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大玮和蔡阿红夫妇是“50后”，他们住在天津，退休之后不会玩微信、不会跳“广场舞”，便宅在家里做泥塑解闷。家里的小鹦鹉去世，倍感心痛，为怀念陪伴自己十几年的小生灵，他们便从鹦鹉的形象为起点，捏出各种奇异的、长着鹦鹉脸的小怪兽，颜色各异，神情别致，至今捏了几千个。女儿拍照发到社交网络上，没想到吸引许多赞叹，这些小怪兽陆续被全国各地的藏家收藏或参加展览......
屋大玮蔡阿红夫妇，以及接下来将一一提到，来自中国各地，原本籍籍无名的一群人，却因为各自拥有的才华， 而获得一个共同的称谓：“素人艺术家”。
顾名思义。素人艺术家，是指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艺术训练，却具有天赋和创作才能的艺术家，在进入“艺坛”前，他们是业余创作者，不以作品为生。
在欧洲，有自学成才的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他原是个从事税务工作的公务员，经年累月在卢浮宫观展、临摹，画出不朽名作《沉睡的吉普赛人》等。在香港，有人称“九龙皇帝”的曾灶财，他只受过两年教育，长年在九龙街头涂鸦、书写家族史，作品曾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并进入大画廊、大藏家等主流艺术体系的视野。
素人艺术在欧洲、北美虽属小众，却已逐步建立成熟而完整的学术研究和市场体系，而在中国大陆却鲜有人知晓。可中国人口众多，该有多少默默无闻的亨利·卢梭或曾灶财呢？原先在艺术媒体工作的北京女孩刘亦嫄，嗅到了这一“宝藏”。2015年开始，她通过朋友圈子结交了一群散落在各地的素人艺术家，并将他们的作品集合在一起，筹建中国大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素人艺术展。
这个展览名叫“素人艺术节”（Almost Art Project），2018年是展览的第四年。
艺术圈里的outsider
2018年6月29日，展览的开幕当日，北京798艺术区东北角落里的Tabula Rasa画廊，没有惯常的鲜花、香槟与名流，参观、交谈的多是圈内藏家、艺术爱好者和普通的游客。
在素人艺术节的展厅里，不以创作者来区分，而是将所有的作品打乱，甚至连创作者的名字都细小得难以发现，引导观众去关注每一幅作品本身的内容。只有和那些来到现场的艺术家本人聊过之后，才得知背后那些完完整整的故事：
—— 出生于1947年的山东人邵炳凤大半生都跟着在油田工作的丈夫走南闯北，从胜利油田到中原油田，再到兰考油田，她作为油田家属做过各式各样的繁重工作，洗泥浆泵、修路种树、开托儿所……直到60岁退休之后，偶然在家拿起纸笔画画，仿着家庭老照片的样子，依着自己的想像力，越画越上瘾，越画越多。从事艺术工作的女儿看后震惊，托朋友将母亲的画作挂到网上，取了个颇有噱头的名字叫“六旬老太PK张晓刚”，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被法国一间画廊看中，一下子买走了100多幅，后来还在北京的专业画廊里做了个人画展。
—— 出生于1981年的汪化，原名季红燕，老家在福建的山村。她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之后辗转各地打工谋生，2012年来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食堂工作，在食堂二楼给学生打饭，工作之余在租住的地下室里画画。她去宜家买来50米的纸卷和签字笔，在上面一笔一笔画下细密的线条，蔓延成各种形态的图像。一位油画系的教授发现了她的才华，接着她上了电视，被更多人知道。现在，作家许知远邀请她到单向街书店做“驻店艺术家”，每天都在书店里画画。
—— 在辽宁省抚顺出生的冯藏予今年55岁，他曾在家乡做农民，种玉米、水稻和麦子；后来到北京打工，卖过服装和古玩旧物。2004年遭遇一场车祸，他在家养伤，开始自学水墨画，拿着八大山人的画临摹。他发现“笔尖触到纸的时候”，自己就“浑身舒畅”，“像做了按摩一样”，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地画了下去。2007年，他搬到北京的“画家村”宋庄，过上简朴而自在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画画，他的妻子还在家乡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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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冯藏予此时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他额头黑亮，双眼有神，穿着不起眼的T恤衫，斜挎着揹包，好奇地打量着驻足的观众，也问着记者对作品的看法。他说自己是一个“对什么都没有规矩”的人，之前没上过什么学，也不和美术院校出来的画家比较，“各有各的玩法”。
因为经济拮据，冯藏予创作用的材料大多来自捡拾的废品。他对纸情有独钟，既收藏多年的老纸，也用废纸磨成纸浆再重新创作。他把材料比作衣服，“买了一件新衣服却不想穿，弄旧了，舒服了，有了旧的气息，才穿。”
单纯、直接的图像充满了他的画面。他说自己从十几岁时就对艺术“非常有感觉”，一画画就兴奋，画累了睡一觉，“赶紧起来再接着画”。只因家庭条件有限，从未有机会进入高等艺术院校学习。但现在，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身处传统的框架之外，“每天的新鲜感时时刻刻地触碰着自己”。
一切都凭着感觉走，独自摸索着，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这几笔差不多了”，“画里的笔触，贴在心里了”，“拿出去不会给自己丢脸”。他叩过荣宝斋的大门，那是中国最有名的书画交易商之一，却被拒之门外。“人家连看都不看，”冯藏予回忆，“他们只经营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200多个艺术家的作品。”而默默无闻的他，被认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人。
刘亦嫄在英国和瑞士学习艺术管理的时候，也曾感到整个班级里只有自己是一个“Outsider”。很多外国同学有家族的艺术传承，“家里不是开画廊，就是开博物馆的。”“他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找课题的时候，她“怎么找都找不过他们”。于是她“只能往outsider——他们相对比较忽视的领域里面去找”。
学成回国，刘亦嫄做了五六年艺术媒体记者，认识了几百个圈内人士，去世界各地看过展览，却遭遇了自己的职业中转期。闲时翻看求学时的笔记和资料，她想起2009年在英国时，有个叫James Brett的策展人做了名为“The Museum of Everything”（万物博物馆）的素人艺术展，轰动异常，几年后，这个策展人还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开辟过名为“Outsider Artist”(局外艺术家)的区域，也影响深远。她便参照James Brett的经历，开始在中国挖掘素人艺术家。
那时她逢人就问，朋友陆续给她推荐了十几个人选。看到作品后，刘亦嫄“极其震惊”，“这些作品太好了，怎么会没有人给他们做展览？”
偏爱的原始性
她眼里的“好”，是指一种原始性的艺术表达。这与她过去看久了的逼真写实的艺术作品大不一样，“你知道很多职业艺术家，没有照片做参照，是画不出来的”。而她看到的素人作品，“不需要图像的指示，也可以直接地在头脑里构思。”这是她心目中再宝贵不过的东西。
在和端传媒记者的交流中，刘亦嫄频繁引用了英国伦敦大学古典传统史教授贡布里希（Sir E．H．Gombrich）的著作《偏爱的原始性》(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书中陈述，艺术爱好者往往更偏爱某种天真、纯朴、笨拙甚至粗陋的画作，因为其中“有高贵、力量、单纯和真诚，这也是对庸俗、萎靡、堕落和浮华的抗争”。
用刘亦嫄自己的话说，她喜欢的东西很“拙”，但“特别有趣味性”。素人艺术节上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她和团队依据这样的标准挑选出来的。而那些学院派的、匠气很重的、缺少原创性作品，统统被她排除在外。
屋大玮和蔡阿红夫妇对端传媒记者回忆，两年前，刘亦嫄透过微信与他们的女儿取得联系，希望能到天津亲眼看看他们的泥塑作品。“她一进门，就蹲在那个架子的右下角开始看，看了很长很长时间，”蔡阿红指着家中陈列作品的白色书架说，当时刘亦嫄捧着一个泥捏的小怪兽问，“叔叔阿姨，我能拿走帮你们做展览吗？”后来，他们选了一些作品，女儿用塑料泡沫小心包裹好，装进行李箱，从天津拖到了北京去。
屋大玮和蔡阿红都是普通的退休人员，从未想过自己的作品会受到大众赏识。“只是源于对小动物的爱，”屋大玮记得，他们的鹦鹉总有一种天真可爱的神情，有人靠近，它也会凑近，高兴起劲地吵闹，它甚至会模仿人的行为，躺在笼子里睡觉。而鹦鹉去世之后，“用纸笔勾勒一个图形，用泥捏一捏，弄一弄，总觉得它还活着。”
后来，他们捏了很多以鹦鹉为原型的小怪兽，树鹦鹉、龙鹦鹉、白菜鹦鹉，山峰鹦鹉……屋大玮说他把“鹦鹉神话了，图腾了，”成了他想像中的“神鸟”。作品系列也越来越丰富，捏的满意的，就放在书架上，不满意的，就毁掉重来。有时捏得投入，老两口连饭都顾不上吃。
汪化也是如此。刘亦嫄第一次去汪化租住的地下室拜访她，发现房间还不足十平米，昏暗潮湿。“那时她的工资很低，只有八百、一千这样，”之所以做低薪工作，是因为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小时，能有大量时间来画画。“她就是忍不住，想画画。”
刘亦嫄评价这些素人艺术家“创作初衷与职业艺术家不太一样”。素人很纯粹，创作的缘由就是想要创作，“他们没有哪天是不想创作的”。而“作品能不能卖，能不能养活自己，都不是困扰他们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受拘束，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创作上更加自由。
他者的浪漫想像
同样，购买素人艺术作品的人，也不是“想要升值”，而是“真的喜欢”。
邵炳凤对端传媒记者回忆，当有法国藏家提出大量收藏她作品的时候，她十分不舍。女儿劝她，“人家是专业画廊，收藏起来比起堆在家里有意义得多，还能让更多人看到，”她便放手出售。屋大玮和蔡阿红夫妇也是，卖出一个泥塑，心情“像嫁女儿一样”，但“嫁了一个好人家，心里也高兴”。
既然要面对市场，定价的问题就无可回避。有的素人艺术家完全拒绝出售，甚至连公开展览都不愿意；有的却非常随意，“拿走随便卖多少钱都行，分我（钱）就行”；还有的凭一股“傲气”，开出百万天价。刘亦嫄和他们商讨，“如果希望这个事是长期的”，“就不能再贵了”，因为只有价格低，喜欢的人才愿意去支持，才有能力收藏作品。在素人艺术节上，她与艺术家按照行业惯例五五分成。
不少作品都让职业艺术家、策展人和资深藏家买走。有学院派艺术家看了啧啧称赞，“这东西我这辈子都画不出来，”“有点像毕加索看儿童画的感觉，是一辈子都回不到原初的状态。”那些人也如此评价屋大玮和蔡阿红的作品，“我一辈子都无法捏得这么神似，但是又没有写实的感觉。”
一些人是带著猎奇、发现新大陆的心情来的。有些人生活优越，是艺术的惯常消费者，而在此之前，他们甚至不知道底层人民的存在。刘亦嫄在美国社会学者Gary Alan Fine所著的《日常天才：自学艺术与本真性文化》一书中，也读到相似的情景，人们会在一开始浪漫化素人艺术家的创造和生平，藏家听到这个人的故事，越是穷苦，越想要去买，而忽略了作品本身。
这成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发现素人艺术的是专业人士，消费素人艺术的是精英人士。
刘亦嫄因此遭到过批评，“说我就是站在他者的浪漫想像中……这些作品没有那么好，只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够好。”她坦陈。
素人艺术节连续举办四届，有多少人是被作品感染而来，又有多少人是被创作者的戏剧性身世吸引而来呢？刘亦嫄向自己发问。
由此，她开始思索另一个问题：素人艺术家虽未接受正式艺术训练，位于艺术圈边缘，但随着曝光率越来越高，他们也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社会主流的价值、地位和金钱的网络之中。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为“艺术”，从而得到进场交易的资格？
“这个定义一定是艺术圈内的权力阶层、话语阶层给出的，”刘亦嫄承认这是艺术圈的现实。“譬如全世界最有名的当代艺术策展人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他说这个东西是艺术，那就是艺术。这是赤裸裸的现实。”而刘亦嫄自己作为中国素人艺术的发掘者，也不由自主地成了“何谓艺术”的定义者。她一方面有著“反权威”的叛逆和勇气，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成为素人艺术节上的“话语阶层”。她感到有些矛盾，亦觉得这或许是今后继续探索的方向。
目前能想到的应对之术是，不以艺术家为类别布展，而是完全打乱作品，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容本身。若想要仔细了解创作者，可以与艺术家交谈，或者浏览他们出版的画册，获取更详尽的信息。
她希望自己做一个“有良商人”，让作品的价值透过交易的价值体现出来，而不是一个公益事业者。“有良”是指不为素人艺术家编造故事，炒作高价，但期许“大家在了解他们的故事同时，知道这些作品是好的”。
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