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之后，法国街头示威运动何去何从？

【编者按】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成为当年全球性社会运动的高光时刻。然而自此之后，法国街头示威运动却经历拐点。一方面，当共和体制稳固后，示威变得平常化，政府不再视之为体制面临重大危机的挑战，尤其1982年实现政权和平轮替后，示威的政治意义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法国示威活动本身趋于多样化、碎片化，却越来越缺乏自身独特性，并最终与政治代议制的危机殊途同归。五十年来的法国经验，对港台两地读者或许不无借鉴意义。

长久以来，街头示威（manifestation de rue）在法国占据着政治中心位置，然而在1970年代之际它似乎消失了。即便法国的街头示威如今依旧数量众多，但至少失去了其独特性，成为如今被称作“抗议式民主”的表达形式之一。

法国街头示威的历史特性

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一样，1880年代第三共和时期（战胜保王派）当权的共和派，排斥个体与国家之间一切有组织的中介。议会被视为社会唯一正当的政治代表，一切中间组织（structures intermidiaire）都被视作缺少正当性，因为它们表达的是个别利益。19世纪初期，大写的“街头”（Rue）一词往往指代革命，它在多个君主制的建立与倒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可以解释人们对政治党派、工会与社团的不信任，直到1884年与1901年法律之后，工会与社团才被视作合法，这比英国等国要晚的多。

19世纪初期，大写的“街头”（Rue）一词在法国往往指代革命。

同样，对于公共空间中一切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不信任态度持续得更久，这种动员形式（即示威）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即便它对新生的共和体制已经不构成威胁。

因此，当获胜的共和派将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规定为法国的基本自由时，却并未将示威自由列入其中。此外，1946年宪法与1958年宪法也没有明文规定在公共道路上示威的权利。各市镇有权逐案审议是否批准公共道路上的游行示威。在这一点上，德国、英国、比利时都比法国更为自由。

与其他欧洲国家颇为不同的一点是，在法国，普选权自1848年后就得到认可，中间团体的示威却被视为不合法的表达方式。而在欧洲邻国，示威则促进了普选权的到来，却并没有因此被视为不合法。由于不同历史进程，在各国的国民观念中，“街头”并不具备同等的份量。

在法国，示威并非重大体制危机的表现

和一度成为“革命”同义词的“街头”相反，从1950年代起，人们开始用manifestation的缩略形式——manif这个小词来指称示威。这种示威的发起者多种多样，从左翼到右翼不一而足。

一旦共和体制建立并稳固地存续下去，示威就不再与“叛乱”或“革命”混为一谈。即便在法国这样一个以宪政体制不稳定（1958年前）而著称的国家里，不管是1940年（维希政府成立），1944年（维希政府垮台），抑或1958年（第五共和成立），在新制度的诞生或者旧制度垮台过程中，示威都并未扮演任何角色。

然而另一方面，在影响第三及第五共和的两起政治危机中，这些示威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即1934年2月法西斯团体借政坛丑闻组织示威，试图夺取政权，工会组织大规模示威予以回击；以及1968年5-6月间的“五月风暴”运动。在这两起危机中，大规模的示威既开启了危机，同时又为其找到相应出路。这些示威反而有助于在既有管理框架下解决危机。因此，当革命的篇章翻过去之后，示威成为“拥护共和”这一社会共识的表现方式之一，正是在这一框架中、也只有在这一框架中，反对意见才能够得以表达，尽管有时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方式表达出来。

1934年和1968年的示威显示出，法国所经历的危机并非体制危机，共和体制在这两次危机中都存续下来。自法国革命以来，民众大规模动员以抵抗国家之敌的意象，已经深深植根于民族想像之中。而在这两次危机中，获胜者以共和国名义广泛动员民众，抵抗那些威胁、或被认为威胁到共和体制的人：如1934年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极右翼分子，以及1968年戴高乐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者与极左翼分子。

在1968年之后，抗议示威在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再扮演如此核心的角色。如今的示威依旧借用上世纪初已经确立的行动模式。大多数示威属于“示威-游行”（manifestations-processions），旨在构建一个群体的形象与身份，或属于“示威-请愿”（manifestations-pétitions），旨在向公共权力机构或雇主表达诉求。

自197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示威数量迅速增长。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1962）到1968年，法国平均每年有不到50次示威。而1990年代以来，这一数字超过了每年1000次，如今则每年数千次。其中一些规模微小，另外一些则规模巨大。

示威成为质询政府的常规方法。在1984到2006年之间，一些示威成功压倒了具体法案、提出相关法案的部长、有时甚至压倒了政府（1984年）。这一系列中的首次示威，即天主教徒动员起来抵制左翼政府的私立学校改革法案，为其后十余年间学生或雇员的抗议示威开辟了道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1995年反对退休改革法案的示威。

抗议示威压倒法案或法律，但经历失败的数个政府也并未将其视为重大政治危机的表现。

抗议示威压倒法案或法律，这在1980年代之前就偶有出现，但新的情况是，经历失败的数个政府也并未将其视为重大政治危机的表现。街头示威成为某种“民众立法创制公投”的行为——尽管未被写入法国宪法。可以说，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如果不威胁到公共秩序的话，示威似乎潜移默化地成为所有人眼中参与法国政治的惯常方式。而宪法委员会1995年的一项判决，还将示威提升到准宪法权利的地位。

这一变化与1968年“五月风暴”后法国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密不可分。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点：将示威作为重要斗争策略的极左派和法共先后衰落；在1981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第一次使得共和体制与权力轮替原则并行不悖（此前一直是右翼戴高乐派执政）；之后，左派总统密特朗与右派总理希拉克（Jacques Chirac），以及右派总统希拉克与左派总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实现了左右共治。在法国当代历史上，这些变化第一次在既有制度框架内得到实现。

1904年开启的“民众立法创制公投”于2003年落幕。自此之后，没有一次大规模动员能够成功地压倒一项法案，无论是右派针对同性恋婚姻平权，还是左派针对法国国营铁路改革都是如此。2006年高中生与大学生关于法定最低工资的示威是唯一的例外。2003年，针对一项新的反对退休改革法案的示威，总理宣称“并不是由街头（Rue）来统治”。这一措辞是刻意选择的，不乏挑衅意味。但政府并未退让。它成功地推行了1995年失败的退休制度改革，同时还成功地质疑了1980年代以来抗议示威在政治生活中所获得的地位。不过，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并未认可这一转折，在面对不同性质的改革时，二者依旧定期诉诸于人数众多的示威，来使自身的诉求合法化。

新的街头运动形式

当历史翻过19世纪末革命与叛乱这一页之后，街头示威已成为政治行动的一种模式，它象征着走向更好的未来，或许更确切地说，走向历史的终点。在这一点上，街头示威构成了革命曾承载的即将来临的“希望地平线”（horizon d‘attente）的替代物。

近30年以来，公共空间中还出现了新的街头示威形式，深刻改变了其面貌。

在这些新形式中，第一组由“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所构成，其目的是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采取非法手段、并借助媒体的轰动性影响，来获得即刻的成功。这种直接行动的案例之一，就是法国农民与环保主义者所发起的反对转基因的示威行动。

第二组可被命名为长途毅行。指那些持续几天从一个城市步行到另一个城市、表达其诉求的示威活动。这一类行动在1930年代的英美较为常见，在法国长久以来较为罕见，但自1983年以来变得频繁了。这一年，生于法国的北非移民子女决定从马赛步行到巴黎（1000公里），以呼吁平等并反对种族主义。

这种行动方式继而为其它群体所援引，如“行动起来反对失业”的运动。1994年，失业者们选在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全民公决那一天，从一系列城市汇聚到巴黎。他们将其游行界定为“我们对我们的公决”，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议会民主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并期待践行一种议会民主的替代方案。

当历史翻过19世纪末革命与叛乱这一页之后，街头示威象征着走向更好的未来，或许更确切地说，走向历史的终点。

第三个显著改变是，近三十年间，许多组织将其示威活动界定为“游行”（marches），事实上却呈现出传统示威的诸多特征，如在一个城市内举行、持续时间较短、与当局协调好路线、举着旗帜与标语。而最近几年，“游行”这一词语也用于指被歹徒或警察杀害，或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青少年的家人、邻居或朋友组织的示威。受启发于比利时在一起恋童癖事件后组织的白色游行（Marche blanche），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有沉默行进的队列，没有旗帜或标语。

“游行”这一词汇也常常用于指称国际上同仇敌忾的示威。当组织者们希望表达他们对于不公平判决的意愿、或关于死刑与其它伦理问题的示威时，也倾向于使用“游行”这个词。此外，当组织游行的协会或工会希望同传统的、惯常的政治方式保持距离时，也更愿使用“游行”。

第四类则汇集了诸如争取住房权、抗击艾滋病、环保主义等组织所引入的创新行动。这些组织发起的运动往往只动员一个小团体，但尝试颠覆公共空间的外观与惯常用途。例如“住房权协会”（DAL）在巴黎最富裕的街区建立棚户区，而“行动起来”（Act Up）与绿色和平（Greenpeace）则采取戏剧性的行动，以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样，“静死”（die in）运动则躺在地上装死，把红墨水洒在公共建筑或保险公司的墙上，以象征受感染的血液，或者将一个巨大的避孕套装在协和广场中央的卢克索方尖碑上。

此外，尽管电子音乐游行狂欢（techno-parade，每年九月在巴黎举行）与快闪行动（flash-mobs）似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它们呈现出相对于公共空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可被视作示威的一种变异形式。

最后，进来还出现两种新的变体：一是占领广场的现象，如2017年在共和广场的“黑夜站立”（Nuit debout），二是源于黑块运动（blacks blocks）的暴力群体，也混迹到传统的示威当中。

尽管这些新的示威类型存在差异，但他们之间也存在某些共性。他们几乎不参照本民族历史中的既有先例（尽管有时也存在，例如1930年代的失业者游行），其中大多数示威更愿意参照国外模式，后者有时构成现实模板。

巴黎不再居于垄断地位

法国示威的地理分布状况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前一些示威意愿原本薄弱的城市，或是由于受到企业外迁的影响，或是被赋予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意义（如2011年的G20会议在尼斯举行），如今也组织了示威。在法国小城米卢（Millau），农民联合会破坏了作为全球化象征的麦当劳餐厅。

自1995年秋的社会运动之后，新的行动地理形势就广泛形成了。铁路总罢工并未在巴黎举行“全国性”示威，而倾向于在法国几个主要城市同时举行示威。研究显示，不同地区示威的规模，与针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民公决中选择“否”的票数比例高度一致。

尽管每年在巴黎仍有数千起示威，但这些示威已不像1934年或1968年那样占据中心地位了。在巴黎组织的全国性示威在1968和1995年间很频繁，但如今却相对罕见了，也不再是囊括各种诉求的唯一方式。巴黎在这一领域的相对衰落，以及在首都之外示威的重要性的增长，都与国际网络与电视的发展不无关系，这使得人们能够直接关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

结语：法式示威模式的终结

因此，由manif所概括的法式示威不再像1980年代之前那么包罗万象了。但自1980年代以来的示威也体现出法国社会的某些特征。这赋予它们某种程度的共性，超越了其背后的政治差异。

2013年，右派阵营进行了广泛动员，发起反对同性婚姻的示威，这显然从民众示威与工会示威中借用了某些核心要素。我们也能看到某些涉及各类型示威的变化。示威者比以往更加突出个人风格，并制作了具有个性的诙谐标语牌。艺术家加入其中，引入了新颖的节日元素。不同代际之间的行为模式也开始相互影响。例如当一座工厂面临关闭时，如今工会成员也会诉诸于“静死”（die in）手段进行抗议。各种团体则摈弃了“游行”这个词，而更愿意使用“示威”，以强调他们的诉求与工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种相互影响同样是跨国的。一些革命象征（例如一度风靡全球的红旗或《国际歌》）也让位给了某些标识，后者的传播更为直接，因为它们与任何意识形态都脱钩，只是在表达实现某种变化的希望。

这种法式示威自19世纪末诞生，历经百年，终于走到了尽头。虽然示威数量众多、诉求不一，却只不过是它面临危机的表征而已。

法式示威特征的减少，也同样出于某些更具政治性的原因。1934年极右翼和反法西斯阵营的示威，以及1968年支持与反对学生的示威均可被视作“危机示威”。在这两起事件中，示威行动意味着政治危机的开启，也导致危机的结束；而这两起事件本身，也标志着法国政治生活的转折点。示威活动在当时之所以能扮演这种角色，是因为在当时这种示威体现的力量对比关系上，各政党可以分别施以援手，并且在体制框架中接手，继续进行争斗。

但从1980年代直到今天，历次示威都不再是“危机示威”——即便其诉求是迫使政府放弃法案或法律。固然，所有示威都是某种政治危机的症状，但这里所说的“危机”与1934年或1968年大不相同，它不是潜伏矛盾公开爆发、以推动激进政治变革的短期事件，而是长期的结构性危机。这种新型示威通常伴随着罢工、选举、节庆、论坛或请愿活动。它附属于某项议程，而自身并不能决定相关议程，只能参与到通常所说的“社会运动”（mouvement social）当中、作为一部分而存在。

凡此种种，都是影响多数欧洲国家的政治代议制危机的表征。大多数法国当代的示威活动都很难将偶然的成功转化为长期资本，并将经验传递下去。结果就是，每一场个别性的运动都倾向于创立一套新组织（例如失业者），这就导致法国的政治组织日益增多、不断碎片化。这也造成了政治立场上的模糊。例如2002年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勒庞淘汰社会党人若斯潘，进入大选第二轮，大多数反对勒庞的示威都来自左翼阵营，但结果是让中右翼候选人希拉克稳操胜券。

这种法式示威自19世纪末诞生，历经百年，终于走到了尽头。虽然示威数量众多、诉求不一，却只不过是它面临危机的表征而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式示威曾经独具特色，如今却越来越泯然于（尤其欧洲）诸国，而它所遭受的危机，也正是民族-国家和政治代议制所遭受的同样危机。

（达尼埃尔•塔达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执教于巴黎第一大学，并于2012-2016年间任巴黎第八大学校长。本文在作者2018年5月9日于北京大学的演讲译稿基础上修改而成，原题为《法国街头示威活动的当代嬗变》，译者潘丹，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