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废纸皮背后，香港老人的困境和中港回收产业链

67岁的黄月娴每天都花上12小时，在上水一家商场里捡纸皮，再独力推着堆满纸皮的手推车，走20分钟的路，去卖给一家回收铺。过往三年多，她几乎每天都这样工作，年终无休，为了帮补自己的老年生计。退休前，她在公立医院担任病房助理员，属于退休公务员，但退休金每月仅有三千元，她又缺乏儿女照料，纸皮成了她重要的收入来源。

卖一公斤纸皮给回收铺，黄月娴能赚七毫。在香港，像黄月娴一样的拾荒老人无处不在。不过，很少拾荒者意识到，自己每天参与的，其实是一条随时受政策影响的、复杂的中港回收产业链。

根据环保署2015年数据，香港该年回收废纸89万吨，其中95.6%都出口到中国大陆，卖给纸厂，进行回收再造。目前，香港没有造纸厂。2017年7月，中国政府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年底起将开始不再接收24种“洋垃圾”，当中包括电子废物、废塑胶及未经妥善分拣的废纸，俗称“24味”。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因内地收紧进口废纸批文，未能签订新出口订单，忧虑废纸积存，因而发起停收废纸七日的行动，以此施压，要求香港政府和北京交涉，争取中央对香港特别对待。

回收商发起罢收行动后，纸皮的回收价从每公斤7毫一度跌至3毫。一时间，大量纸皮无人收拾，囤积各处，许多香港市民第一次意识到，香港自身并没有回收和再造废纸的能力，而最前线的拾荒者首当其冲，生计不保。

现在，尽管罢收行动已经结束，纸皮出口暂时恢复正常，但伴随着中国“洋垃圾”政策的逐步收紧，长远忧虑的，不仅有许多基层长者，还有香港本土的回收产业。

基层老人：没有议价能力的“社区回收佬”

晚上十时，所有商店关门了，黄月娴迎来最忙碌的时间。上水一家商场里，万宁店正在开箱，补充新货品。黄月娴则在店铺外整理开箱后被丢弃的一堆纸皮。第二天清晨五六点，她又会早早赶来，推小车去卖纸皮，以防到了上班时间，食环署职员以阻街的理由，充公她前一晚收来的一车纸皮。

“执了一个月（纸皮）才被他充公，唔抵（不值得）啊！”黄月娴大声说。她身型矮小瘦弱，背脊瘦得可见骨头，由于整天在户外工作，浑身晒得黝黑。

她说，假如自己一天到晚手脚不停的话，一般能赚数十元至一百元。行外人甚少知道，即使是收纸皮，也有旺季淡季之分，黄月娴经验中，中秋节和端午节“生意最好”，因为卖月饼和粽子，家家饼店每天都拆出许多纸箱。今年刚刚过去的中秋节，街头的纸皮多得她收不完，有好几晚她索性不回家，做累了就睡在街头。

黄月娴住在上水的公共屋邨。她很早与丈夫离婚，独力扶养两个儿女，青年时自己几乎没有任何积蓄。退休后她不想领取综援，“不想被人说自己懒”，但儿女几乎没有给她家用，搬走后很少和她联络。2015年，她因拖欠公屋租金被收回公屋，被迫在天桥底露宿一年，后来经社工协助，才重新申请公屋，并申请了政府2013年4月开始每月发放2200元的长者生活津贴。

现在加上退休金，黄月娴每月有5200港元的收入，但她还是很担忧。每月除了要交接近一千元的公屋租金和安顿一日三餐之外，她还要花700-800元买成人纸尿布——上年纪后她开始出现失禁问题，她担心假若自己不再拾荒，没有收入，以后老年生活更没有保障。

黄月娴的选择只是许多老人的一个缩影。根据2015年政府公布的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在社会福利政策介入后，香港贫穷人口仍高达97.1万，其中竟包括30.8万长者，而在长者人口中，贫穷率高达30.1%，意味着每三个长者，就有一人贫穷。香港至今没有设立覆盖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假若不想申请政府设有入息审查的救济金，许多老人只能凭积蓄过活。“关怀贫穷学校”事工主任邓永谦向端传媒介绍说，很多人以为拾荒者都是穷人，其实他认识的拾荒长者中有算得上“中产老人”的，其中一位老人有自己的物业，有一定积蓄，但她既不想动用视为“棺材本”的积蓄，又不想加重子女负担，因此坚持捡纸皮来赚取日常生活所需。

相比废塑料、玻璃等，纸皮是较为值钱的废物，原因之一，是中国大陆纸厂的庞大需求。香港的废纸，大多数由运输公司或其他常常产生废纸的公司自己统一进行回收，但也有部分由商店、个人所抛弃的纸皮，仍然留落在街头、商场等不同地方。

纸皮大件、厚重，捡纸皮并不是轻松的工作。黄月娴说一些商场会规定清洁工收拾好纸皮，交给商场进行回收，但由于太辛苦，也没有额外收入，清洁工不愿意做。另一方面，香港街头有不少私人开设的回收铺，但他们不会自行外出回收，只会坐等市民送东西来卖。

“如果要雇一个人去捡纸皮，人工每月至少一万，你想想，捡纸皮很难捡到一万块的，”长期关注环保议题的绿惜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表示，这样一来，留落街头的纸皮就大多依赖急需额外收入的老人来处理。

像黄月娴一类的香港老人形成了“社区回收佬”，也是最前线的环保之友，但在整条产业链中，他们最没有议价能力。“他们没有bargaining power的，纸皮的进出口价格，是不断浮动的，出口商总是保证自己有一定利润，每公吨赚取至少250元，出口价跌了，他就向回收商压价，回收商也是会保证自己利润的，就向街边回收铺压价，最后承受的，就是社区回收佬。”朱汉强表示。

纸皮回收产业：一国一制还是一国两制？

一块纸皮的价格由什么决定？

朱汉强表示，作为世界最大的造纸国，中国的纸张需求、纸厂变化和环保政策的变化，时刻影响着纸皮等废纸的价格。根据美国废料回收工业协会ISRI数据显示，全球废纸数量中，一半都有中国接收了。“许多国家的废纸都是出口去中国，今次中国准备出台24味，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观望。”

香港废塑料协会副会长黄颕灏解释说，另一个影响价格的因素则是纸张质量。在造纸厂，生产纸张很少用原浆木材，绝大多数都是由废纸充当原材料，但循环使用次数越多的纸，再造功能就越差，也就越难“卖得起价”。

2005年最初投身回收产业时，黄颕灏做的正是废纸生意。黄颕灏回忆，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外贸出口加剧，对各种纸张的需求也急速上涨。最初中国直接从外国买来成品纸，后来，造纸厂大量出现。2000年左右，黄颕灏的哥哥首先去广州做废纸贸易，五年后，黄颕灏也北上，和哥哥一同创业。考虑到香港回收废纸的行业已经饱和，兄弟二人选择从欧美国家回收废纸，再卖给广州、东莞等地的造纸厂。

当时，中国对“洋垃圾”的定义非常宽松，为纾缓原料不足，中国一直从境外进口可作原材料的固体废物，即使回收废物中混杂垃圾亦来者不拒，外地废物不需要批文就可进口，直至90年代才确立了废料的出入口检查，但之后，废纸料仍然可以进口中国。

但到了2010年开始，与其他制造业相似，中国的造纸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的问题。中国政府开始加强环保政策，大力度关闭“产能落后”的制造企业。到了2013年，内地进一步展开“绿篱行动”收紧废物进口检测标准，加强堵截所有可能污染环境的进口废物，电子垃圾及塑胶废料等均不可进口。中国海关严格执行废物进口规定，所有塑胶必须经破碎工序后成为胶粒才可以进口，当时已经让一向只将塑料瓶压扁打扎出口的香港回收商无法运作，只有少数具碎胶设备的公司继续经营。塑废料回收率由2012年32.2%跌至2014年的11.8%。而到了近期，备受打击的，则变成了废纸行业。

“你未来会见到中国是出口废料而非入口废料。”黄颕灏表示，数年前他和哥哥已发现这一变化趋势，不再从欧美贩卖废纸到中国，转而将中国的废钢铁出口至外国，“国内的废钢和新钢材价钱跌得很厉害，很多人宁愿买新钢材也不买废钢废五金。现时是国内的废钢价钱低，就想出口到国外。废料由中国出口，没有人会觉得可行，但现时真的是这样在做。”

黄颕灏相信，未来这一趋势仍会持续，包括香港等境外地区，会越来越难将自己地区的废物入口中国。

不过，香港环保回收业总商会主席罗耀荃并不担心废纸停收。他说香港一个月最多只会有8万吨废纸，中国国内有80多间大型造纸厂，“随便一间中国废纸厂都收10至20万吨”。罗耀荃虽然批评这次出口商罢收行动影响全港，但他说正可趁此时机，要求中国不要把香港的废料当成“洋垃圾”:“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属于内销市场，根本（应该）批文什么都不需要就直接送上去。”

大部分回收商都争取香港政府与内地交涉，争取香港的入口配额，而黄颕灏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香港应该管好自己的废料，长远而言要想办法回收和消化本土的垃圾和废料，不能每次内地收紧废料进口管制，就要求香港政府出面与内地政府交涉。

“你不能无事就一国两制，有事就（要求）一国一制。”黄颕灏说。

怎样令香港的废纸“更受欢迎”？

9月份罢收行动期间，当大部分回收商都响应呼吁停收废纸时，黄颕灏却反其道而行。9月17日时，他联络了义工向拾荒长者以每公斤6毫的价钱收废纸，他表示相信废纸有其价值，不应该运往堆填区。后来他将废纸转卖给一个行家，行家再转手给出口商运返内地回收。

中国是香港的废纸料的长期主要出口地，一来地理毗邻，物流成本低，二来内地对废纸料需求大、开价高。相较而言，东南亚造纸厂出的价格却远比内地的低，一般每吨废料出价低200－300港元。黄颕灏认为，若未来中国停收境外废纸，香港应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市场。

不过，在朱汉强看来，考虑废纸出口地之前，香港的回收界先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废纸质量。

朱汉强指出，其中一大问题是回收业有用水淋湿废纸料、以增加重量的恶习，不论是前线拾荒者、地区回收铺抑或出口商，都习惯了这么做，从而赚取更大利润。然而，淋湿的废纸料闷在货柜内往往会发霉发臭，影响卫生，而废纸料的纤维亦会因此被破坏，影响再造纸的质量。

“淋水的回收商就如同一颗老鼠屎般影响外界对香港回收业的印象。”朱汉强说，“香港的废纸料变得不受欢迎，东南亚纸厂不愿意收香港的废纸料。即使有纸厂收，但香港的废纸料还是会因质量问题而卖不到好价钱。以前内地纸厂需求大，到处收纸，你香港的纸有时质量差，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朱汉强认为，尽管中国收紧废料入口，但目前针对的仅仅是“未经妥善分拣的废纸”，长远来说，废纸仍有市场价值，国际市场亦有需求，惟有香港回收业自强，做好源头分类和干净回收，杜绝淋水的恶习，才能继续发展。

“其实（废品）分类得好的就是资源，而不是垃圾，”朱汉强进一步指出，基于环境公义，不论是香港或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输出有害垃圾至其他国家，污染当地环境、危害人民健康，因此各国在输出废品前应该仔细分拣，不要混杂垃圾，这样才能让物料可继续回收。

罗耀荃也同样认为，要配合内地的政策分拣废纸并不困难。他表示，现时纸皮和报纸、杂志分类收集，若要配合新例，只需多放置一个铁笼，要求清洁工人由源头将报纸和杂志分类便可应付内地分拣废纸的要求。

除了废纸质量之外，相较欧美废纸，香港废纸在价格方面也没有特别优势，为什么？朱汉强指出，某程度上，香港将回收产业放诸自由市场来处理，但例如在北美，有例如垃圾征费等生产者责任法规，令企业主动参与回收，但在香港，生产废料的企业无需征税，反而回收商要付钱收纸皮，导致纸皮成本上升。

9月29日，香港环境局官员到访中国环保部，得知2017年年底前中国大陆尚有数百万公吨的进口许可证配额可吸纳境外废纸，积存香港的废纸暂时能找到出路。然而，未来内地仍有可能减收、甚至停收香港的废纸料。

引起一阵慌乱的罢收废纸行动，仅仅维持了三天就结束，一切回归平静，前线拾荒者又继续靠捡纸皮来讨生活，黄月娴短暂休息了数天之后，又开始了每天12小时弯腰工作的日子。她开始意识到，她所参与的回收产业链，随时可受政策影响，但她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能捡一天是一天——毕竟，她还是很不想申请被贴上“懒人”标签的综援金。

而关怀贫穷学校的邓永谦则计划，未来他们将积极统计香港拾荒者的人数，为处于产业链最下游的拾荒者争取一个合理的回收价格，而长远来说，他最希望香港政府能实施全民退保，“不论长者是否执纸皮，全民退保都是一个安全网，不论他是贫穷或是有积蓄，都可以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