼命工作的中国劳工，以及他们与塑料垃圾相伴的农村生活。镜头下，在中国山东的一个回收作坊里，五六岁的小男孩拿着从垃圾堆里翻出的针管取水喝，他的伙伴们还把废弃的塑胶手套当做气球吹。

村民说，放养在垃圾堆附近的羊，胃已经“长成了塑料”，而附近的河水和地下水也都被塑料回收厂污染了，大家只能每天买山上的水喝。在垃圾堆边，开卡车运垃圾的小工对着镜头说：“像这些塑料垃圾都是发达国家来的，日本、韩国、西欧……国家真要取缔的话，可以从源头上抓嘛？”

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撬动“源头”，在这条供应链中间，颁布了一道严苛的“禁令”：尽管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还在，但中国海关开始强力限制进口回收物。

中国政府对进口“洋垃圾”的收紧其实早有端倪，2013年海关开展的“绿篱”行动便以打击固废走私为目标。但要到2017年7月，中国环保部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WTO），宣布将在2018年初开始紧急停止4类24种固废入境时，收紧的效果才真正抵达产业链上游。

一年过去，禁令步步升级。2018年4月，中国新增32种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分别于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执行；2018年7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固废污染环境防治法草案中，列有“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的条款，预示着中国将全面禁止固废进口。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刘华告诉端传媒，通过执法检查、审批申请等管控手段，从2018年开始，进口废塑料断崖式下降。截至2018年8月3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审批的废塑料进口总重量仅约6万吨，与此前每年6至7百万吨的进口量相比，降幅几乎超过99%。

纪录片《塑料王国》虽未能在中国大面积上映，但中国政府对“洋垃圾”发出禁令的做法，富有成效地改写了舆论态度。“中国拒当世界垃圾场”、“颠覆行业”、“为全球治理提供契机”的点评簇拥着禁令，宣告中国将遏制“洋垃圾”的危害。

中国禁令的确搅动了全球回收物贸易，连锁影响一层层抵达到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国的普通家庭。里德尔所在的美俄勒冈州，曾经以回收意识高和垃圾回收率高为豪，如今则因长期依赖回收物出口，受到明显打击。

“坏习惯”以外的问题

里德尔读到的那篇报导，发表在波特兰本地媒体《维拉麦特周报》（Willamette Week）上，这份报导的记者也曾采访远西，得知卡车运到这里的回收物中，甚至有纸尿布、动物尸体和枪支，总结道：“中国政府要求垃圾回收的污染标准不得超过0.5%……波特兰人蓝色回收桶里的东西通常是这个水平的20多倍。”

乍看起来，批评波特兰居民回收习惯不妥与中国发布“洋垃圾”禁令的话语颇为契合。在提交给WTO的文件里，中国直指固废进口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要求杂质不超过0.5%（这个标准其实并未变化，只是此前中国从未严格执行）。禁令发布后，许多观察者以此为参照，补充路边回收项目里常出现非回收物的证据，连成一条逻辑链：“头号买家中国说，我们丢在蓝色垃圾桶里的东西太脏了，无法接受。”

然而，当我们把全球回收产业链条一环一环剥开看，这些年中国对回收物持续的需求，掩盖了这一行业的许多问题。

举例来说，各种消费品的塑料与纸质包装变得越来越复杂。俄勒冈垃圾与回收行业协会的执行总监米歇尔（Kristan Mitchell）在回收行业工作了26年，她告诉端传媒，一开始提倡居民回收的时候，回收物的种类只有几样，比如报纸、纸板、瓶子。“到如今，太多的包装物都看似可以回收，普通人一厢情愿将他们觉得可以再利用的垃圾丢进回收桶，却给整个回收业都造成了麻烦，”米歇尔说。

以塑料制品为例，业界通用的塑料分类标志与循环再造标志几乎一模一样，由三个互相承接的箭头组成一个三角形（不同的是，塑料标志会在三角形内用数字给塑料材质编号）。这很容易让消费者以为带有三角形标志的产品都可以回收再利用，虽然在美国，严格而言可回收的只有“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与“高密度聚乙烯”（HDPE）——三角形内的数字为“1”和“2”，譬如塑料瓶和鲜奶瓶。

其他编码的塑料并非完全不可回收，只是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经济投入，其中的杂质和无法回收的部分则须被填埋或焚烧，造成污染。一旦这些材料在仓库里聚集起来，回收站需要尽力寻找买家。过去几十年来，这些麻烦大多被中国包办。《塑料王国》的景象——回收作坊里对塑料垃圾进行手工分拣的工人——便是中国用大量廉价劳力处理上游遗留下的污染。美国科学促进会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2018年6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在2010年至2016年之间，进口塑料垃圾给中国已有的塑料垃圾增加了10至13%。

“洋垃圾”禁令之后，辛格所在的远西回收站，PET和HDPE等“高质量、易回收”的塑料垃圾仍能找到美国或加拿大境内的塑料回收市场，但是剩下的“混合塑料垃圾”，没了中国，等待它的只有真空。

“最坏的情况，便是填埋。”辛格说。

应对

就地填埋回收物的做法，已经发生。

俄勒冈州西南部梅德福市（Medford）的罗格公司（Rogue Disposal and Recycling）是回收产业上的“货运商”，连接普通居民与回收站。每周，公司的卡车挨家挨户收集可回收垃圾桶里的物料，再一路运到南边加州的湾区、波特兰或是西雅图的固废回收站（远西便是罗格的买家之一），后者综合回收物的市场价格和回收物的质量，或者付钱购买物料，或者收费处理物料。

“洋垃圾禁令”发出后，罗格这样的货运商受到来自下游产业的冲击：远西们决定减少接受回收物的数量、增加处理回收物的费用。

早在2017年10月，这份压力便抵达罗格公司。虽说中国的限制废物进口是2018年初开始，但从2017年5月开始，中国的买家就没再申请到回收物的进口许可。罗格公司的社区事务经理劳拉（Laura Leebrick）告诉端传媒，当时，波特兰和加州的回收中心发来通知，提供给罗格的回收份额将降低一半。同时，每卡车回收物的收费也增加将近一倍。

从各处收集起来的物料很快便无处可去。“仅一个月，我们的仓库和停车场就堆满了900吨的固废，”劳拉说，“又恰是雨季，堆在露天的回收物很快就被雨水毁坏了。”

公司的仓库只能堆积一个月的材料。重压之下，罗格迅速采取措施。先是向当地环保部门申请直接填埋无处处置的回收物料。罗格从2017年11月开始将部分回收物填埋，截止2018年7月，已经丢弃了近3400吨物料。

此外，罗格还限制从居民处收集的可回收物种类。在罗格负责的居民区，“混放”的回收桶从2018年3月开始只允许放置四类固废：波状纸板、透明或白色的牛奶类塑料容器、报纸（而非杂志）以及冲洗干净的铁铝罐。

“司机都带着相机，如果不达标他们就会留下照片存证且不会把那些垃圾取走，”劳拉说，而是留下警告性质的贴纸：“Opps”，下次回收物符合标准才会被取走。

把居民和商户丢走的回收物按期取走，再运往回收站，罗格代表的只是回收产业线上极小的一环。站在罗格的角度，填埋可回收物可以减少损失，而要求居民改变回收习惯是因为“我们提供的物料越干净，我们的下游才越可能接手。”

修改回收物种类后，劳拉说，2018年3月，回收物里有25%的不可回收垃圾，到了5月，已经降至17.8%。下游回收站为罗格重新打开了门，因为美国及加拿大的市场尚可以吸收这部分固废。

罗格并非特例，俄勒冈州自2017年9月开始到2018年6月底，已经填埋了11490吨回收物。美国固废业内媒体《Waste Dive》跟踪全美50个州受到中国“洋垃圾”禁令的打击程度，以西岸为主，包括俄勒冈在内的13个州都受到明显影响。填埋回收物的做法在爱荷华、亚利桑那、新泽西、维吉尼亚等地都有发生。

居民们不仅被要求学习更好的回收习惯，他们缴纳的垃圾回收税费也在上涨。波特兰市居民的垃圾回收税率，便自2018年5月起平均每户上升了2.55美金。在全美，提升市政垃圾税率的做法也已遍地可见。

中国并未“出局”

海关虽拦住“洋垃圾”，可中国制造业对廉价原材料的需求并未有降低——2017年，中国塑料制品行业累计产量7515.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4%。为了寻找原材料，中国再生企业开始走出国门。

据“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刘华的观察：“中国周边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利宾等已经成为‘洋垃圾’产业链中的一环，‘洋垃圾’在这里经过加工处理，最后将再生材料作为生产原材料销售给中国企业。”

不过，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Parc）废塑料处理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铉颖（Kathy Xuan）看来，将“洋垃圾”运至东南亚国家，只是一种“过境”的权宜之计。她说，“如今很多中国企业在国内无法生存，扛着设备去东南亚生产”。这意味着把回收过程中污染最为严重的部分留在了这些国家。铉颖打比方说，“如同你去邻居家，收了一棵白菜，把白菜帮子给邻居，却把白菜心拿回了自己家。”

来自山东的铉颖是废塑料进口回收的“元老”，1996年就进入塑料再生行业。她创立的帕克公司，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和中国山东青岛都设有工厂，每年出口至中国的塑料约5至10万吨。在“洋垃圾”禁令发布之后，帕克公司的业务便无法继续。2017年12月26日，铉颖申请破产，公司在青岛的工厂也已出售。

比起中国突然停摆的市场，东南亚的这几个国家没有消化这些“洋垃圾”的体量。2018年前4个月，美国出口商送至泰国的废塑料便增长了将近29倍。这给泰国带来极大压力，2018年6月，泰国暂停了所有塑料垃圾进口，并且已经提议本国工业部尽快对这类进口发出禁止。其他暂时“接手”回收物的国家也在采取措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已开始限制回收物的进口。

身处美国，铉颖的应对方法是联合各方投资——包括中国急需原材料的回收产业下游客户、美国政府和塑料生产者提供的回收项目基金——在伊利诺伊州投资兴建废塑料回收深加工的工厂。半年内，她已经在伊利诺伊州找到200亩地，建起新的再生工厂。

美国已经有些时候没有发展过回收行业了。在俄勒冈州，1980年代时制纸业还很发达，曾雇有超过1万名工人，生活废纸一直都是供应这些造纸厂的“都市森林”资源；但2010年以来，多家造纸厂都倒闭了。其中，俄勒冈市造纸厂在2011年关闭时，业主指责中国对废纸的需求，抬高当地纸制品回收物的价格，使当地工厂无法与其竞争，导致造纸厂关闭；另一方面，这也与美国制造业的环保条例越来越严，劳力愈加昂贵有关。许多污染严重的工厂都搬去了其他国家。

铉颖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国家需要这些固废材料，哭着喊着去买回来，如今时过境迁，所有人都要应对。现在美国不是提倡制造业回归吗？既然可以在美国制造，那也可以在美国回收。”

不过目前看来，新工厂的深度加工之后的塑料粒，大部分还是会卖回中国。而且，紧锣密鼓筹备着新工厂的铉颖意识到，要想在美国回收塑料，还需要从中国聘请技工，“这里没有做过这种加工的人才。”

长远看，若没有尽快新辟解决的方法，到2030年，全球将会有1.11亿吨的废塑料因为中国的禁令，无法被回收而被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