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五十年前出海的港商，曾在加纳经营最大纺织厂

打开一扇带有锈迹的铁门，昏黄的厂房内毫无生气，木材、钢片散落一地。各种器械早已落满灰尘，几十卷不同印花图样的滚筒静置一旁。“这些机器还没坏的”，广良宇踱步到一台印花机前，不无惋惜。虽已年过78岁，他显得精神矍铄，脚步也毫无迟缓。

曾经生意兴隆的时候，仅这一个印花车间就容纳了四百多工人，一个月能印100多万码布（1码约为0.9米）。而这里只是加纳纺织公司（Ghana Textile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下称“GTMC”）冷清的一角。七十年代，GTMC是加纳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之一，业务涵盖织布、染布、印花，鼎盛时期雇有超过三千工人。如今，生产厂房已停止运营，只有小偷会偶尔光顾，库房被重整成物流货仓，这是这间工厂目前的唯一业务。

“这很可惜了。开这样一个厂不容易。”广良宇感慨。算起来，据他首次踏足加纳已有近五十年。他生于上海，在政治运动的动荡中南下香港，至今讲起粤语仍不时夹杂乡音。广良宇最初随家人的纺织生意来到加纳，在七十年代生意风生水起之际，他奔赴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又在加纳遭遇经济低谷时回到这片土地，见证兴衰过后的物是人非。这样不凡的人生履历，不止折射加纳纺织制造业的大起大落，也将异乡人在大时代的沉浮娓娓道来。

再苦都要往外走

广良宇生于四十年代，来自上海一个商人家庭。因家庭成分不好，他记忆中的上海生活“精神压力很大”，说错做错都会担心政治后果。“生活苦还是其次，你觉得没有安全感，你害怕。”早在青少年时代，“再苦都要往外走”的念头已深植广良宇心底。

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发起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制裁党政人员贪污及私营工商业者在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工商界人士、资本家成为首当其冲的斗争目标，大量人员逃至香港避险。

广良宇的父亲最先移居香港，母亲和几个兄弟姐妹陆续跟随，广良宇则直到1965年才南下与家人团聚，他觉得香港“真是不错”，却不愿多谈在上海和香港的经历——这或许是恐惧笼罩在头顶经年不散的后遗症，人在香港时，他依旧“有的话都不敢说，要好几年（后）才不怕”。

六十年代，承袭大量南下资本及技术的香港轻工制造业发展迅速，到1967年，香港共有11000家纺织厂，雇佣工人43万。以宁波帮商人为首的资本家已经放眼海外，寻找未开发的投资热土。广良宇的叔叔广从兴便是其中之一，他四十年代末到香港，靠经营染料和纺织品起家，是知名的宁波籍侨商。

香港商人们将目光聚焦在刚从英国统治中独立的加纳。彼时加纳正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大力扶持本地制造，向外来投资打开窗口。看准机会的香港富商在特马（Tema）和塔科拉迪（Takoradi）安营扎寨，主要从事搪瓷、胶鞋、香烟等货品的生产和贸易活动。特马和塔科拉迪是加纳仅有的两个港口，分别位于加纳东部和西部海岸 。

1961年，广从兴在特马成立了GTMC，主营纺织和印染。彼时西非发展滞后，本地生产的平价消费品销路很广。早期的华人移民调侃当时的加纳——连卖废品都能赚钱。

1968年，广良宇来到加纳，在叔叔的工厂担任销售。回忆初到非洲的时光，广良宇说：“二十多岁的人很容易适应，晚上出去喝喝酒，日子也不太难过。”

他每天开车在外奔波，印花图样由客户指定，接到订单才能开工。问他那时本地客户是否对“中国制造”缺乏信心？他立刻纠正道：“我们是中国人做的非洲产品，不是中国人的产品。加纳现在变了很多。最开始的时候做非洲人穿的东西，设计完全不同。”当时“中国制造”还没走出国门，GTMC的花布完全在本地制造，图案迎合本地人口味，主要是些小鸟、大象；面料则是全棉质地，男人们可以整块布披上身，白天吸汗，晚上保暖，很受本地人欢迎。

六十年代的加纳大力推广本土化经济政策，以代替过去原料出口和工业品进口的殖民地经济模式。独立初期，开国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主张扶持国营制造业，并增加基建项目投入。期间尽管制造业产出比重有所增加，但因为本身技术发展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工业发展遭遇阻滞。恩克鲁玛被推翻后，加纳转向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放本国市场并实行汇率自由化。然而，开放导致了进口额的快速增加和国际收支平衡进一步恶化，政府外汇储备消耗严重，致使本币大幅贬值，为政治动荡埋下伏笔。1972年加纳政变，军政府重新升值本币并严控外汇数量，企业需要特定的进口许可才能向政府申请外汇额度，保护性政策又占据主导。

由于第二代塞地（“GHC”，1967-2007年间加纳货币单位。1972年，1塞地约等于0.78美元）价值被人为高估，获批进口许可的企业能用低于黑市价格很多的官方汇率换取外汇，很自然占据了价格优势。比方，进口同样一匹1美金的布，通过政府汇率只要不到3塞地的成本就可买到，在黑市却要30多塞地甚至更多。

不少厂商利用汇率差价赚得盆满钵满，广氏企业也不例外。只是特权的兴起也助长了腐败。对商人来说，政府关系越好，获得的资源越多。广良宇记得，借着政策的好处，有相识的纺织厂老板做生意几乎没有出过钱，收入仍是源源不断。

这样的“好政策”亦吸引到其他港商。1970年，18岁的香港人卢生跟着港资工厂迁至加纳，接替厂里要退休的老师傅（师傅，英文名为master，是香港对工业技师的尊称，需掌握一定年数的经验，可带学徒）。“18岁就做master，飘飘然那个时候。”卢生说。

卢生家境不差，亦是家中独子。临行前，母亲对他说：“如果在非洲做不好，那就回来，”反正年纪轻轻，没有损失。

工厂做的是给铁罐印花的生意。卢生第一年的薪水是每月1000多港币，包吃包住，比从前做学徒时的3、400港币已提升不少。

广良宇并没能亲历那段“躺着也能赚钱”的年代。1972年，他离开了加纳到美国读书，主修商业。在美国的日子舒适安逸，但发达社会完善严整的规章制度，反而令他怀念自由自在、处处机遇的非洲。1980年，广良宇回到加纳，繁荣的景象已走到剧终。

“中国制造”来了

货币的黑市交易使当地经济“一塌糊涂，完全破产”。由于外汇不足，对进口原材料需求较大的制造业产能也开始下降。啤酒厂穷得没有足够外汇进口原料，“啤酒上的商标纸没有了，你要看是什么啤酒要看盖子，因为没有钱贴商标纸。”广良宇回忆。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份研究显示，1979年至1982年间，加纳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人均生产总值仅是60年代末的2/3，产能利用率更是减半。

1983年，加纳政府在世界银行主导下接受了经济复苏方案(Economic Recovery Program)，实施包括货币贬值、削减政府开支、利率自由化等一系列措施以重塑工业生产力。本币贬值致使加纳纺织业成本上涨，本地制造的优势随着对它的保护一并消失。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上世纪70年代后期，加纳的纺织和服装制造业共见证了大约150家大中型企业的兴起，为近25000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到2002年，仍在运行的大型企业只剩四家，GTMC占据其中一席，就业总人口仅剩5000余人。更糟糕的是，汹涌而至的外来竞争——中国制造，打得这些久居襁褓的企业措手不及。九十年代，中国纺织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便宜的价格、高效的生产，让中国制造迅速在国际市场站住脚跟。

最初，进入非洲的大陆厂商对当地市场知之甚少，不仅摸不清消费者的喜好，也不了解不同非洲国家间着装文化的差别，生产出的布在花样颜色上都不出彩。GTMC于九十年代合并染布业务，将重心转向印花，因为后者仍受流行影响，本地厂商能占据先发优势。

这一优势转瞬即逝。“现在国内全都学会了，很厉害。”广良宇说。加纳当地工厂里，一些工人退休后跑到大陆工厂做顾问，告诉那边非洲市场喜欢什么、怎么推广。还有中国商人直接买通本地印花厂工人，把时兴的印花图案拍下来，通过网络传回大陆，再照葫芦画瓢进行生产。“布这种东西没有copyright，一个布做出来，大概三个月吧，大陆那边就会运过来一样的布了。”这些进口布料比本地制造便宜很多，很快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广良宇强调，来自大陆产品的竞争只是诱因。加纳纺织业发展本身就“先天不足”。比方说，印染过程中织物需要平幅快速通过高温火焰烧毛，加纳的供电并不稳定，传输带一旦停转，原布就会在火焰里付之一炬。又比如，因为女性无法在生育期工作，加纳一些制造业工厂偏好雇佣男性工人，但后者并非没有劣势：在GTMC，一个加纳男工同时照看12台织布机器；而在大陆的纺织厂里，一个女工可同时看管36台，效率上不可相提并论。

“你不能全怪他（工人）不好，”广良宇说，造成这种差距的并不仅仅是发展条件和工人技能，“我们的纱不好，有粗有细，很容易断。男人手粗，接头又慢，很多原因”。

九十年代初，卢生的工资涨到每月8000多港币，厂子效益却在下滑。为了给儿子们更好的生活，卢生与妻子一起在首都阿克拉开起了餐厅。卢太比丈夫晚十几年来到加纳，和丈夫一样来自香港，祖籍上海。

当时，阿克拉的华人移民数量不多，中国餐厅数量也没有饱和，炸物和炒菜这样的重口味食物很合本地人胃口，餐厅的收入非常可观。据卢生所知，投资成本小、利润高的餐饮生意是当时不少香港人在面临工厂经营困难时的理智选择——自己做老板，不光钱赚得多了，还能接触不同阶层的“达官贵人”，社会地位提升不少。像广良宇这样的实业家就是夫妻俩开餐厅后结识的。因为与上海和香港都有剪不断的联结，两家人不时你来我往。

在本地市场贫弱、外来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广良宇仍未离开纺织业。

2000年末，GTMC发生过几次罢工，一拨工人挑头要成立新的工会，期间与旧的工会产生了冲突。斗争陷入焦灼之际，闹事的工人把铁闸一拉，罢工不干了，同时还阻挠其他工人返厂上班。广良宇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办公室的门和玻璃全都砸烂了，警察派了带有水枪的车守在场外，靠催泪弹才把闹事的工人赶了出来。经历这次事件，工厂元气大伤，织出来的纱质地也差，最后只能停工六个月。再开工时，广良宇一次炒掉了八、九百人，千人规模的厂子，最后只留下三百多人染布、印花，纺与织的业务干脆停掉不做。

“我们的厂以前很大。”至今提起此事，广良宇仍语带无奈。后来，他发现大陆的布比厂里织的便宜，质量也好，便从大陆进口布料在本地印染。

生意每况愈下的工厂不止广氏一间。2000年后仍在运行的大型纺织厂中，有六十年代就开始投产的港资染厂。当地华人听说：整间厂越做越亏，只是迫于政府对就业和税收的承诺而不愿关张。距离GTMC厂房不远的GTP（Tex Styles Ghana Limited）也是外资厂商，主打高端印花布。面对进口廉价花布的闯入，早有外国媒体报导称GTP正在困境中挣扎。商人们对大环境心知肚明，只是有人选择撑起门面，继以维持。

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化。除了中国产品，廉价二手衣物正在冲击本地制造。经济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则倾向去商店购买流行服饰，而不是买布裁剪。

2010年前后，GTMC开始转型物流生意，将做纺织的厂房改成仓库，部分印花机器还在继续生产。仓库没有管理费用，经济好的时候，物流收入甚至可以超过印花。可惜这样的境况很快也开始碰壁。一些同样窘迫的工厂看到了出路，也把机器卖掉做起了物流，竞争开始加剧。2016年后，GTMC印花布的生产全面停滞，只剩仓库还在维持。如今，厂房内仍有零星的工人在照常办公，但要问工厂未来何去何从，谁都没有答案。

“他很害怕回头，害怕追不上香港的生活”

亲历加纳制造业五十载起伏，广良宇如今觉得在非洲做工业可能“不太行”。“它要是行，我们六几年开到现在应该行，结果不行。”

劳动密集型产业看重成本和效率。工业文化缺失，硬件落后，这给加纳的制造类企业带来诸多瓶颈。相比之下，中国人能吃苦，“勤力一点”，从事工业制造效率更高。肯吃苦的一大动力是对更好物质条件的迫切渴望，这与广良宇当年的目标有着很大不同。

广良宇来自上海商人家庭，环境优越，远离家乡主要迫于政治压力。他来到非洲打拼时，家人早已打下基础，日子相对不算辛苦。而如今很多中国移民前来非洲只为改变物质生活，能够挣钱就会留下，“生意难做了就去另一个非洲国家，”想法和做法和早期移民有着很大分别。

今年59岁的卢太则觉得她的大陆朋友“很有胆”。加纳交通状况差，社会安全也比不上发达国家。一些大陆朋友来了非洲几个月就敢自己开车出门，而她自己至今不会开车，要依赖司机。她也佩服那些单枪匹马来非洲闯荡的大陆女人，“很厉害，不像我们香港太太，很胆怯。”

过去，“香港人”的身份会让一个华人感到脸上有光。如今，在加纳、美国、香港、上海之间四地奔走，卢太渐觉香港开始停滞不前，相比中国大陆早已没有优势。来加纳之前，卢太在香港一间纱布厂工作，离开的时候，很多香港纺织企业已经开始向北上转移，她工作过的厂子在1983年倒闭，转型地产。

回头看，卢生觉得自己从打工做起，如今有份不错的生意，应该满足。可他还是感慨有些机会没有抓住。做餐厅人面广，如果从前多想一点，说不定能做上更大的买卖。“没有大野心，打一份工作就做一份工作”，这是卢太对香港移民心态的一种判断。

如今，最早一批香港移民已各奔东西。一些有产业的老板们回到香港过回富裕日子，务工者们则大多去了美国或加拿大，在稳定一些的环境里寻找生活。卢生卢太的两个儿子已在美国成家立业，无论未来是回到香港享受安逸，或是到美国跟后代共聚天伦，都不失为夫妻二人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憧憬。

几十年前，当卢生离开工厂另寻生计，卢太读出了某种因疏离而产生的焦虑：丈夫十八岁就在工厂做师傅，手下带学徒。“这里（加纳）的机器十年如一日不会变新，香港的机器一直在向前，他很害怕回头，害怕追不上香港的生活。”

阅尽多变的世事，广良宇则更向往平静知足。眼下，他一边为工厂的后路做打算，一边在闲暇时光享受古典音乐和摄影的乐趣。对他来说，故乡可能会永远成为一种陌生的存在。他眼见上海“什么都有，很豪华”，甚至让他想起当年南下香港时那种赞叹的心情。可若要问如今的上海是否令他向往，他却总觉浮华之下有些东西求而不得，自问道，“有些时候不是吃饭喝酒就能解决问题吧？”

言下之意，物质终究不是生活的全部，有些自由只有他处可寻。

（应受访者要求，广良宇、广从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