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当强人政治被塑造成神话，我们需要以史作镜，照照这些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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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稍作夸张地说，最近这几年的世界有一股古老的、我们都熟悉的风大起大作，无论是欧洲掀起的右翼民粹排外主义、中东欧多国（如波兰，匈牙利）政治极右转，还是如俄罗斯普京，土耳其埃尔多安，菲律宾杜特尔特，日本安倍晋三以及印度的莫迪通过修改法律，来加强和维护自身以及其党派的权力。

似乎20世纪“一战”之后“二战”之前的那一段历史再次隐隐绰绰。但遗憾的是，如今的我们——尤其是那些手握大权的执政者们——都开始遗忘已经过去的这个世纪。而随之一起被埋没的是：曾经野心家对权力的角逐，政府与国家成为迫害的主要刽子手，以及民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民狂热所造成的灾难。

国家富强与自由民主的不平等——贯穿20世纪中国史的吊诡线索

如果历史的发展真是钟摆式的，当摆到某个顶点时便会再次向相反的方向摆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21世纪的新时代，旧日的幽灵盘旋不去，似曾相识的威胁依旧；在一条通往不幸和衰落的道路（哈耶克曾称其为“奴役之路”）上欢呼声与喧哗声四起。似乎这又会是一个选择的关键点，但又如在20世纪中国历史里的众多选择一样，都遗憾的错过或误进而导致更多的灾难与不幸。而当我们在这个戊戌年的正月重提此事时，120年前的戊戌变法时所面临的状况和人们需要作出的选择，再次重叠。

戊戌变法最终百日而亡，维新人士也都在政府的迫害围捕下或逃或死。它在我们的初中历史课本中成为近代中国一个十分重要的象征，但又因为包裹在强烈的意识形态中，而使它的面目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不清。但放在其后的20世纪中国史中来看，那是一个漫长努力的开始，也是一次选择与努力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被处决的戊戌六君子们，既是传统中国对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底层士人阶层的积极奋斗，也预示着现代民众对于国家命运的参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希望国家富强，变好的愿望一以贯之，虽然所诉求的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一个关于独立自主与富强的国家的希望，一个关于民众拥有自由、享受民主的渴望。

在这个21世纪的新时代，旧日的幽灵盘旋不去，似曾相识的威胁依旧；在一条通往不幸和衰落的道路（哈耶克曾称其为“奴役之路”）上欢呼声与喧哗声四起。

这两者缺一不可。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在20世纪其后的中国史中，权力者对于前者的诉求往往压倒后者的权利，而这条或明或隐的线索贯穿始终。从袁世凯称帝，到改组后为蒋介石所掌握的国民党，以及在1949年取得中国政权的共产党，它们或多或少地遵循着这一相似的模式，因此也创造了许多十分相似的历史。

在20世纪的中国之争中，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是其中最核心，也是最激烈的问题。按照我们之后所熟悉的历史书上所说，历史和人民都用实际行动选择了其后的共产党。（在这里，胜利和人民的选择挂钩，但由于“人民”实在是一个分外笼统而模糊的概念，所以这整个逻辑或许应该颠倒过来看：因为胜利，因为掌握了历史叙述的权力，所以掌握了对于“人民”的解释。这一点我们无比熟悉，因为从49年之后，“人民”就成为最为普遍和好用的万灵药。但随着它的普及以及频繁的出现在政府与各级官员的口中，它的真实性以及可信度也遭遇质疑。这一点，我们在苏联和东欧的20世纪历史中所见比比皆是。）袁世凯的称帝直接冒犯了人们的选择、记忆和经过流血才获得的权利。他为一人之私欲而置风雨飘摇的国家和民众的生活不顾，自然是逆天行道，留万世骂名。

袁世凯或许并不是糊涂人，但登基称帝的选择却实在愚蠢。这就好像在今日这个民主共和的国家理念深入人心之时，再次诉求终身执政地位一般，不仅与现实状况格格不入，也是对整体国民权利和共和国这一国家体制的不敬。朝鲜毕竟是地球村中的一怪胎，而他的金氏家族，也无非一笑料，但对生活在朝鲜的民众来说，这却是真实的不幸与灾难。

当法律成为统治阶级维护既得利益的挡箭牌

虽然最近几年一些国家执政者开始通过修改法律来延长自己的执政任期，但他们最终无一不成为遭批判和指责的小丑。普京如此，埃尔多安亦如此。尽管他们的宣传团队费劲脑汁制造着新词新句和新的言论与逻辑来为其辩护，但批评者也不是傻子。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私欲而改动国家根本大法，也就会直接导致后者权威的受损。就如马克思在19世纪批评资本主义政治时所提出的，法律成了统治阶层维护自身权力和既得利益的挡箭牌。而当这些情况发生于前苏联或是东欧这些宣称继承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时，荒唐与可笑一目了然，尤其当政府还在一边卖力的批评资本主义以及其他腐朽价值观时。

这些行为我们在中国的20世纪历史中不是亦能看到？二三十年代的蒋介石一边加强国民党训政手段一边寻求总统连任，引起舆论哗然；1960年，退败台湾的蒋介石两任“总统”任期结束后，为了寻求继续掌权而心生修改宪法的念头，但碍于宪法的位置难动，蒋介石等人于是把国民党炮制于1947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重新修改颁布。这一作为附属性的临时条款，授予了政府临时应变的权力。条款宣称，在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不受连任一次的限制。于是，蒋介石通过这一出戏法，成功连任，直到其于10年后去世，依旧有“总统”头衔。

蒋介石的寻求三任引起舆论哗然，雷震与胡适等人接连著文反对蒋之违法行为。虽然最终未能阻止，但蒋介石原本就所剩不多的信誉也就彻底耗尽。他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留在历史中，与20世纪西方诸国中的那些贪恋权力者没什么两样。

就如马克思在19世纪批评资本主义政治时所提出的，法律成了统治阶层维护自身权力和既得利益的挡箭牌。而当这些情况发生于前苏联或是东欧这些宣称继承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时，荒唐与可笑一目了然，尤其当政府还在一边卖力的批评资本主义以及其他腐朽价值观时。

如今，这段发生于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也被遗忘了，因为相似的把戏会再次上演，而举国舆论对其也未形成强烈的阻力。袁世凯死于他自己的丑闻之中，蒋介石手握重权而不顾任何反对意见。这样的悲剧如今我们再次看到，而很有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执政者修改宪法以保障自己的权力，本身就是非法与独裁行为。即使在当下选出川普的美国，我们也不大可能认为他能够畅通无阻或是成功地修改宪法来让自己继续连任。只有在民主制度孱弱，执政者权力过大的情况下，才会接连发生这一幕危害无比的闹剧。

“放弃一个世纪的努力是对我们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

“二战”之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家为了避免这战争的再次发生，而开始构建一个新的未来蓝图框架，也正是在这一轨迹上——出现联合国组织，形成欧共体，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振兴欧洲——才出现了战后的繁荣发展期，但随着1989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托尼·朱特指出，美国与欧洲（尤其是发动反恐战争的前者）开始从战后的轨道上脱离，而由此造成了一个预示着混乱与不负责任的时代到来。

而中国自“文革”之后，从这场灾难中幸存的政治家们同样为了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与为了使饥肠辘辘的中国重新走向正轨，而开启了改革开放，从而使中国在20世纪末期真正地走向振兴。但与此同时，从“文革”灾难中走来的另一批政客，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经验。在他们看来，问题不是个人崇拜或制度缺陷，问题是对于权力掌握的放松与自己未能处于最高位置。只要做到这两点，你便可以制造灾难而不会被其伤及。至于其他人，则或是被统治的臣民，或是一些遥远而不真实概念。

如今，这一产生于80年代的繁荣与自信已经结束。虽然执政者依旧把深入改革开放挂在嘴边，但其实际行为却往往与之截然相反。

托尼·朱特在其《事实改变之后》一书中指出，“放弃一个世纪的努力是对我们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但在今日，随着强人政治被塑造为某种蹩脚的政治神话，潜伏其中的危机也开始冒出邪恶的嘴脸。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历史这面镜子，来照照这些野心家。过分的权力除了给掌握它的人带来更多的利益外，还有与之相应的破坏，因为——就如英国阿克顿勋爵于19世纪所指出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没有任何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