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从搞局者到职务中止，为何越来越多人成为“苏嘉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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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澳门学社”的澳门立法会议员苏嘉豪，因在反对澳门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一亿元人民币建设校舍的游行后，又步行至特首官邸外递交请愿信被控以非法集会“加重违令罪”。

12月4日，苏嘉豪被澳门立法会以28票对4票通过中止职务的议决。其仍然是议员，可以支薪及在立法会大楼办公，但不可参与任何会议。

11月26日一场公众论坛上，官委议员陈华强因为不禁被台下观众指骂其为公共工程超支护航，竟以“我知道你们都是苏嘉豪的人”作反击。七天后，澳门史上最年轻议员苏嘉豪在28对4的极悬殊票数下被暂停职务。

原因之一，是他在一年前将请愿信以纸飞机方式投入特首官邸，被检察院以“加重违令罪”起诉。接下来，若法院判决超过三十天刑期，由亲政府势力把持的议会将极可能投出“终止”议席的决定，也就是近年香港人熟悉的DQ（disqualified）。以“革新．希望．前进”为口号一举闯进议会的青年民主派，在议会第五十天终于撞上了高墙。

苏嘉豪：被政治检控的“搞局者”

过去五十天，苏嘉豪确实成为议会内的“搞局者”。

针对天鸽风灾后的检讨，他批评政府只拿气象局作代罪羔羊，要求行政长官负上最高的政治责任；对于正筹备重设的市政议会，他力主开放部份直选，并继续以网上开讲、街头联署和议会质询等多战线向政府施压；此外，还要解封立法会小组会议予公众旁听，惹来资深议员谴责其“违反政治伦理”；更将过往的街头诉求带进议会，要求改革澳门基金会大宗拨款的制度。可笑的是，引发DQ危机的那只纸飞机，正是乘载著相同诉求。

基于这样的背景下突然被暂停职务，苏嘉豪一案才被罩上政治检控的阴影。

说是政治检控也并非完全贴切。时间回到2016年5月15日下午，抗议澳门基金会向广州暨南大学拨款一亿元的游行刚结束，苏嘉豪等人决定以个人名义徒步上特首官邸递交请愿信。但警方认为组织者并未真正解散游行，徒步上山的行为仍属集会，如此脱离既有路线的行为便构成非法集会。

司法措施如此成为公权力反制反对派的手段。

相隔十个月后，检察院在次年3月15日正式作出“加重违令罪”的控诉通知，并在4月25日确定开庭日期。其时立法会选举仍未开展，无人知道苏嘉豪将顺利当选。故警方和检院在该案被公诸于世后急急发表声明，澄清检控与选举在时间上不存在因果关系。

“加重违令罪”：公权力的司法武器

然而，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在时间性，而是“加重违令罪”在近年被运用的情况。

根据《澳门刑法典》定义，任何人士不服从受许可当局发出之命令，则属违令，可被判处徒刑一年，而加重违令则罪加一等，相关刑罚亦加重一倍。

过往，该罪大多用于检控酒驶人士，因为游行集会而被控罪，且罪成的案件，由1999年回归至2014年的数字：为零。然而，自特首崔世安于第二任期委任新的检察院长后，检控人数则开始飙升，第一任期（2009-2013）的数字只有30人，目前第二任期只过一半，被检控的人数已达58人。

包括要求官方处理危楼而占领马路的小市民、举办民间公投的社运人士、争取福利的博彩业员工，还有投掷纸飞机的青年们，通通被认为是罪加一等，必须判上加重违令罪。占领马路的小市民们，更成为回归后首宗罪成案件。无怪乎本地社运人士已开始怀念那位正身陷囹圄的前检察院长。

除了运用刑罚的频率增多外，即使最终检院不作起诉，异常漫长的侦查期亦足已消磨抗争者意志。

近年与老民主派决裂的新澳门学社，在选前已是杯水车薪，若果最坏情况发生，青年民主派将被“一铺清袋”。

在澳门，刑事案件的侦查期一般为6至8个月，超过期限必须自动归档(closed file)。这是澳门政府在签订联合国《两公约》下，对人权保障的体现。然而，警检部门却一直以法律只具指引性，具体执行有困难为由，漠视规定而经常延长侦查时间。

2014年的博彩工运、民间公投到今天的苏案，都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侦查期限，被锁定的抗争者除要频繁配合侦讯外，还需作定期报到，甚至禁止离境等强制措施。司法措施如此成为公权力反制反对派的手段。

可以预想，苏案接下来的司法程序必然也是旷日费时，假如最终被DQ，澳门议会效法邻埠，要求被DQ议员偿还所有立会支出，同样是可见之事。需知道近年与老民主派决裂的新澳门学社，在选前已是杯水车薪，若果最坏情况发生，青年民主派将被“一铺清袋”。

“苏嘉豪的人”：当权者打压下的必然

不过，公权力过度高调地以司法作为武器，虽然在香港收获佳绩，但在澳门脉络下却可能是适得其反。

司法领域能成为香港政治新战场的前提，是建制和民主派均有相若力量彼此攻奸消弭。相反，澳门既没有人权律师团、也缺乏制衡的议会力量与厚实的法治传统作为基础。

公权力明目张胆的打压，只会成为处于绝对弱势的民主派的论述资源。一个近例，即是选举期间突然出现的“澳独”议题如何成为苏嘉豪的助选利器，催谷出不少同情票数。

不过，公权力过度高调地以司法作为武器，虽然在香港收获佳绩，但在澳门脉络下却可能是适得其反。

这次DQ案，也续步走上相似的剧本。

由“你们都是苏嘉豪的人”所激起的舆论，到中止议席前的声援大会，官方的举动越来越让大众认为当权者当真视该年青人为眼中钉。假如当权者继续错判形势，连一丝反对声音也无法容纳，那么在DQ案成真后，又将有更多澳门人成为苏嘉豪的人。

（作者为澳门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