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萍 X 黎明 X 袁嘉蔚：我的行动定义了我的身份

投身社运多年，23岁的袁嘉蔚近来突然被前所未有地注视，不是因为一次行动或一种政见，而是因为她伴侣的身份——她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的女朋友。今年8月，罗冠聪因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后，一度传出袁嘉蔚可能出选立法会补选，媒体以“代夫出征”四个字报导她。“无论我做什么，人们都会扣上罗冠聪这名字，而永远也不会记得我的名字。”袁嘉蔚纳闷。她自大学开始投入社运，货柜码头工潮、反新界东北发展、雨伞运动都投入过，后加入众志担任社区干事，所参与的社会议题多种多样，然而最后被认识的身份，却只剩下“一个男人背后的女人”。

在香港生活多年，80后的黎明也经历了相似的“一夜成名”。尽管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社会学讲师，和自己的学生打成一片，参与各类香港公共议题的讨论，而出现在舆论，屡屡只剩一个标签：大陆人，或者丰富一点：觉醒的大陆人。不久前，中大民主墙因港独海报而引发中港网络骂战，黎明尝试撰文沟通两边，辅以上海、香港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对爱国和身份认同的看法，但仍无法拿下她自己身上的标签。面对纷争撕裂，黎明困惑：我们真的可以跳出固定框框，撕下表面情绪，达到真正的理解吗？

70后的蔡玉萍身在书斋，心却总在公共议题第一线。作为社会学教授，她长期撰文笔伐，关注两性平权、身份认同、年轻人参政空间等不同议题，身上还留着曾做过记者与NGO工作的热切。雨伞运动时，她响应罢课，近年来也随着香港政治气候浮沉、民间离散而焦灼。和年轻人坐在一起，蔡玉萍总不断自问：我做的真的可以改变什么吗？我如何能做更多？

70、80、90后的三位女性，身在香港，同样选择将自己的个人生命与社会公共环境共振，与大时代一起浮沉。是什么样的经历，促成她们这样的人生选择？浮沉之中，有哪些困惑和失落？前行的动力在哪里？又有哪些可以互相映照的省思？2017年10月底，端传媒邀约袁嘉蔚、黎明、蔡玉萍三人在中大崇基书院的一个咖啡厅里对谈交流，从下午一直谈到黄昏，尽管成长于不同年代，她们都有着相似的柔韧和自省。

端：端传媒 黎：黎明 蔡：蔡玉萍 袁：袁嘉蔚

端：三位在不同城市出生和成长，目前都生活在香港，以不同方式关注公共议题，什么经历造就了今天的价值坚持和对公共领域的关注？

黎：我觉得不是单一的事件然后突然转变的。我的爷爷是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接着国民党的革命啦、共产党的革命啦，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他全都经历过，他是一个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的人，而且你在他身上是看到一种坚持。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家中有个亲戚，（跟爷爷）说：“姑丈，你革命搞了这么多年，到了今时今日，我们的生活都好过你啦，你个革命是不是白做啊？”他很平和地说了一句：“如果去到今日你的生活都还差过我，那我真是革命白做啦。”他和我们想像中的那种很投机主义的，信共产主义的人是很不同的。他这一套理念给我的父亲继承了，而父亲亦将这一种比较单纯的理念也传递给我了，我小时候都是有一种，我认为有一些东西是美好的我应该要去追求，而那样东西之所以美好可能是因为它对很多人都有益处，会对大部分人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我过来香港，读社会学经历了不同的东西，令我对共产党、对于国家有许多反思，但那个最初的我相信有一些使命是值得去追求的，这个信念没有变，只不过我发现可能可以走第二条路而已。

我小时候在工厂见到很多不公义的事，但我没想过要去改变，六四令我觉得原来在自己之外，除了找一个办法去逃避不公义，其实可能自己可以是去参与、去改变。

蔡：我在中国大陆出生，七岁时来香港，其实我也是草根家庭，小时候要去工厂帮忙做事，我记得那时可能是12、13岁，那我常常都问：工人那么辛苦车一件衣服，可能做一天12小时，是很少钱的，但你去到店铺，那件衣服真的卖很多钱。那时感受最深的是：如果我在工厂那里，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有机会去买我车的衣服，我可能是车一千件衣服、一万件衣服，但我不会有能力去买其中一件的。当时我虽然年纪小，但也看着工厂其他女工，我和自己说其实我是不是要去找另一条路。

我人生的转捩点真的是六四。六四的时候我中五，对我是很震撼的，因为我一直在想的都是我如何靠自己……去超越我的遭遇，要读好书、成绩好，那我就可以走另一个人生轨迹，都是在想自己，很个人层面，但六四就令我觉得，啊，其实不是啊，未必是我个人的事，其实那种超越（命运）可能是一个群体的事。我小时候在工厂见到很多不公义的事，但我没想过要去改变，六四令我觉得原来在自己之外，除了找一个办法去逃避不公义，其实可能自己可以是去参与、去改变。六四令我改变了……我要读哪科，我一直在想我会念商科，但是六四我就决定我要念社会学系，找出社会变迁过程里有什么不公义啊，以及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些不公义。

袁：记得中学会看到六四的片段，不知中史和中文课来的，老师就会播出来，是一些很真实的片段，六四时我未出生，但我看着那些片段也真的觉得很恐怖，为什么只是学生，或者就算不是学生，也只是一些普通平民，为什么可以……这么横蛮、粗暴呢？但当时也是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对一个被家里管教这么严的我，去参与是很困难的，所以六四唯有逐个班房在写平反六四，不知做什么，回看好像很无聊，可能在老师眼中是一个很反叛、无聊的行为，但当时我是很想去寻找我如何去参与或进入这社会的渠道。

我小时候没什么留意时事，去到中学，那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的文学老师，文学的很多经典都是在反映当时的时弊，老师和我说其实很多文人都是当时搞革命的人，因为他们对身边所有微小事物的观察，才会造就他们写到文章，这种观察也令他更发觉身边的不公义。那时就会很想参与，但家里管教很严，我不是常常可以用电脑，那些游行我全都是不知如何参与。直到我进入城市大学，我就上庄（搞社团），我很记得的就是在宣传自己庄的时候，突然有个念社工的同学说要默哀，因为南ㄚ岛事故，我觉得好型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带领同学去做这件事？我就在想，其实我也可以啊。之后他们会搞游行，比如元旦、七一游行，或者码头工运等等，邀请我们去参与，原来我是有渠道去发声的，即以前一直观察的东西，一直觉得不对劲的东西我是可以参与的啊，我就是那时开始参加社会运动。一开始负责写横额，因为在他们眼中我的字可能比他们漂亮点，小时候妈妈常常罚我抄东西（笑）。后来发觉我不是只可以写banner，我可以帮忙摆街站，说服同学参与社会运动，逐渐由校园抗争去到外面的社会运动。

端：投身公共领域时，有没有感受过什么冲击或恐惧？后来自己有了什么转变？

黎：我过来香港后才去参加六四集会的，突然发现我对自己不知道的事会有这么大反应，明明我不知道，但又会很负面的情绪，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那过程令我整个世界观都扭转了，我突然发现我说不清我是什么人，我不可以说我是一个上海人，我也不觉得说自己是香港人大家会认同。然后……当你整理了很多思绪，你发现爱国主义这种情感也开始离你愈来愈远，爱国主义带来的那种身为中国人的情感、身份亦离你愈来愈远，我突然处于一个真空状态。但雨伞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它解决了我两个问题：一是我是谁，还有一个就是我与世界的关系。你在整个运动当中你会觉得你投入很多，你去参与这样那样的事，你投入很多精力在里面，然后你突然就问自己我在这干什么呢？我自己找到的答案是，我觉得不是那个地方定义了我，而是我参与的去行动定义了我。当我找到自己是谁的时候，慢慢感受到自己和那一种生活的连结，即使我现在不生活在上海或内地，你都会感受到有一种联结的，那种联结是你希望那地方的人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因为你觉得他们值得拥有，而为了这件事你可做些自己所能及的，最微小的事都可以，你好像在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在这位置里你感受到自己和环境是有关系的，和其他人是有种微妙的关系。

不是那个地方定义了我，而是我参与的去行动定义了我。

蔡：雨伞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我原来以前觉得可以在院校里做好我的学术，教好我的书，就足够，其实可能不足够。我想政府这样对待年轻人其实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因为我一直对香港政府其实，我一直教书时我都会说你可以批评这个政府，但你也要明白这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政府比，其实是很有效率的，亦为香港社会做了很多事，那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政府的，我们都不想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生活，但雨伞后政局这样急转直下，特别是对年轻人，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些年轻人……其实他们的争取真的完全不是为自己，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即是如果我再觉得自己可以在院校里，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

另一个转捩点就是本土化兴起，以及他们利用反移民去动员，我想这件事就真的挑到我条经，我明白本土派是对政府很失望的，我明白本土派对雨伞运动这么辛苦这么多投入，但没争取到政府任何的理解，我明白那种失望，但我不同意要动员，即要建构一个他者，一个移民，我也不同意是对中国大陆政府的不满要投射在中国大陆来的人。所以其实我想是一来是反移民的情绪令我觉得我要写文，第二我开始写多点是因为我不可以忍受让年轻人这样去...... 他们其实是为了整个香港社会牺牲了。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我再坐在位子上，真的不是很负责任，在我的岗位上，我可以做点事，但当然我，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做很少，因为写几篇文真的不是什么，我也在想如何可以做多点，我现在一直做的事情都是很少。

袁：一开始我没太大的反思或自觉有什么问题，比如做一些示威或请愿，你是一定会想得到媒体的关注，将我们的诉求让公众看见，所以（别人）就会说，你去吧，负责递这个东西，因为你是女生，记者一定会拍你的。其实很有趣，每次有类似场合，记者都会影女仔，就会想究竟女孩子或女性参与政治时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待呢？未必是恶意的对待来，就是一些约定俗成，或潜规则。

后来再走得前点，再敢说话点，就会发现原来很多人都不注视我的言论或观点，反而会注视了我的身体，或我的外貌，会进行不同的攻击。雨伞运动的时候，在街上有途人就会说：女仔之家，你睡系条街度（你睡在街上），肯定是做鸡的啦你，又或者甚至不是一些相反立场的，可能是一些所谓的黄丝，auntie就会话你摆街站就别穿短裤背心啦，你搏畀人非礼啊？返多啲衫啦！（你想给人非礼吗？回去多穿点衣服！）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夏天不可以穿短裤和背心呢？为什么我这样就会被非礼呢，接着就会有种种对于自己身体或关于性别的迷思出现了，很想去找答案。

你应该注视回我说的话，你可以批评我的言论、立场，但你不应这样对我的身体或我的人评头品足。

这是我面对过的一些恐惧，会被别人骂被人攻击，但后来我会尝试去说我的想法，即告诉大家一些很私领域的东西不应这样被公开讨论，你应该注视回我说的话，你可以批评我的言论、立场，但你不应这样对我的身体或我的人评头品足。会开始学懂拥抱这些恐惧，我难堪，我怕，那面对这些难堪就是我不当它是一回事或我首先要说出来，我要告诉大家这做法是不对的，如果我学懂去拥抱这些字眼的话，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现在这阶段，2017年，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去参与政治，尤其这几个月特别深刻，就是因为罗冠聪坐牢，外界会有很多不同的揣测：议席没有了，是否女朋友负责代夫出征？听到这些字眼我就觉得很愤怒，为什么，就算是选的话，为什么不能是因为我有能力而去选呢，或者为什么不能因为我是我，所以我走出来选呢？无论我做什么人们都会是扣上罗冠聪这名字，而永远也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当你知道我是罗冠聪女友那又如何？代不代表你认识我多了？又不是的啊。这件事我很想去找答案，虽然现在是还没找到。

蔡：我想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社会运动里面，或者香港现在的处境就是我们常说建构一个共同体，因为可能大家都望着中国政权啦，所以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要去，即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体系，一个团结的身份，才有办法去和这个政权抗衡。我自己常对共同体这个概念有很大疑惑，因为建立共同体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就不可以说在社会运动里面的性别的问题呢？即好像刚才Tiffany（袁嘉蔚英文名）说的那些事，在社会运动里你很明显看见无论是运动的组织，或者媒体，他们对运动的表述，其实都是带有很浓重的一个传统性别偏见的。但我们很多时很难在一个社会运动里，尤其当运动低潮的时候，去讲这些事，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是否在分化，其实还不单是性别，我刚才也说就是移民那个问题。我最近常常在报纸里听到共同体这三个字，我自己觉得很矛盾的，因为我想社会动员本身是要建立一个身份，去动员，但我自己亦很担忧，我们为了要建立一个表面的团结，其实我们是把内部的，在过程里面的不公义压下去了。

端：目前香港社运确实处于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有人放弃，有人犬儒，你们是如何回应的？

黎：愈来愈多声音在说：我们要去做还是不去做一个行动呢？常常都是以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果去衡量的，常常在说去六四有什么用啊，有没有改变到啊，你出去游行有什么用啊，是不是社会上开始有种期待，一种行动必然要带来即时性的效果才是有用？但我觉得其实行动的意义不是在于即时性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寄望于一个即时又很大的转变，其实会否是我们有点天真呢？

我未必有一个很大的信心是我这一辈子可以看见一个想看见的结果，但这不是承认失败——既然我可以接受在我人生当中未必可以看见那个结果，而我同时又觉得那个结果是值得追求的时候，其实代表我应该将自己从那个追求一个即时成果的执着当中去解放出来。

其实我可以去做任何我觉得应该要去做的事，发挥我的想像力去做，而不是受困于做完后下一秒是不是看见结果来限制我自己的行动，即我反而觉得换一个角度看可能这是个解放。

蔡：我自己常常和自己说：如果我不再相信人会变，如果我不再相信世界会变，或者我不再相信社会会变，那我其实就不需要再做研究，或者我不需要做行动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要去对抗我自己心内的犬儒，我就是唯有告诉自己，其实人会变。

变革有时候真的很快，比如说性别，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女性都是被压迫得无可再压迫，你又要扎脚，又要忍受一夫多妻，又不可以念书，又没得参与公共领域，又会被人浸猪笼，但是原来……可能五千多年都没变，但真的要变那一下是真的很快，是嘛？香港女性地位的改变是五十年代开始有家计会，接着比如七十年代开始有九年免费教育，其实你由五十年代到现在其实也是五十多年而已。当然如果你由中英联合声明开始争取到现在，你觉得四十多年都没变，你会很沮丧，但要来就来得很快的，所以这个信念不可以没有了，和自己说，如果真的没有了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做了，反正也不会有东西变化了是吧。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变。即大陆人在变，在大陆成长的人在变，由大陆来香港的人在变，在香港的人也在变。

我觉得我们唯有拥抱这一个变，以及对变是一个可能，持续有信心，那我们才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端：在行动中去改变事与人，都牵涉与不同立场的人的对谈和交流，但伴随着大众媒体的衰落、社交媒体上同温层日益增厚，真正的对话和交流似乎越来越困难，大家似乎只是自说自话，你们怎么看？

袁：我曾经选举期间摆街站，我在派单张，有个姨姨在街市走出来，第一句就说：“你食屎片啦，后生仔！”但我当下没有走，因为我突然，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她的情绪，不是只想骂我，她好像还有东西说，我就说不如你先拿来看看啦这样，之后她下一句就是说：“为什么你理我？我在骂你，你为什么还理我？”然后我开始和她聊天，发觉原来她真的很恨我们这种年轻人，觉得我们搞乱社会啊，搞搞震。她说雨伞运动的时候她也是很不认同她儿子去参与，几乎是想拿刀斩她儿子，想阻止他，但这个经历对她来说是很沉重，也令她很伤，会生气到要拿刀斩自己儿子。

那种耐性，那种愿意进入人家的状态其实是十分重要，其实拯救到很多东西。

我一路和她谈，原本她是马来人，她在以前国家投票被监控，一定要你投政府想你投的那票，如果不是就会有些不好的后果，这种恐惧令她将这种恐惧带了来香港，然后就觉得千万不要碰政治，这样会影响家庭、人生啊。后来我说给她听我们怎样想，她也会说，你这份单张我会接，我也会来投票。她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会“贴标签”做蓝丝的人，但当下和她聊天的时候我是没这样标签她，是透过去沟通、去进入她的情绪而理解她，其实最后我是可以和这位太太抱着来哭，那种大家也能进入大家的状态令我到现在也很深刻的。

我会反思，比如刚提过可能曾被一些本土派的朋友攻击，我当时很生气，纯粹想为自己辩护，但到现在我会想他们当时的情绪是原于什么呢？是原于对运动的无力？还是他对某些决定的不满？这种不满其实是很真实的，我未必完全认同他们的理念，但我必须要去进入他们本身的状态或情绪，去和他们理解或交谈之后，其实我也解决了很多，有些甚至我现在可以和他们聊天，心平气和地沟通。

我觉得要去做到对话，那种耐性，那种愿意进入人家的状态其实是十分重要，其实拯救到很多东西。

黎：我很深有体会，在社会运动当中那种情绪经常都是被边缘化的。无论是哪个阵营也好，常常都会觉得情绪是不理性的东西，以及是一种很软弱的表现，所以通常你不会正面去面对它，你会想要逃避它或将它marginalize令你觉得最好不用理这群人啦，即痴线的这样。

比如这次我突然被关注了之后，其实很多人会过来我的facebook宣泄他的情绪，有些人他可能一上来就骂你左胶、世界女、返大陆，但当我和他说其实你可否多说一点啊，其实你在生什么气呢？他就打了好长一段，大意是你就说得轻松，什么超越身份的限制，你明不明白我们香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情绪。其实我是非常认同的，那种你觉得香港被践踏的那种心情，说实话我在上海一样经历过，即在我眼中的上海，亦是我另一个家乡，其实是在早香港十年已经经历了一切现在我们看见的中港矛盾，只不过在上海时我们叫城乡矛盾而已：你的语言被剥夺了，不让你在学校说上海话，那种慢慢你的社会上已经没有再用上海话拍的电视剧，我只是离开上海几年已经人口翻倍了，由1300万变成2600万的时候，那种怨气和你在地铁上看到那种外省人发生那种冲突，和香港其实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要寻找一个香港人的身份，我觉得我完全是支持的，只不过是觉得，我们是否可以在一个地域之外，超越这个地域的限制去寻找我们另一个资源，去丰富我们对身份的认同而已。那人又真的接受，他会理解，虽然我们路线可能还是不同，这种对话其实很久没发生过了。我很切身的一个体验就是其实就算是一个你觉得他痴线的、很不理性的一个人，其实当你去正面回应他那个情绪的时候，你才可揭开他表面那层东西，看到他在想什么，而现在太多的对话是我们懒得去揭上面那层东西，我们看见上面那层东西，已经觉得很烦，不要搞我啦我已经很忙，很想回避。

蔡：我们其实希望有一个社会是可以顾全、考虑不同人的不同感受，尝试找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法处理，如果我们希望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呢，其实对话是唯一可以走的路。

现在我们看似多了很多空间可以表达，但亦因为我们各自接收资讯的内容太不同了，所有我们对话的基础其实小了。可以想像，我以前可能是和某个同学其实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不同的，但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看同一间电视台、或看同一份报纸的，那至少我们有些很基本的，对事实的了解是会一样一致嘛，或者是近点，但现在可能我对新移民的理解我是看政府统计，但很多人其实是看那些假新闻的，所以如果要坐在这里对话，其实起点已很不同，其实对话很难，因为比如我现在和学生上课，我上课和学生说就发觉其实原来没有学生看我看的报纸，我看New York Times 我看明报，我现在问同学，就没一个同学是真的有个app是点击如一份报纸的，他们就在facebook哪人家滚什么他看什么，那即是接着我现在说很多东西我以为自己知道的，接着在我facebook里面大家都好像知道的事情，原来出了我的facebook，回去课室那里，原来不知道的，于是对话怎样开始呢？

那你可以想想，走出社会学系，去到其他学系，对话的基础可能更弱，走出了大学，好像Tiffany这样去街头，那个对话的基础又可能更弱，我们可以有对话的基础的媒体或公共平台愈来愈少，因为公共平台是愈来愈切割的。

如果我们希望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呢，其实对话是唯一可以走的路。

袁：我觉得对话也有不同种类，比如第一种就是不同派别间的对话，就像我们，我自己和本土派那种，现在你看到距离是再近了点，或大家能对话是因为大家面对同一困境，就是同一时间被同一政权打压，但不知道可维持多久，下一个状态可能又决裂，但起码会想趁这段时间好好酝酿信任基础，令对话可持续。二种我会觉得是不同界别间的对话，就像今天我们三个这样谈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近，这种对话是相对容易的，第三种是来自敌对派系的对话，就像建制派和我们，这种对话我觉得是最难做到，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其实尝试过对话但不会做到那种真诚、有效，当政府掌握很大权力时，整个权力关系根本就不平衡，那种的对话其实是很难发生的。

蔡：我同意权力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就算是敌对派系，我自己觉得也没法不对话，虽然可能是敌对，但有些社会议题其实是要合作的，或比如说政府——除非我们真的觉得不需要政府啦，但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需要政府的，所以其实和政府的对话也是不能避免，当然很难，或者你会知道（政府）有时其实耍你，但你是否放弃？有时候是有些人会觉得你很天真，比如我有篇文就希望政府可和年轻人重新对话的，那篇文有个学者就很反对的，他说，其实也没平等的基础，你也知他耍你，对什么话？我知道是，这可能是事实，但我也看不到对话以外有第二条路，以及我想政府本身也非铁板一块的，即政府里很多人的嘛，很多不同部门，而政府其实有政治任命啦也有公务员，站出来你肯定要有共同阵线，但里面其实也有不同想法，我觉得这些是一些对话的契机来的。

端：这一刻大家觉得在公共生活里最不能容忍的情况是什么，会做什么去改变它？眼下很多人都担忧香港前景，甚至考虑离开，你们怎么看？

袁：我想去旅行，真的很辛苦这段时间，想去休息下，但没有真正离开的理由，也会回来的。我最怕的是香港人会变麻木，那种麻木是你会觉得所有事都是这样的了，你对所有不公义再不会有感觉，这件事是令我最怕的，如果真的发生了就会很绝望。

我一直相信成功是由许多徒劳无功制造而成的。

有次在深水埗后巷我看见个婆婆清洁工，我想她做到很累的了，满身汗，衣服湿透，她就这样靠着休息，而她也蛮老的了，但她是好像没抱怨，样子也很自然，亦惯了的啦这样，而其实我们常说要全民退保时，其实是想照顾一群辛勤工程了这么久的长者，让他们退休有保障，不用做到真的走不了再退休这样，但很多人都已习惯啊我是这样的了，就是很害怕这种情况会继续发生，所以为什么要坚持示威、游行，为什么要坚持用这些方法提醒大家，这就是我们未来要继续做的，或短暂日子里你未必看到有实际的成果，但我一直相信成功是由许多徒劳无功制造而成的，这是我觉得能够说服自己坚持的位置。

黎：我觉得我自己最不愿看见的东西是香港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空间，变回和对岸一模一样，即我自己觉得由2012年左右开始，其实这五年中国对意识形态的管制已收紧了，今年十九大，你看它所说的那些要点都很明显对香港，他要全面掌控，那种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已经去到一个有优先的位置，这个它会具体怎在香港实施呢，是它有个政策直接收紧你，还是有个这样的理念而下面的人很自动自觉去将它产生出来？很难预见。

但我相信两个层面都会继续变差，尤其现在你看到身为立法会议员可在公众地方说些威胁性说话时，即是这种是对整个社会的气氛带来一种恐吓，亦是我相信会对某些在位的人带来一些恐慌，他会去猜上面这样是什么意思呢，我其实是否要主动表达忠诚？这些就是慢慢会有些人主动将那种自我审查了，就是将那种自由度自己放弃。我自己作为前线的教育者，我要承担的压力也会增加。你不知道下面的学生会否接受不到然后去report（打报告），或你被他人知道这事接着他去report，即你总有一秒会有这样的保留的，但我希望自己可做到的事就是尽量不去审查自己而已，即这个我觉得我是个前线的工作者呢对自己的最低要求，就是我希望自己有个意识，不要去审查自己。

蔡：我们都是看着天空的一块乌云，我们也很担忧其实现在可能是天空很黑了，接著有些雨落下，但接下来我们不知雨会多大，但因为我们都看着那块乌云，所以那忧虑是在，而且像在压下来，但如果实际经验现在就是有些雨，但你说大学的空间是否收窄了呢？我自己暂时未感受到，我们大学的日常工作里我未感受到，我不觉得我的自由少了，但我想现在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社会在乌云下，就算它未落下，或最后未必落下，但你也怕它真的会下，和你怕它下时下的不是小雨，滂沱大雨，所以我觉得是那种心情，挥之不去，那是很沉重的。

端：最后希望问问大家，未来希望从哪方面着力？

袁：也没什么特别了，继续努力，能撑多久就撑多久。

蔡：我觉得没退路了，即我们刚才说那些对话，你真的没法放弃对话的，或者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话，希望有改变，你没法不相信这个希望，即人会变，社会会更好，不然真的很绝望。我们唯有在现在，或我自己唯有在现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去做，因为根本就没有退或不做的选项。

黎：能力所及的事尽量做，即比如我还是在有人关注的情况下我就多说两句，我可以写文的我就写，我分享我自己成长的经历、转变的经历、在当中可以见到些启发，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如果有人找我对话、或是要和我辩论啊，我都乐意和他们聊天的，这是我能力范围能做的事，包括和我生活中可接触到的、无论香港还是内地的学生去沟通，去多给他们一个机会彼此认识或理解大家的处境，这可能是我在我那特殊的背景或位置最可能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