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龙泉寺进驻荷兰废弃教堂，中国寺庙的一路西进

“大家是否念经时会有昏沉感？”对着佛堂里端坐的三十多位信众，年轻的比丘尼带着一丝笑意问道。她坐在电脑桌边，一边熟练地将一些经文投影在佛像两侧的屏幕上，一边亲和地说：“那是因为我们的业障。”

在这个阴冷的荷兰冬晨，马上会有一场农历腊八节也即佛祖释迦牟尼“成道日”的佛教法会。佛堂内的信众都是华人，绝大多数是女性，老中青都有，她们身着礼佛专用的长袖深棕色“海青”，不停翻着《佛教念诵集》，寻找经文章节。两个多小时的法会下来，信众们的跪拜和唱诵，除了在最为冗长的“楞严咒”时有些稀落，总体还算整齐——这是庙里的比丘尼们两年来悉心指教的成果。

常驻庙里的比丘尼目前有八位，她们约莫三十岁上下，都是释学诚“贤”字辈弟子。今年51岁的释学诚是中国佛教协会最年轻的会长，十多年前，他一手修复了北京龙泉寺，吸收了大批高学历的年轻弟子，以善用互联网释道弘法而闻名。发明了智能机器人“贤二”的龙泉寺弟子，能与各界极客探讨AI价值；龙泉寺被誉为“中国佛教新中心”，各种原创动漫周边，张扬着年轻的佛系气息。

不过，“年轻化”只是释学诚和龙泉寺弘法抱负的一部分，“国际化”也在这座新世代寺庙的布局之中。龙泉寺早已设有国际弘法事务组，这场在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市进行的法会，便发生在北京龙泉寺在欧洲的第一座寺庙——龙泉大悲寺。

乌特勒支如今是一座大学城，在历史上曾是天主教的重地，市中心的哥特式大教堂吸引很多访客。龙泉大悲寺则设在城市西北角一个清净的住宅区，独一栋的大悲寺方方正正，很是显眼：在与人同高的两座白色石狮和两座莲花灯座之间，有三扇深红色、金色柳钉的中式大门，门旁又立有四根金色罗马柱；面街的墙上，黑底金色的“龙泉大悲寺”五个大字豁然在目，还缀有八朵金色祥云。

但如果仔细看，楼顶的钟塔还留有一抹教堂的痕迹。的确，这栋建筑的原身是一座建于1960年的新教教堂。几经辗转后，成为今日的汉传佛教寺庙。2015年12月9日，大悲寺开光时，钟塔曾被绘有莲花的红色“佛”字盖住。开光时，墙上的金色祥云还有十七朵，但后来曾被邻里投诉，不得已摘走了九朵——荷兰城市常常设有评价建筑外貌的委员会，会对展露在公共空间里的装饰提出意见。法号贤翱的比丘尼幽默地告诉端传媒记者，单看外部的装饰，“总有人以为这是中餐馆。”

走进大门，穿过门厅，再戴上鞋套，才能正式进入一百多平米、四方四正的佛堂。佛堂正中摆着三尊佛像——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和药师佛——每尊佛像旁边，都有两位菩萨的立像，是大雄宝殿常见的式样。四周余下的墙面上，布满了小小的木制佛龛，每个佛龛里都摆了金色的观音像，统共有2088座之多。

荷兰大悲寺的前世

对于胡志光一行人而言，几经波折，最终能找到他所说的“对口单位”，着实是一个幸运的转机。但要细细回顾这段曲折才会发现，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后是以龙泉寺为代表的中国汉传佛教正在倾力铺就的“海外弘法”版图。

荷兰龙泉大悲寺的故事，始于胡志光，乌特勒支市一位极有号召力的华侨。

胡志光今年77岁，来自浙江温州文成县，五十年前来到乌特勒支定居，如今讲话还有浓厚的温州口音。他早年经营中餐馆，自1980年代初便是荷兰中国商会会长，一直坚信佛教能给社区带来好的教化。他告诉端传媒记者，在荷兰修一座佛寺是他的夙愿，三十多年前他就有修佛堂之心，苦于没有资金。2010年前后，胡志光从商会退休，设立了“荷兰中国佛教文化交流协会”，重捡这一梦想。

这一下，便是数年的波折。2012年，胡志光和支持者们建立“护法小组”，在乌特勒支一间日本柔道场里，以每月300欧元（约2900港币）的低价租了间60平米的房间。带着一纸租契，胡志光直奔河南少林寺，心想请来少林和尚的话，还能在柔道场表演武功，却等了四天也未见到主事和尚。他想通了，比起功夫，佛法更重要，便转身去了鼎鼎大名的浙江普陀寺。

普陀寺答应胡志光会帮他建佛像、设计佛堂。2013年8月，五位普陀山法师和一位中国国家宗教局的官员走进了这间柔道院，却直道不行。在乌特勒支经营中医诊所的叶彩云那时还不是佛教徒，因着对胡志光的尊敬和对佛教的好感才加入“护法小组”，她回忆：“普陀山的师父们来了之后，说我们租的房子不合适，在居民区，敲敲打打做法事会影响居民。一定要找郊外、容易停车的地方。”胡志光则担心资金限制：“300欧元能租到什么样的地方？”

普陀山师父现身乌特勒支，不经意间给当地华人社区带来更多动力。对着150多位当地华侨，普陀山师父说，这个佛堂建起来就是普陀山的佛院，要取名叫“南海普陀精舍”。胡志光后来意识到，那份保证，有助于后来筹集资金。

恰好2014年，乌特勒支市政府要将一座在1970年代就停止使用的教堂，低价卖给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机构。56位当地华侨筹集资金，以50万欧元（约480万港币）的价格，购置了这间总面积1400多平米的大楼。然而，护法小组与普陀山却因这块房产出现分歧，普陀山要求得到产权。叶彩云说，这让护法小组很难向五十多位房东交代——他们决定放弃与普陀山的合作。

在题为《胡先生与庙》的纪录片里，华裔导演袁欣婷采访了普陀山当时接待胡志光一行的信光法师，他说：“在家居士要搞道场，但不懂佛法，就不是道场，时间久了，你就搞成了自己的企业、会所，一个经营的场地。”

好在事情早有契机——2013年1月，在胡志光与普陀山还联系紧密时，一位来自北京的贤清法师，曾辗转来到乌特勒支，与护法小组的成员见过一面。当他知道贤清的师父正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常务副会长释学诚后，“我开始感兴趣了，就跟他（贤清）一起吃了饭。”

释学诚很快在2015年当选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但胡志光此前对佛教协会的了解不多，他说自己与宗教局相熟，在为乌特勒支佛堂寻找“结缘”的寺庙时，都是透过宗教局的介绍——在中国，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官方佛教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分享对佛教徒的管辖权。

2015年1月底，和普陀寺谈崩后不久，胡志光敲开了北京龙泉寺学诚法师的门。他们很快切入正题，胡志光回忆：“师父一点条件都没谈，就问想要几个人（法师），又说做场佛事，敲敲打打至少要5个人；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华侨始终对观音有感情，那就叫‘大悲’。”

2015年12月9日，龙泉大悲寺正式向荷兰公众露面，上千人参加了开光仪式。利用购置房产时筹集的资金，大悲寺在当地注册了“龙泉大悲寺基金会”，理事会的四位成员，两位来自当地华侨代表，另两位便是龙泉寺的法师。

对于胡志光一行人而言，几经波折，最终能找到他所说的“对口单位”，着实是一个幸运的转机。但要细细回顾这段曲折才会发现，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后是以龙泉寺为代表的中国汉传佛教，正在倾力铺就的“海外弘法”版图。

大陆佛教的海外弘法

主持龙泉大悲寺日常运营的比丘尼贤唱法师告诉端传媒记者：“国内这几年都在提倡佛教走出去、一带一路，（海外弘法）符合时代的因缘。”

在这个因缘中，龙泉寺的成果尤为突出。这几年，龙泉寺海外道场的据点迅速增加，乌特勒支的龙泉大悲寺之后，便是2016年6月在美国洛杉矶组建的龙泉观音寺和2017年10月在非洲南部国家博茨瓦纳开光的龙泉博华寺，以及规模较小、称作“精舍”的道场，包括2015年落成的德国法兰克福精舍，2017年落成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精舍，和2018年1月落成的法国巴黎精舍。

坐落在北京海淀郊区凤凰岭的龙泉寺始建于辽代，文革期间改为民居，释学诚2004年率弟子入住后，在2005年才正式开放。短短十多年内，它从年久失修的老庙，一跃成为大陆佛教的新生代中坚力量。已经在荷兰大悲寺常驻两年的比丘尼贤蔼法师说：“师父（学诚）在很多国家行走，早就看到国际弘法的需求，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派法师去欧洲和美国参访交流。”

这些年来，龙泉寺出落得与佛光山尤其相似，“走进北京龙泉寺，就像是到了台湾佛光山。”

就在这样的契机下，胡志光才在乌特勒支偶遇贤清法师。贤清今年38岁，2007年获清华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后，2008年在北京龙泉寺出家，一直是住持学诚的秘书，长期负责龙泉寺的翻译和海外弘法工作，如今还是荷兰龙泉大悲寺的副住持。

在拜访北京龙泉寺之前，胡志光与贤清在荷兰海牙市又见了一次，胡志光说，当时龙泉寺有计划在海牙买一处住处，建一个落脚点。据胡志光的了解，龙泉寺自行买地的计划没有成功。贤唱说，这是因为龙泉寺当时觉得还没有这个必要，龙泉寺在海外的弘法，目前还是基于信众的需求，跟随他们提供的场地。

直到大悲寺落成后，胡志光说：“当师父在开光大典上讲话时，我们才知道大悲寺是大陆汉传佛教在欧洲的第一个据点。”

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是现存三大佛教传统，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佛教传统也源自汉传佛教。文革期间，佛教在中国大陆遭到重创，但在台湾得以喘息和流行，其中台湾佛光山寺的国际版图最为突出。借助“国际佛光会”这一信众组织，佛光山在全球设有百余处道场，欧洲就有14处。

佛光山的成功，启迪了在文革后得到迅速复兴的大陆寺庙。专注东亚佛教的史芬妮（Stephania Travagnin）教授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她熟悉龙泉寺，说学诚景仰佛光山的星云法师，遵循自民国初得到推广的“人间佛教”传统，用更为通俗友好的语言传教。这些年来，龙泉寺出落得与佛光山尤其相似，“走进北京龙泉寺，就像是到了台湾佛光山。”

与佛光山的海外弘法之路颇为“形似”的，还有广东四会六祖禅寺。2017年6月，“德国六祖寺”在德国哥廷根（Göttingen）揭牌；2018年1月15日，六祖寺捐赠490万美金（约3800万港币）建立的“天柱佛学研究网络”，合作方包括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等欧美高等学府——与西方高校合作，从学术研究角度推广佛教，也是佛光山常见的做法。

但在国际弘法这条路上，龙泉寺和六祖寺的路线大相径庭。德国汉堡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康易清（Crasten Krause）这几年开始观察当代汉传佛教在欧洲的推广，他认为，在大陆，龙泉寺因学诚法师的影响力、带有官方“加持”的光环，做各种决定更为自由，在海外，龙泉寺则依赖信众，“自下而上”占据华人基础；相应的，背后管理着全国将近40家寺庙的六祖寺，虽然在国内要少些自由度，但在海外更为“自上而下”，直接买楼修庙，或设立高额奖学金或教授职位，与大学合作推广佛教研究。

康易清说：“来自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在欧洲其实还很少，但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出发展的趋势。除了一些道场的建立，还有很多寺庙都在往这边派人考察。接下来我们看会看到更多。”

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佛教在中国复兴之后去哪里？总不能无止境地在大陆建庙，必然会往外扩张，这里面有经济和文化双重角度的考量。”旺盛的香火和对走出国门的自信，带领着中国寺庙一路西进。

一个没有预设偏见的中国形象

史芬妮常让自己宗教系的大学生去各个佛教寺庙考察，腊八这天，她的几位大一学生也来到大悲寺。贤翱负责接待这些学生，她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带着一丝神秘，介绍供奉在佛像前的舍利子：“舍利是高僧火化后才会留下的，这些舍利来自活了120岁的虚云法师。”

胡志光在荷兰大悲寺开始运转之后才发现，佛教在荷兰早已有一整套系统，“这边有佛教电视台、电台、报纸，还有佛教协会。我原来想的就是中国人会来，结果荷兰佛教协会的会长告诉我，荷兰至少有8万佛教徒。”但这些人，绝大多数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极为陌生。

康易清说，佛家在欧洲并不是什么“异国情调的（exotic）”宗教，南传佛教或者藏传佛教的很多派系已经在欧洲扎根，甚至衍生出了欧化佛教，“但当人们听到中国大陆的佛教的时候，可能还只有少林和尚或者开口笑的弥勒佛这样的概念。”

要衡量汉传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和目的，现在还为时尚早，但“中国大陆的佛教传统，带有‘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身份识别，的确是中国国家的一个标志。”

让史芬妮的学生们感到惊喜的是常驻大悲寺的比丘尼——“这座寺庙充满最新的网络技术，又有网上学佛，还有二维码、还有智能机器人”、“师父们一见面就拉着我们去吃中饭，让我们觉得开放又温暖”、“那些严肃死板的教堂应该向你们学习。”

龙泉寺派驻在欧美国家的法师，来自福建莆田仙游县“极乐寺”的女众僧团。“极乐寺”据称由学诚的母亲筹建，僧团自2013年正式成立，学诚的女弟子都出家在极乐寺。贤唱解释：“因为比丘尼法师本身比较稳定，母爱的能力很大。而且看现在的趋势，学佛法的更多是女性。”尽管很多欧洲人一开始不习惯女性作为佛教的代言人，但这很容易被接受，因为比丘尼通常更为友善、亲切。

康易清说：“汉传佛教可以是中国给出的另外一种形象，一个没有预设偏见的形象。”

不过，这些寺庙尚未整理出一套系统介绍汉传佛教的方法。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各个寺庙本身的侧重就很不同，另一方面，汉传佛教的翻译与僧侣的语言能力（尽管龙泉寺一直建有翻译中心并在强化弟子们的外语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传教需求。寺庙如今倾注最大力气的，还是各种非宗教性的文化类的活动，譬如杭州灵隐寺的茶艺，或是开封大相国寺透过管弦乐团获得的国际名声。

第一座出现在欧洲城市的大陆佛教寺庙其实是柏林的“少林文化中心”，以“文化”传播为其主旨，由曾在少林寺学习功夫和禅学的德国人达亦乐（Rainer Deyhle）在2001年投资建立。达亦乐还在2004年成立了德国佛教党，但是这间文化中心的许多畅想——包括在柏林建立一座“中国城”——都未能实现。

史芬妮认为要衡量汉传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和目的，现在还为时尚早，但“中国大陆的佛教传统，带有‘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身份识别，的确是中国国家的一个标志。”

尾声

大悲寺如今聚集了400多位义工，腊八节这天，法师们还给几位积极的义工们颁发奖状——称赞他们是“护持之星”。欣欣向荣的乌特勒支大悲寺，开光两年后已经可以完全透过香火钱和做法事的收入周转，不过，贤唱还是看到挑战：“国外弘法和国内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从国内过来的华侨，还有中国的文化根基在；但在这边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没有了，很多人长着中国人的面孔，却不会说中文。”而对佛教好奇的荷兰人，“并没有供奉的习惯。”

听到这里，胡志光饶有兴致地问：“你们想一下，再过十五年，谁来掏钱搞国庆节、春节？谁来掏钱维持中文学校？到现在为止，这些活动都是靠华侨捐钱搞的。”大半辈子周转在华侨圈里，胡志光目睹着曾经的主力慢慢老去，“改革开放前出国的这一代人，转眼就奔80了。小孩在这里出生，思想总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出门吃饭都抢着掏钱，现在的小孩就AA制了。”他勾勒了大悲寺的慈善功能，希望这里香火更旺一些，可以转化为各种社区活动的资金，那2088座观音像，就可以用每尊2000欧元（约19000港币）的价格找信众供奉起来。

对大悲寺的未来，胡志光还有更大的期待——他早就绘有一个大庙的草图，大院正中心的观音像，有68米那么高，他说这得筹到5个亿才能建成。这并非毫无可能，他曾听过，在老家温州，就有法师筹集了4亿资金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