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人为“正确的”理由出国：国际红色旅游团

朝圣，在革命导师的故乡

“追寻革命导师的足迹，感受磅礴思想的力量。”

这句中国旅游团打出的口号，讲的不是革命老区延安，而是某个德国小镇，不免让人有些诧异。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马克思的出生地，德国西南角的特里尔（Trier），一支二十多人的中国旅行团在马克思故居门口排队，兴奋地对路人介绍自己：“我们是来红色旅游的！”

团里大部分是上年纪的退休老人，他们手持五星红旗，佩戴写着中文的鲜花绶带，正红色绶带上，一边写着“马克思主义万岁”，另一边则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队伍中有人特别从中国带来满满一袋画像——那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半身肖像。这几个人把画像举在胸前，站在故居前兴奋留影。看到驻足的路人，他们主动而大方地将画像送出去。

这个旅行团由中国大陆一家名为“星火旅游”的公司组织，运营者来自网站“乌有之乡”——中国大陆一家以反对改革开放、推崇毛泽东思想著称的政治评论网站。在聚集大批“毛左”粉丝之后，“乌有之乡”开始组织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旅行团，尤以国际景点为卖点，譬如在朝鲜“缅怀抗美援朝志愿军”，在古巴、越南体验“同属第三世界”，当然也少不了去俄罗斯追随“十月革命的声响”。

2018年4月22日，“星火旅游”的朝鲜旅游团在旅途中遭遇严重车祸，32名中国游客遇难、2人重伤，死者包括“乌有之乡”网站主编刁伟铭。有网民起底，在北京旅游局官网的旅游公司名录中，找不到“星火旅游”的名字，它可能并不具备境外游的运营资格。

不过，朝鲜的事故没有妨碍“星火旅游”在特里尔的活动。这只行程9天的旅行团名字很长：“和郭松民老师一起走进马克思故乡——星火旅游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赴欧洲之旅”，每人次19900元。郭松民曾经是空军校官，如今是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中心特约研究员，也是此行讲述马克思故事的导师。

“凭着熟悉的曲调，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同志和朋友。”

团里近20位游客，来自中国各地，在北京集合、落地荷兰，匆匆游览了荷兰的郁金香公园后，便驱车近260公里，先去探访了德国伍佰塔尔市（Wuppertal），那是恩格斯的故乡。特里尔之后，他们将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观《共产党宣言》诞生地，去法国巴黎探访周恩来故居。不过，后两个景点有些粗糙，《共产党宣言》诞生地如今是一家餐厅，周恩来故居也只能看看外观。

对于这些中国老人来说，欧洲旅游大多是第一次，但“红色旅游”却并不陌生。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高中老师自豪介绍，退休两年，她跑遍中国大陆的红色圣地——红军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中共革命圣地延安、关押左翼政治犯的重庆国民党监狱渣滓洞、革命电影《地道战》所在的河北冉庄国共内战战争遗址。她还参加“星火旅游”的另一个活动，用25天重走红军长征之路。

行万里路的老阿姨已然是红色旅游的行家，在故居花园休憩的间隙，她也不忘教育身边来自中国的散客：“读一读《共产党宣言》，有些人没读过马克思的书，就跟着去否定马克思。不要读《资本论》，太深奥。”列宁写给《国际歌》词作者的讲话，她也烂熟于胸，这会儿正派上用场：“凭着熟悉的曲调，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同志和朋友。”

然而，这支红色旅游团只在博物馆里逗留了三四十分钟。虽然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为迎接200年诞辰，已将故居所在的老楼修葺一新，并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和影响都准备了细致介绍，但展厅里尚未配有中文翻译。语言障碍之下，只能走马观花。

博物馆里，唯一有中文选项的展品是一面触摸屏，列有马克思一生的时间线。屏幕底下，“新闻自由”四个简体中文颇为显眼，仔细看，策展方是用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好几种语言反复绘写了这个词组。策展人托姆（Ann-Kathrin Thomm）是研究19、20世纪劳工运动的专家，她知道这四个字会挑动中国游客神经，但说这只是一个巧合，“新闻自由”是马克思在19世纪努力争取的权利。

在故居正式开幕前几天，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还特地派人提前参观，故居馆长诺伊（Elisabeth Neu）说：“他们是要看看展览是否批判性太强，是不是适合带领导人或官员过来。”顿了顿，她说：“我猜他们可能不会带官员们去到所有房间。”毕竟，在体现马克思思想全球影响的展厅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和天安门事件都有露面。

对普通游客而言，这样的担心有些多余。这支“马克思纪念团”在特里尔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雕像合影上了，导师也只选择了展厅内毛泽东的画像讲述。诺伊从1980年就在故居工作，她早就发现，大多中国游客来自类似于14天12国游的旅游团，他们之中每年约一万人次会买票入馆，估计有两万多人在门口拍照留念。

“红色之旅”在故居的行程匆匆结束。幸好，在特里尔市中心，一尊马克思雕像在诞辰日的上午揭幕，团员们加紧步伐转换场地，商量着应该在雕像前齐唱《国际歌》。

最熟悉的陌生人，马克思在德国

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这个地图上不起眼的小镇有不少古建筑遗址。小镇居民总是自豪于仍然矗立在市中心的“黑门”（Porta Nigra），那是建于公元前170年的古罗马城门。“要知道，连罗马都找不到这样的古城门了。”一位特里尔人感慨地说。

但无论是从中国国内赶来的“国际红色旅游团”，还是生活在欧洲各地的中国企业员工、留学生、华侨，这一天在特里尔随处可见的中国人，都是为了一睹马克思的诞生地。

离“黑门”几十米的地方，如今有了一个全新的“朝圣”景点。这是一份来自中国的礼物：一座5.5米高铜塑雕像，正是壮年的马克思，他身穿大衣，左手持书、右手放在胸前，面容专注，望向西边。铜像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赠予特里尔市，2018年4月13日从中国抵达特里尔。但雕像比原计划矮了一些，当中方在2017年向特里尔市表达善意，决意要送上革命导师雕像时，雕像计划6米多高，以便瞻仰。然而，在德国，这个提议却引发了接连不断的抵抗，舆论也唇枪舌战了很久。

“马克思版”小黄鸭，它们长着马克思的面孔，披着银色头发，鸭嘴是红色的，穿着黑色西服，还揣着一本《资本论》。

中国人虽然不一定读《资本论》，但在学校接受到的马列毛邓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曾止歇，就算不将马克思视作“伟人”，也大多不会回避这几个名字的重要性。在德国却恰恰相反。因由冷战、尤其是东西德分裂的历史，在很多人心中，马克思的形象颇为复杂。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就销毁了一尊马克思雕像，人们纷纷取下家中挂着的马克思画像。至今，仍有不少人深信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根源，应当被批判。这些年来，公众更多地将马克思视作需要放在历史环境审视的哲学家，而非一尊必须仰视的巨像。

不过，2017年4月的市议会表决时，接收中国雕像的提议还是以42比7压倒性比例通过。特里尔每年有500万游客，中国游客不过1%。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可能无法理解为何一个德国小镇会有古罗马遗址，但若给马克思这位“特里尔最重要的儿子”加重色彩，也许会是吸引更多中国游客的良方。

这些颇复杂的心态，在特里尔马克思雕像一角的旅游纪念品店可见一斑。铜像揭幕前几天，小店琳琅满目的明信片架上，尽是古罗马遗迹，只有一张漫画版的马克思明信片。到诞辰日当天，橱窗则摆上了上百只“马克思版”小黄鸭，它们长着马克思的面孔，披着银色头发，鸭嘴是红色的，穿着黑色西服，还揣着一本《资本论》。

揭幕仪式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带来致辞，说中国向马克思的故乡赠送雕像，反映的是中德“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当天现场有数千游客，来自不同国家，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明其意。“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起，在2018年3月被写进中国宪法，相信很快会被传递到世界不同角落。

欧洲红色旅游网络

马克思必须要更高，因为他更重要。

“你觉得国际红色游有潜力吗？”

在恩格斯的出生地、德国伍珀塔尔市，市立经济促进局中国事务中心的罗汉（Hanno Rademacher）带著期待问，“不是说要几百万游客那样，就是成为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卖点。”

恩格斯的老家历史上是一座工业城市，没有特里尔的旅游资源丰富，但这更激励了市政官员去开发“恩格斯”的品牌。事实上，伍珀塔尔市早在2014年就迎接过来自中国的礼物：一尊4米高、沉思的恩格斯雕像。

马克思故居馆长诺伊说，恩格斯雕像正是马克思雕像尺寸的参照系：“（中方）说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所以他需要一个大的纪念雕塑。几年前，中国政府赠送了一个恩格斯的雕塑，马克思必须要更高，因为他更重要。”

伍珀塔尔市要找更多筹码。恩格斯比马克思年轻两岁，这意味着，两年后，恩格斯也将迎来他的200年诞辰纪念日。就在2018年2月中下旬，恩格斯故居开始大规模修缮，准备在2020年200周年时再次开放。

这次维修，伍珀塔尔市收到来自州政府400万欧元的拨款，这比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的预算多出了四倍。维修中最主要的工程是一座玻璃会议室——罗汉的同事们称之为“欢迎中国中心”，这个会议室会把故居所在的房子和背后一间早期工业革命博物馆连起来。

“我们当然不会把‘欢迎中国’做成牌子挂起来，总不能只是欢迎中国人。”罗汉相信细节的力量，譬如，类似“红色旅游”这样可能引起德国公众侧目的品牌策略，就不必要在德语环境里直言，只说吸引中国游客就好。

35岁的罗汉汉学系出身，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刚从中国东莞交换回来——伍珀塔尔市与东莞是友城关系。而伍珀塔尔市所在的北威州，还与江苏、四川、山西都有友好省州关系。北威州希望把恩格斯故居打造成可以接待中国各类代表团的地方。

为了更好地吸引客源，伍珀塔尔市委托阿尔特（Wolfgang Arlt）来给恩格斯故居出谋划策。阿尔特是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国际旅游管理学的教授，主持“中国出境游研究所”，在汉堡与北京都有办公室。1970年代就到过毛泽东出生地韶山的阿尔特，深知利基营销（niche market）的要义，他干脆计划了一个“欧洲红色旅游网络”（European Red Tourism Network）。

在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伍珀塔尔的恩格斯故居、布鲁塞尔的《共产党宣言》诞生地之外，这个红色游“网络”还联络上了英国的伦敦和曼彻斯特，前者有马克思墓地，后者也是两位生活过的城市。而除了来自欧洲共产主义者，红色游也可以囊括中国共产党员的人生行迹。比如巴黎附近的小镇蒙塔日（Montargis），那是1920年代中国早期留学生勤工俭学聚集的地方，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曾去过。虽然“中国出境游研究所”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些以红色游为卖点的旅行社，并不愿意把邓小平纳入进来。“他们的游客认为邓小平不属于红色游，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阿尔特说。

“红色旅游”的概念当然不是阿尔特的发明，早自2004年，中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开始自上而下推动红色旅游。十多年过去，大陆已建有300个红色旅游景区，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2018年发布的报告，近三年来，全国红色旅游接待游客累计达34.78亿人次，综合收入达9295亿元。

在阿尔特眼中，国际红色旅游的先例在俄罗斯。中国是俄罗斯旅游业的最大客源国，俄罗斯也一直在开发吸引中国游客的景点。离莫斯科约一小时路程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便是最新的尝试——这栋三层别墅是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的地方，但在1946年被毁。2016年，中俄两国一起修复了会址。据阿尔特说，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亲自过问的重点项目，如此一来，“莫斯科的红色旅游不将只是红色广场，还可以找到中国的历史。”

可以出国游览，寻觅大千世界，却无须走出国内已有的语境。

“如果不能阻止人们出境，至少要让他们为了对的理由出境”

“中国境外游发展很快，”阿尔特说，“政府在找方法管理这些境外游。如果不能阻止人们境外游，至少让他们为了对的理由出境。”

最先被“对的理由”控制的是各级公务员。自从举国上下大规模推行反腐之后，因公出国变得更严格。公务员出访都不得超过3个国家和地区。罗汉就在恩格斯故居见证了这个变化，以前故居有很多三四十人的大型代表团来访，如今代表团和人数都在减少。

“当然，访问恩格斯故居依然是一个妥当的理由，但有时，中国代表团在请我们发出官方邀请函后，可能不会来。”

阿尔特把这些公务员或来自国企的中国游客，称为“借口旅游”：“毕竟，这些红色景点离欧洲大城市都不远，到了蒙塔日没人阻止你去巴黎购物，给伦敦的马克思墓地鲜花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接着就可以逛伦敦。”国际红色游的客人还可以是那些想给父母献孝心的子女，前者若想出国游玩，存有红色记忆的地方会更有吸引力。

当然，不乏对马克思恩格斯极为虔诚的信奉。阿尔特和罗汉都记得，在恩格斯故居，一位来自中国石化的高官，在特许戴着手套亲手摸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信件时，就极为动容、恸哭不已。“对于以中国共产党为职业生涯的一些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他们的人生要义。”阿尔特说。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依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点教育的国家，而恰巧，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这位“欧洲红色旅游网络”的倡议者对自己的计划信心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