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国光：权力剧场中，威权是如何被“加冕”的？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北京，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十九大党代表同时举手。

“不同意的，请举手。”全场肃静。几秒钟后，会场不同位置的六名计票人分别高喊“没有”、“没有”、“没有”……

中共党章修正案就此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全场掌声雷动。

这是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十九大）闭幕前，表决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时的一幕。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习近平号令举手表决，“同意”时全场举手的场景并不陌生，但“不同意请举手”时的七声“没有”，却意味深长。

根据中共党章，党代会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它决定党的路线与方针、修订党的章程、选举党的全国领导层（即中央委员会）。近年来，以中共党代会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者吴国光，用“权力的剧场”来形容这一运作机制：“它像一部精心编导的剧目在政治舞台上搬演，有着戏剧表演那样的精心设计、练习和彩排，要赢得观众们发自肺腑的掌声。观众首先是参会代表们，掌声则是一种仪式，表明他们认可台上演员——领导人们，并同时认可他们的提议、方案和权力。”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引入了代表大会的制度设计，来合法化自己的威权统治。但在中共内部，既然领导人希望掌控一切，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保留党代会制度，并煞有介事地保持它的运作？“精心编导剧目”的意义在哪里？两千多名地位颇高的党代表，又如何能安于观众的身份，保持意见高度一致？这样“权力剧场”的存在，对中国政治又有什么样的深刻影响？

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

作者：吴国光

译者：赵灿

出版时间：2018年2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60岁的吴国光从中共体制内出身，1980年代，他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无限延长下去，走上学术道路，先后在美国、香港任教，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他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政治转型、全球化等议题，即将出版的中文新书《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正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吴国光提出了“制度操控”的概念：这种操控与一般的政治操控不同，它通过操控游戏规则来改变游戏结果，是一种以民主为其虚表与操控为其实里的一种复杂运作，目的在于为掌权的现任领导人和那些已经预定上台的领导人寻求合法性，使他们精心准备的政纲和人事安排得到顺利的接受。《权力的剧场》一书，就是通过展现这种制度性虚伪，解码中共党代会的神话谜思。

2017年12月，端传媒专访了吴国光，以下是访谈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在《权力的剧场》这本书中提到一个核心概念——“制度操控”，究竟什么是“制度操控”？

吴国光（以下简称吴）：在政治学研究中，有些学者强调“正式制度”的作用，而中共党代会就是一个正式制度；另外很多学者则强调“非正式政治”的作用，就是那些正式制度之外的、幕后而偏离规则的权力运作，例如我们常说的“政治手腕”。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政治运作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政治都是两者并存、相互作用的。

一般认为，在威权主义政治、非民主政治中，非正式政治的作用更大一些。因此，很多人长期认为中共党代会实际上是一个摆设，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提出的问题就是：在非正式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创立一个正式制度并保持它的运作？

制度操控的实质，就是操控游戏规则来改变游戏结果。

我发现，正式制度是完全可以被操控的，这种操控和一般的政治操控还不一样。一般的政治操控，就好比说搞点阴谋诡计，或者是不按章法、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但制度操控不一样，这种操控已经嵌入到了规范、规则和程序的创设与运用之中。制度操控的实质，就是操控游戏规则来改变游戏结果。

比如中共党代会，虽然党章中对党代会的职权和运作有着明确规定，但领导层通过对制度规则的各种策略式运用，将选举、讨论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扭曲变形，从而使党代表们投出了一个符合领导层原先预设的结果。但它看起来不像是牵线木偶那样，每一下我都要指导你怎么做；透过制度操控，我有更精妙的办法，让你感觉不到你是按照我的意愿投票的，甚至说在你按照我的意愿投票之后，还会很自豪地说我行使了我的权利。这个就是中共这套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不同，也和一般的威权主义制度有非常大的区别。

端：为什么中共要大费周章，透过对游戏规则的精妙操控来改变游戏结果呢？直接改变游戏规则会不会是一件更容易、风险更低的事？

吴：其原因在于威权主义的“合法性赤字”。威权主义政治的运作，是前台一个做法，后台一个做法。本来有后台这套做法已经可以了，为什么它还需要有前台这一套东西呢？是因为它需要前台这套东西来形成权力合法化的机制。

和民主制度不同，威权政治将公众排斥在选择和决定领导人的过程之外，缺少精英群体之外的一个仲裁者，这产生了两个问题：

首先，威权政治中的赢家是自封的，他得不到作为程序上的第三方裁判者的祝福。我说我赢了我就赢了，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胜负是没有裁判的，如果有的话就是赢家自己成为自己的裁判。但精英政敌可以用任何手段将这位赢家干掉，只要做成了，就赢得了权力，而这种权力需要一层“合法性”的外衣；

其次，威权体制的领导人没有面对公众的政治合法性。民主政治非常精巧的一个设计是，它把精英之间谁该取得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和大众是不是承认你这个精英取得权力的合法性的问题，用投票这一个办法全解决了，一石两鸟。但威权主义下，即便赢得精英的内部竞争，但在大众面前是不是也合法呢？领导人自己也不知道。

威权主义的“合法性赤字”，导致它需借用一套本来属于民主制度的东西作为其“合法性外衣”。

威权主义的领导人置身于这两大挑战的交汇处，必然时刻担心自己权威的脆弱性：就结果来说，自我任命的合法性让可信度打了折扣，失败者和大众有可能都不接受；就手段来说，当赢家获得权力的方式遭到质疑时，其合法性可能会在根本上遭到否定。

于是，当代威权主义引进了宪法、选举、代表大会等这套本来属于民主制度的东西，试图在今天这个时代塑造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今天，除非通过选举，领导人的其他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均会受到质疑。所以，他们只得借用了民主的一套形式，但它又不是民主制度，其实质还是威权主义，自己决定自己是领导人，只是要走完所谓的民主过程。

端：我很好奇这套“合法性外衣”的裁制过程，换句话说，中共是通过哪些手段实现“制度操控”的呢？

吴：截至目前，中共党代会已经开了十九届了，我对这么多届党代会有个历史分段的研究。从1921年的一大到1928年的六大，中共实际上处于一种比较幼稚的状态，没有发展出什么像样的制度操控，主要是共产国际来指导中共的运作，不存在党内的领导层在党员之中的领导力。谁能当领导人呢？共产国际说是谁就是谁。这里面就很少有产生于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你只要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党的领导人。

对于党代会运作的制度操控，可以说是从七大开始的。从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在这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影响力日渐衰微，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准备七大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操控方法，并奠定了此后中共党代会运作的基本框架。这套操控方法，包括召开会议的时间、会期的长短、参会代表由谁构成、他们用什么方法产生，以及会议进程如何管控等等。

党代会的召开时间、会期的长短、参会代表由谁构成、他们用什么方法产生、会议进程的管控等，都可以成为“制度操控”的空间。

举个很小的例子，一进七大会场，代表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还有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我还没来选谁是伟大领袖呢，你标语已经挂出来了。当然，现在十九大的会场上不再挂习近平的画像了。但我们知道，十九大的代表也不像七大代表那样“桀骜不驯”了。那时候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规则，加上当时中共各地方的领导人，都是自己打江山的，都是一些枭雄人物。现在这些代表，不用挂谁的像，你说我不投习近平的票，那不是在政治上自杀吗？

端：说到开会时间，最近四十年，中共党代会的召开时间规律多了，每五年一次，和毛泽东时代差异很大。

吴：对，在毛泽东掌权的将近四十年时间里，一共才召开过四次党代会（即七大到十大），其中七大（1945年召开）和八大（1956年召开）隔了11年，八大和九大（1969年召开）又隔了13年，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毛透过制度操控使得每次党代会都能达成他的愿望，但他也不愿意召开太多大会。原因在于，一方面，根据制度规定，党代表是有自主投票权利的，操控他们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当时的合法性已经非常高了，即使不经党代会确认，你敢说我毛泽东不是你们想要的领导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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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后毛泽东时代”，从1982年十二大起，中共党代会开始进入了一个简单的制度化阶段，每五年召开一次。为什么呢？我个人的解释就是因为毛泽东以后，中共领导人的合法性、认受性没有那么强了，需要党代会来周期性地给自己确认一下合法性。就像习近平，在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做了很多事，反腐也好、军改也好、提出一带一路、中国梦也好，但只有成功召开十九大，才能让这些东西在党内精英中获得合法性的认可。

端：今年10月25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刚亮相后，新华网26日随即刊文指出，：“十七大、十八大探索采取了会议推荐的方式，但由于过度强调票的分量，带来了一些弊端：有的同志在会议推荐过程中简单‘划票打勾’，导致投票随意、民意失真，甚至投关系票、人情票”、“决定在对十九届‘两委’委员人选深入考察、严格把关基础上，通过谈话调研、听取意见、反复酝酿、会议决定等程序逐步酝酿产生中央领导机构人选。”、“这种方式克服了以往‘大会海推’、‘划票打勾’带来的种种弊端”，您会不会觉得这有些“制度操控”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感觉？

吴：我有留意到这个报导，它透露出了不少非常重要的情况。

这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承认，在十七大、十八大筹备过程中曾经搞过摸底投票。再就是，报导也明确指出了，虽然这是一个投票的机制，但其中还是有作弊的。报导特别指出，像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这样一些人“利用会议推荐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这说明，这种由主导者来操控选举结果的现象显然是存在的。

出现上述情况，有一个历史背景。由于在八十年代，党代表的自主性有所高涨，特别是在十三大中央委员会的预选过程中首次引进了差额选举，就使得十三大和后来的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代表们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和最高领导层事先安排的结果有出入的情况，打乱了高层人事安排的布局。

这样一来，最高层就要用新的办法来操控党代表的投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把党内对于领导人人选共识的凝聚过程大大提前，基本上拉长到党代会开会之前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前就开始派人考察，调查背景、做民意测验。包括十七大、十八大做过的摸底投票，也属于这种共识凝聚的措施。但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相当小的一个精英圈子里进行，包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省部级领导干部。

我在书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党代表可以提出对领导人人选提出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开会的时候让他们表达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提前很久让他们表达意见呢？答案是：为了易于操控。因为你来到会上以后就是代表了，按照党章也好、中共的各种规矩也好，你都有权利表达不同意见。但是，党代会之前，这些人的身份还不是党代表，而是党的干部，作为党的干部是要遵从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的。之所以要拉长这个过程，就是要减低这些干部成为代表时的投票的自主意愿。

到了十九大，就没有再采取十七大、十八大时摸底投票的办法了，用的办法就是“谈话调研”。不是说“谈话调研”这种方式有什么特别对或不对的地方，关键是谁来谈。如果你可以谈别人也可以谈，那就有些竞选的味道了，但我们知道中共党内是不允许竞选的，只有你去和人谈的份，别人不能去通过谈话影响党代表。最后党代表和你谈完话之后投了你的票，这就是典型的操控，是和民主原则不相容的。

端：我们看到，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对习近平忠诚的“新军”也都占到大多数，加上习没有指定接班人，有评论认为十九大后“集体领导制”将走向终结，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吴：我个人认为，中共的集体领导基本上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在中共的历史实践中是不存在集体领导的。

中共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陈独秀（中共创始人之一、首任总书记）了，他当时完全实行家长制统治。根据李达他们这些老资格中共领导人的回忆，那时候开会，如果有人对陈独秀说的话不同意，陈动不动就摔茶杯，完全是一个帮会大佬的做法。很多重要的早期领导人，包括瞿秋白、李立三，作风都非常专断，王明就更不用讲了，之后就是毛泽东了。

中共的集体领导基本上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在中共的历史实践中是不存在集体领导的。

集体领导这个东西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但毛在当时的权威恰恰是高高凌驾于他的同侪之上的（编注：毛泽东当时仍保留了最终决定权），所以集体领导这个说法和当时毛一人专断的现实，实际上是完全不吻合的。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才开始出现了“集体领导”的一点意思，但事实上就像邓小平对江泽民讲的那样，“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李锐叙述，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邓小平讲得就是，毛泽东、华国锋以后，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集体领导，就是邓小平说了算。这之后呢，也是邓所说的，自己不在的时候，江泽民说了算。

胡锦涛时期不能说是集体领导，因为仍然是江泽民说了算，虽然在胡时期的后几年里，江泽民年纪大了、退出领导岗位的时间也久了，权威有所降低，但并不代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能够自主做主决策，这是做不到的。江泽民虽然在2004年辞去军委主席之后没有正式职务，但这和邓小平晚年是一样的，邓小平晚年也没有正式的职务。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再次改变中国的时候，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但还是他说了算。毛泽东以后，这些中共领导人专权的程度虽然比不上毛，但是也不能称之为一个集体领导的时代。

我想，今天习近平权力这么大，实际上是承接了江泽民说了算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不断扩权的时候会被认为是和江泽民构成了矛盾。因为过去是江泽民说了算，现在要习近平说了算，中间没有一个所谓胡锦涛集体领导的时代。

所以，当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威建立以后，挑战的不是集体领导制，而是以前那个说了算的人。习近平说了算，在制度层面，就是对江泽民说了算的一个延续。

端：十九大之前，有很多讨论说会不会恢复党中央主席制，当然最后并没有恢复，我想，恢复党中央主席制的话，“一个人说了算”就变得更加名正言顺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讨论呢？党中央主席的职位真的有可能被恢复吗？

吴：第一，当年毛泽东在1945年的七届一中全会上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先担任的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编注：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推举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七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在担任这两个职务时，他拥有了最终决定权，如果习近平要在二十大上再次称主席，可能会援引这个先例。

第二，近年来中共高层可能已经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最高领导人在最高领导岗位上只能做两届。如果内部有这样一个共识的话，那么习近平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否认这个共识，因为最高领导做几届本来就没有写进党章；再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最高领导的职位改为主席，我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做了两届，现在不做了，改做主席了，这个也许帮助他减少一些阻力。

其实，这些职位的设立，也都在“制度操控”之中。实行主席制的时候，曾经长期不设副主席，直到八大的时候才设立了副主席（编注：十二大时决定不再设立党主席和副主席），但设多少个，党章也是没有规定的。对中共来说，副主席这个职位非常重要，除了主席就是副主席了，但这么重要的位置，可以一会有一会没有，一会多一会少，这些都给制度操控留下空间。

端：这次十九大报告中，将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十三大时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您怎么看这种提法？是否预示着习将在下一个任期展开的新动作？

吴：这次提出所谓主要矛盾的转变，我看主要是为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铺垫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了，所以要进入新时代了。但是，这次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有点不大高明，因为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人类有史以来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并不是今天中国特有的。十九大报告没有找到中国在今天特定时代的主要矛盾，而是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拿来说了一下，因此，对于“新时代”到底是什么，也是没有论述清楚的。

当然，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两个长期的目标。但这都是施政的一个基本规划，而具体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系统的论述。

端：不久前，中共刚举办了和世界政党高层的对话会、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再加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可以说中国这五年一改过去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提出了诸如“网络主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概念。这也引起很多老牌民主国家的警惕，澳大利亚总理最近向国会提交的《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法案》主要就是针对中国，特朗普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之后，要影响世界政经秩序的雄心是越来越大了。以这种经济体量，加上全球化使得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倚赖程度非常高，中国有了新的国际战略。今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越来越注重本土利益，对一些重要的国际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等等，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中国在这时候选择趁势而上，越来越想扮演一个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就像十九大闭幕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说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韬光养晦已经是过去时了，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雄心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挑战，完全是个新问题。

总之，韬光养晦已经是过去时了，本世纪以来，国际上已经越来越感受到中国要主导世界秩序的雄心。在习近平任内，这个雄心一定更大、步骤更快。这就给世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从西方民主国家诞生以来，主导世界秩序的基本上都是欧美的民主国家。即使是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虽然在一定程度平分秋色，但是围绕在苏联周围的基本还是欠发达国家，所以世界经济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还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的阵营当中。但中国因为巨大的人口总量，加上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在国际上的崛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现在显露出重塑世界秩序的雄心，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挑战，这完全是个新问题。

端：三个月前，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Stephen K. Bannon）在一次演讲中称，中国就像是1930年的德国，“它正处在一个拐点上，可以走这条路也可以走那条路”，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吴：从西方民主国家主导世界秩序以来，也不断遇到来自非民主的经济上强大国家的挑战，最早就是来自纳粹德国，冷战时期就是苏联了。

但今天的中国和当时的德国、苏联都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当时德国经济虽然在一战后迅速发展，但是经济总量没有那么大，当时也不是什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苏联时期东西方两个阵营经济上基本相互隔绝。而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那些主导国际秩序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是紧密相连的，这个和以前我们看到的挑战是非常不一样。

第二个不同，就是刚刚讲的两个挑战其实都是来自西方文明的内部，但中国的挑战是完全来自东方文明。简单讲，当年德国也好、苏联也好，都是采取正面冲突的办法，德国是直接军事冲突，苏联则是全面对抗。但中华文明向来是比较柔性的，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有选择的、非正面的对抗，这就使得整个形势非常复杂。可能过去历史上的很多经验，都不能直接套用来解读今天的情况。

对于来自中国的挑战，西方主流战略家中的一种观点就是像班农这样，认为中国如同当年纳粹德国，要和中国对抗。这个声音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90年代苏联解体，后冷战格局刚刚形成的时候，美国就有一个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当时有两大战略观点 containment（遏制、围堵）和 engagement（介入、交往）的大辩论。虽然这次辩论最后从口头上搞了一个折中，叫 congagement，但实际上之后的发展是以 engagement 为主的。克林顿本来在竞选期间对中国是疾言厉色的，说“决不迁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但恰恰在他任内后期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大大密切起来。他们那时候信奉的就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潮流，经济得到了发展，就会实现民主化，这是 engagement 的一个基本思路。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思路应该说是失败的：中国确实融入了全球化，经济飞速发展，和世界上大型经济体都有非常密切的融合，但中国却保留了独特的制度。

但在九十年代中期那场大辩论之后，把中国当做主要敌人、主张全面遏制中国的想法，在西方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太强有力的声音了。我想其中原因很多，一个就是全球化使得中国的利益和那些大国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很难分割。如果中美真的出现巨大贸易战的话，受伤的当然绝不仅仅是中国，同时也是美国；第二，中国也不是摆出一个全面对抗的姿态，而是采用一种非常柔性的战略，无论是早先提出的“和平崛起”，还是最近习近平讲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相当柔性的诉求，诉诸大家的共同利益。

像班农的观点，就是单纯地以历史经验来类比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没有看到全球化后世界经济新的变化，也没有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的特点。你说中国是纳粹德国，但它不像纳粹德国那样咄咄逼人；你说它是苏联，它也没有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也没有像苏联当年那样，搞和很多小兄弟结盟的政策。所以说，中国的出现对于世界政治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战略家们的认知，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时代，没有能跟上形势、对当前国际政治格局进行前瞻性的分析。

（阿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