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月庵：大师李敖难说，编辑李敖难忘

1985年，有人出书问《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李敖看过，笑说：“你比我李敖更了解李敖。”隔年，又有人出书说《李敖死了》，李敖看了，回敬一张状纸，告作者也告刊登出版广告的报纸，然后生龙活虎地继续活了32年，终于，李敖死了，李敖被无情的时间给消灭了！

“我为人外宽内深、既坦白又阴鸷、既热情又冰冷、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我立身光明，待人真诚，虽有权谋，但用来自卫而非害人。”

1997年，李敖写回忆录，曾如此坦白地总结自己的个性。这种“随处（自我）作主，立处皆（恃为）真”的个性，曾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也树敌无数，最终恩怨难说，只能一切笑骂随人了。

李敖难说，他的学识、思想、影响，波及两岸，此时犹难论定。“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今日媒体、网路洗版的这一“思我”，多半是因为少了“大师”，将多了些寂寞；而非“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的“思我”。“誓起民权移旧俗”的李敖，早随着他大半生战斗不懈的大敌“蒋家国民党”垮台，而身形渐去渐模糊；拒绝不了政治，笑傲电视江湖，“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的李敖，让我们这个时代多了些机锋笑语，而无助于其衰颓。多少人盼了又盼，“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李敖，终究还是失约了。

《文星杂志》的冲决网罗

但李敖绝非全不可说，至少有件事是很明显的，虽在“启蒙者”、“大师”的光环下显得微不足道。那便是，战后华人出版史，李敖终将列名，不仅以“作家”且是“编辑”身份。

李敖少年暴得大名始自《文星杂志》，1961年李敖在九卷一期（总号第49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而后陆续发表〈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为当时一片沉寂的文化、思想界，掀起滚滚红尘，论战不休。等到李敖加入文星书店，老板萧孟能对他言从计听，李敖更如《纽约时报》所言，成了一个“放火者”（fire-brand），自己的书，别人的书，洋人的书，古人的书，出个不停。文星书店至今犹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星杂志》、“文星丛刊”、“文星集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刊”乃至《古今图书集成》等，背后其实都有李敖的身影在晃动。1965年香港书展，台湾参展单位22家，参加书籍种数1782种，册数27400册，文星虽然仅占210种，却足足有24535册，几乎达到90%的地步。

这样的出版量，虽然吓人，更让国民党当局忌惮的则是由李敖一手操盘，“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的出版方式，以刊养书，养得刊强书壮，每逢出书发刊，小小的文星书店，总是人头钻动，闹热滚滚。随着杂志、书刊的传播，新诗、新艺术、文白问题、中西文化、青年与老年、性观念、高等教育、高考、法律、中西医……一个一个被端上枱面，文星书店俨然成了引领时代思潮前进的发动机。相对于“文化太保”的单打独斗，编辑李敖所显现“冲决网罗”的能量，显然更具危险性，国民党遂必除之而后快了。

“文星经验”却也同样也在李敖身上烙下深刻印记，让他一辈子手不停挥，目空一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是靠着编辑、出版，他赚到了生平第一桶金，改变了“经济结构”：

“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费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数目……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32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他曾如此回顾这件事，多半人都忽略了。

编辑李敖与编辑鲁迅

李敖生当乱世，饱尝流离颠沛，在穷苦中长大，看尽中人情冷暖，偏又五欲炽盛，爱热闹爱朋友爱做大哥大，更糟糕的是快意恩仇，不低头不妥协不与俗同。自小叛逆闹事的经验，让他明白了一件事：

“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每见有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卑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事？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同样出自李敖夫子自道。这点上他与鲁迅颇相似，都是少数“深明大义，谋生有道”的文人。李敖比鲁迅更强的一点是，鲁迅编书多半是带有自己的喜好，在版型、装帧、纸张多所讲究，希望编出与内容相匹配的漂亮的书，不脱明清文人印书传统。

李敖则不然，他每编一套书，总想大卖，好解决当下的经济危机，脱离困境。1966年李敖离开文星，自谋生路，当时所使出的自救之道就是编书出版，他先自写自编了《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准备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此计不售，遭警总从装订厂抢书。日暮途穷，只好要钱不要名，帮水牛书店编了一套《罗素选辑》而由刘福增挂名。这条路也走不通之后，方才去扛冰箱做旧电器买卖。

鲁迅与李敖两人的出版理念，若有的话，鲁迅大概如他自己所说：

“我的印好书是有将来的。──别人不注意将来，所以就没有把现在的好东西好好保存起来，留给将来的人做粮食的心意。──哪里是为了满足我自己！”

李敖谈到这部分的较少，他的看法或许会比较接近日本出版怪杰见城彻的看法：

“书籍若无法畅销，便失去出版意义。”

行销李敖，名嘴李敖

或也因为这样，他的书，他所编的书，并不太在乎装帧设计，除了开本、装订之外，标点符号、字体大小种类、图文整合，几乎40年不变。封面设计也多半类似，系列感强，辨识度高，让人一眼便联想到李敖。

1980年代，他重出江湖，以带头大哥姿势，统一党外阵线，冲撞体制，争取言论自由，大战国民党时，他又写又编，以“丛书”之名，行“杂志” 之实，“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千秋评论号外”、“乌鸦评论”、《求是报》、“求是评论”，以一人而与一国战，战得天昏地暗，不亦乐乎。这些评论，旗帜鲜明，每一种全称无不冠以“李敖”二字，最后且成立了“李敖出版社”、“李敖书店”，自己出版自己的书，自己卖自己的书，从制造端到销售端，完全掌握，滴水不漏。如此精心打造之下，本来已自耀眼的“李敖”两字，几乎等于金字招牌，印书遂也如印钞票，财源滚滚。李敖终也修成“善霸”，“马克思自兼恩格斯”，挺直腰杆，拼命对干国民党了。

“编辑李敖”另一无人能及的本事，是他特别懂得行销，他的白话文是否包办“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犹在未定之天，但光是这一则他为出狱后第一本作品《独白下的传统》（远景出版社）所写，让人想忘都忘不了的文案，及其所引发至今犹存的爆炸力，肯定值得华人世界所有大小编辑好好学习，“心里为他供个牌位”。不仅如此，关于全书简介，他照样写得呱呱叫，起笔即诉诸《纽约时报》、《圣路易邮讯报》、《伦敦中国季刊》、《香港星岛日报》等海外媒体权威，为自己大定位后，他又说：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有黠慧，有嘻笑，有感喟，文气灵动而不失其真实，真正达到如他自己所说“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的境界，无怪乎胡茵梦看得“百感交集，有伤感，有希望，也有怀疑”，最终竟嫁给了他。

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李敖，当也能理解为何他会对友人说：“我书房的书多，却多半不值钱，因为都被我剪刀浆糊掉了。”光想想千秋万岁评论封面所用的裸女图片、漫画；他的写作套路：引文一段，评论一段，即可思过半矣。李敖一生归于名下的创作数量，当在几千万字以上，但其实水分颇多，仔细比对“李敖大全集”即可知。如此游谈无根，“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他也并非不自知，1991年〈“李敖求是评论”发刊词〉他便说：

“由于我余生生命贯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几部重要小说、以及非小说的《中国思想史》等书，花在‘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式的杂志上面，时间已有限制。”

不幸的是，一如他的老师台静农所说：

“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

李敖毕竟不是！整个1980年代，李敖把自己编得太大了，赢得掌声太多，自信心愈发坚强，“识得破，忍不过”，笔伐不够，继之以口诛，1990年代中期开始拥抱影像，笑傲江湖去了。编辑李敖一变而为名嘴李敖，继而飞身跃下政海泅泳，不断跟猪打架。打着打着，“中国第一豪杰”竟也就被“不够格的敌人”、“太小了”的台湾给埋葬了。

“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李敖最喜欢的一首诗，王安石《梦》。功德无非梦中之梦，大师李敖真难说，编辑李敖历历在目！

（傅月庵，曾任远流出版公司总编辑、茉莉二手书店执行总监，现为扫叶工房主持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