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中国网络的十年“和谐”，让我想起《草泥马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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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失去了隐喻和讽刺的能力？

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至今我还清晰记得，2009年，由于08宪章事件的波及，当时罗永浩创办的牛博网突然被关闭，twitter和facebook也被屏蔽，一场“和谐社会”的整肃正如火如荼的展开。然而在网络上却出现了一首很不和谐的歌曲：“草泥马之歌”。原谅我在这里将歌词抄录一遍，因为，尽管才过去了9年，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首歌了：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草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原本一首节奏欢快的儿歌（该歌来自于动画片《蓝精灵》主题曲）被翻唱成了一群草泥马在马勒戈壁上打败河蟹的版本。如果你今天再问年轻人这首恶搞歌的含义，大多数估计会不知所云。事实上，当时这首歌所讽刺的矛头就是“和谐社会”的网络言论审查。

河蟹者，和谐之谐音也。那时，YouTube还可以在国内上，当时仅仅一个月，这首歌的视频在上面的点击量就达到了140万。除了这首歌，还有很多好玩的图片，比如戴着三块表的大闸蟹，都在当时的网络上流传一时，尽管有审查，有删帖，但是这场网民们所发起的草泥马反抗，似乎还是非常成功的。文学界的老前辈沙叶新甚至还在全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吟诵了这首歌。以至于《纽约时报》特意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并且还乐观的总结道：“While China’s cybercitizens may be weak, they are also ingenious.”

所以说，2009年，尽管网路言论空间已经受到严重的限制，但是，网民们依然可以在用隐喻和讽刺进行反抗。

2010年，著名的异议艺术家艾未未在上海搞了个河蟹宴，据说来了上千人。虽然艾本人在北京被禁足无法参与，但大家还是去他在上海的工作室吃了大闸蟹，网络上声援的更是不少。当时的政府对于这种堂而皇之的公开讽刺似乎没有应对之策，隐喻和讽刺的对抗在继续。不过这一年谷歌退出中国，Youtube被屏蔽。

2011年，全国网信办成立。这个机构在刚成立之初的三年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威力，据百度百科上的数据，到14年9月，其处理的举报才68万件。然而2014年9月，香港占中行动开始。同时在浙江温州，则围绕着教堂爆发了一场延续一年多的抗拆斗争。这一年，谷歌在中国大陆彻底被封杀，一起被屏蔽的还有本来只是网民们晒美照的Instagram。网络言论的寒冬已然降临。

2015年10月15日，文化部刚刚开通微博，发了一条人畜无害的招呼贴，就立即被13万网友群嘲（见“文化部刚开通微博，结果被13万网友黑出翔”）。大家将由来已久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到文化部头上，该条微博直到2017年9月9日，依然有网友特意翻了两分钟跑过去骂。是的，人们已经无法再明目张胆地在歌词中打败河蟹了，只能欺负欺负当时还惹得起的文化部。

但2016年的中国网络已经很难再有隐喻和讽刺的空间了，国家网信办官网得意洋洋的宣布，该年仅仅第一个月就处理了举报262.9万件（相当于之前三年总和的四倍）。别说是讽刺，稍稍爆个粗口都成为了禁忌，红极一时的Papi酱就因为在视频节目中说脏话被广电总局要求整改。终于，那只翻云覆雨之手伸到了网络娱乐领域。

2017年初，陈升、黄耀明、林夕等艺人被封杀，他们的歌曲从各大在线音乐平台下架。

2018年初，新版初中历史教材将原本单列为一课的文化大革命并入到了“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章节中，并将原本对文革的评价性用语“错误”、“动乱”、“灾难”等词语删除。当然，这并非最后，最后的还将在最后。

当草泥马之歌在网路上疯狂流传的时候，学者崔卫平曾经在微博上写道：“这首歌的潜台词是：我知道有些话你不让我说。你看，我完全配合，对吧？我在唱一首动听的儿歌，我是一批草泥马！尽管全世界都听到了，但你不能说我犯法。”然而那是2009年的中国网络，而如今，哪怕你在微博上发表关于袁世凯，关于1984，关于戊戌变法，关于司马昭之心，甚至想发个“不要脸”或“不同意”，都会被立即删除甚至封号，更不用说唱这么一首如此明目张胆的反歌了。

不过，尽管这些年来网络言论控制越来越紧，但有一个事实也无法否认：那就是网络上的信息和人气远比09年要热闹得多了。当时一首草泥马之歌达到140万的播放量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然而今天随便一篇微信文动辄10万+，更不用说快手、抖音上随便一个短视频就几十万浏览量，直播网红们的百万粉丝，以及人气偶像微博下的千万评论。也就是说，尽管网络空间上的尺度在越收越紧，但与此同时，网民们所产生的内容却丝毫不见衰减的迹象，反而越发的丰富多彩。

说到这里，突然明白，原来《1984》和《美丽新世界》并非是只能选择一个的，事实上，两者竟然是一起牵着手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2014年1月，学者周濂在香港沙田写下了如下这段话：“人们一边被禁止阅读书籍，一边自发地不再阅读书籍；一边被剥夺获取信息的权利，一边又深陷垃圾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一边真相被隐瞒，一边真相被淹没；一边是被砍伐殆尽的文化荒漠，一边又疯狂生长着毫无价值的杂草和荆棘……”

是的，尽管我们失去了隐喻和讽刺的能力，但至少还剩下波兹曼的“娱乐”或者赫胥黎的“幸福”，和那一片名实不符的歌颂声。隐喻意味着穿透历史的洞察，然而若历史已被篡改，那么又何从穿透呢？讽刺意味着揭穿虚假的清醒，然而若虚假等于幸福，那么又何须揭穿呢？

我们何时失去了隐喻和讽刺，始于我们接受这个虚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