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工厂”大芬村：复制够了，想要高大上

画廊老板蔡楚生常跟朋友讲一个故事：一个身价过亿的大老板，买了一栋别墅之后，用大芬村临摹的世界名画做装饰。画很贵，但蔡楚生很不屑：“你不要说你的房子装修到多豪华，也不用说你有多少钱，你挂这幅画就把你的形象搞没了。”

蔡楚生40来岁，曾以画工身份工作了十年，如今在深圳市大芬村拥有一间画廊。“商品画，再高档也是商品，”这位画廊老板坚决道，尽管他画廊的订单大多来自国内的酒店、会所和地产商，从他画廊里走出的商品画最终会被钉在这些地方的墙壁上。

大芬村位于深圳市布吉街道，这个面积只有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聚集著超过两万名画师和逾千家经营油画产业的门店。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带著一批画工来到这个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创办了一间油画工厂。他从香港接订单，临摹各种世界名画。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各地的画工和画商纷至沓来，大芬村成为国际知名的油画生产基地和交易中心。至2015年，大芬村交易额超过42亿人民币。

但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大芬村的画工，都表达出迫切的转型需求。这个长期背负著“中国山寨”包袱的村落，渴望在国际交易低迷、国内消费升级的新语境中，描绘不同以往的发展图景。但转型之艰难，或许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在原创艺术交易中心里学跆拳道

蔡楚生的画廊位于布沙路上，在路边的奶茶店、休闲会所和酒楼之间有一条小路，绕过画廊向后走，便是2009年落成的“大芬油画交易广场”。在当地政府规划中，广场的角色是“原创艺术交易中心”。

但落成三年后，交易广场仍门可罗雀，2012年，政府不得不再次招商，希望吸引“原创画廊”入驻，依旧不如愿。如今，广场内部已被教授跆拳道和英语的课外培训机构占领，烧烤店和网吧环伺四周。

交易广场的尴尬处境，显示出政府规划与大芬村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是大芬村转型困境的一个缩影。广场远离大芬村核心区，也远离熙熙攘攘的人流，包括慕名而来的游客、求画心切的画商和寻找灵感的艺术家们。大芬村内的画廊都不愿进驻交易广场开店，一位画廊老板直言：“给我们倒贴钱（我们）也不会去。”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度令大芬村出口订单量锐减60%。赶来“救驾”的是大幅增加的国内订单。彼时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国内建设项目剧增，需要装饰的墙壁数量随之井喷，带动大芬村的年营业额成倍增长。

与此同时，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推动了国内艺术品消费市场的成长。据欧洲艺术基金会2016年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国艺术品消费额达118亿美金。从2005年至2015年，尽管期间经历数次下滑，中国艺术品市场销售额整体增长了330%。

大芬村无疑从这一趋势中分到了一杯羹，但这杯羹既不够多、又不上“档次”，还有虎视眈眈的力量在争夺。

因低端油画生产入行门槛不高，在中国各地散布著大大小小的“画工村”，包括和大芬村齐名、同样发轫于80年代的福建厦门的乌石浦油画村和福建莆田的油画产业。事实上，早在2007年，大芬村油画的年营业额已经被莆田超越。

如今走入大芬村的任一画廊，问及画作出自哪里的画师，多半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全国各地都有。随著深圳房租和生活成本的水涨船高，画师们正在大批离开大芬村，有的去了其他“画家村”，有的在拥有稳定的订单来源后索性回家工作，再将自己的作品快递回大芬村，订单的所有操作，都在微信上完成。

“内忧外患”缠身的大芬村想要转型。2016年，大芬村所在的深圳市龙岗区政府发布《大芬油画产业基地综合发展规划》，要擦亮大芬文化产业品牌，从低端临摹油画转向高端原创，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将大芬村建设成深圳“十大特色文化街区”之一。

中国城市规划院深圳分院的王婳，曾是大芬南片区更新规划小组的成员，在她的记忆中，政府、村集体、开发商、规划师及建筑师等各方利益的博弈，贯穿了整个规划过程。

在政府的宏观规划中，大芬南片区应该成为一个油画产业的服务中心。但对开发商来说，住宅才是“更易变现的产品”，这一思路亦得到了村集体的赞同。矛盾在于，一片高档住宅林立的区域，其昂贵租金就足以吓退一众画师，何谈服务油画产业？

野心勃勃的大芬村想要走高端原创的路子。在官方宣传语境里，这样的定位早就有了成功案例——太阳山艺术中心。

2006年，安徽人陈求之在大芬村买下一块地皮，建成太阳山艺术中心。和大芬村狭窄街道里赤裸上身作画的画工相比，陈求之更符合人们对艺术家的想象：他穿著麻布衬衫，宽松长裤，将自己的书法风格命名为“激扬文字”。

太阳山很快成为政客名流到访大芬村的重要一站，陈求之的作品亦开始入选各类展览并频繁亮相媒体。“有些人是为了看我才来大芬村的，”陈求之在太阳山里接待过陈丹青，也接待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记者采访时，他刚刚卖出去两幅字画，总价40万。

陈求之此前也是做临摹油画起家的，但他拒绝将自己的工作和大芬村的画工画上等号。“我们是互相抵触的，这边是搞低档画的，我们是独立完成的临摹复制品。”

大芬村的画工和画廊老板们，却对陈求之的发迹史讳莫如深。有人拒绝对他做出评价，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毫无艺术性，也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是如何靠跟政府领导拉关系做到今天这么大。

太阳山的存在，同大芬村形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对比。这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内部装饰的设计感十足，但走出太阳山的圆形拱门，四周都是村民修建的灰扑扑的民房，画廊的招牌和电线杆错杂分布。

尽管以大芬村成功范例的身份被推广，陈求之并不觉得自己的成就可以归因大芬村：“（我）好像跟大芬村没有一点关系，我在哪里都会成功的。”问及大芬村是否还能生长出太阳山这样的艺术中心，他说：“很难，非常难”。

渴望转型原创的大芬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太阳山在商业上的成功，是否孕育自大芬村的土壤？

“复制复制不停地复制”

1992年，蔡楚生的父亲到深圳出差，偶然路过大芬村，他兴冲冲地告诉儿子，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可以去大芬村，既可以画画，又可以赚钱。彼时蔡楚生刚高中毕业，他带著100多块钱，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广东省揭阳市来到大芬村，进了黄江的画厂。他很快发现，自己喜爱的国画和书法，在这里赚不了钱，所有的订单都是油画。

黄江的画厂在一栋农民房里，一整层楼作为画室，每位画工可以分到一块墙壁来作画。初来乍到的蔡楚生必须要跟一位老师，老师接下订单，再分发给学生。蔡楚生的画画基础好，相比其他画工，他很快熟悉了油画技巧。

1993年春节过后，蔡楚生离开黄江的画厂，租下了一个房间，开始自己接单。

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有数百名画工在大芬村聚集。那时画工收入很好，蔡楚生平均每天可以赚100多元，而电子厂工人的月薪不过5、600元。“当时画画是很吃香的，工人们一听到你是画画，就好像感觉你很有钱的样子。”

蔡楚生常常中午起床，下午两三点时开始画，一直到夜里两三点。他享受那时的生活状态：“那时候才20来岁，根本不会考虑存钱，就想著今天晚上几个人去哪里玩、吃饭，花到差不多没钱了又开始画画。”

1998年，蔡楚生结婚、生子，养家糊口的压力陡然加大，他惊觉原来接单画画无法养活一家三口。彼时蔡楚生早已厌倦了商品画：“自己天天像机器人一样，复制复制不停地复制，你会讨厌这种生活。”

蔡楚生想转型。2002年，他用全部积蓄开了两间店面，成为画廊主人。两年后，幸运的蔡楚生赶上了时代的浪潮。

2004年，深圳召开首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大芬村作为唯一一个分会场，上演了千人现场画同一幅油画的奇观，从此名声大噪。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商、游客、记者蜂拥而至，怀著兴奋好奇的眼光打量著这个小小的村落。

这是大芬村命运的一个拐点。2003年，大芬村的年营业额还只有0.8亿人民币，到2005年，这一数字跃升到2.79亿。那一年，中国制造了世界上70%的油画，其中80%来自大芬村。从2006年至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元人民币。

蔡楚生赶上了大芬村市场最繁荣的阶段，“我04年开的这家，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没有亏过。刚开业就有生意，到现在。”即使是令大芬村订单锐减的金融危机，也没能伤筋动骨。他肯定地说：“如果你是08年前在大芬开画廊的，你还亏本的，那就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文博会之后，无论是此前靠商品画攒下一些积蓄的画工，还是外地来的画商，纷纷选择开办自己的画廊。他们很快把大芬村从单一的油画生产基地，变成了生产及交易的重镇。

“以前没有画廊，没有店面，都是画画的，”蔡楚生说，“我们不喜欢一楼，要住二楼三楼，一楼卫生不好，蚊子又多。”

更多的画工涌入了大芬村。他们面临著和前辈们一样的命运：从画商品画开始，接订单，大量临摹。不同之处是，大芬村的租金也和名气一样飞涨了。

2012年，广西人黄阿德来到大芬村，在两栋民房之间的巷道里租下了一块墙壁，用来展示自己的作品。他每天都站在巷道里对著墙壁画画，希望吸引游客注意，并拿到更多订单。

如今，像这样的墙面画廊，大芬村有近300家。这些庞杂且草根的生产力，其实与90年代聚集在这里的画师们一脉相承，曾是带动大芬村发展的原动力，但如今却和大芬村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大芬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认为，这些墙面画廊在巷道内自搭雨棚、占道经营，存在安全隐患，今年5月，一些墙面画廊收到了政府的整改通知。

蔡楚生并不喜欢这些墙面画廊：“感觉有点扰乱市场，因为（他们）费用很低，也把大芬形象拉低了。”

黄阿德对这一说法愤愤不平：“只是他们自私的说法，为什么画画会降低大芬的地位？如果没有人在这里画画，游客会来吗？”

蔡楚生和黄阿德的分歧或许在于，当作为第一代画工的蔡楚生全情投入到追逐原创、高端的梦想中时，黄阿德这样的草根画工则像一根刺一般提醒著蔡楚生——大芬仍是那个临摹油画的小村落。

大芬村的主旋律，从来都是商业和市场

黄阿德觉得政府的定位“好奇怪”，“大芬又不是纯粹搞原创的，不是想推动原创就能做起来，你必须有那些画家过来，有人在这里收（原创）画，这样才能做下去。”

他的看法和王婳不谋而合。“自由的艺术家，是出现原创艺术的先决条件”，北京的798艺术区和宋庄莫不如是。王婳认为，大芬村从一开始就是画工和画商的聚集地，商业和市场——从来是大芬村的主旋律。

一个简单的例子，不少画工们口中所说的“转型”，并非转向原创，而是从临摹西洋油画转向仿制“新中式”油画，因为国内家装市场对这类油画的胃口愈来愈大。

在南片区更新项目的博弈中，王婳也完成了对大芬村的再认知——品牌价值和成熟市场才是大芬村安身立命的根本。她给了大芬村这样一个定义：“仿艺术区”。

王婳认为，大芬村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一种相对独立、链接全国或全球的服务网络。比如，在大芬村画廊出售的画作，绝大部分都不是在大芬村创作的，而是大芬村根据市场需求向全国采购的。再比如，大芬村发达的画框、画材等行业，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

“大芬油画”这个品牌才是大芬村的核心竞争力。王婳在《大芬：一个仿艺术区的未来》中论述道，未来的大芬村，不应该执著于艺术化转型，而是利用“大芬油画”的品牌建成一个多种产业集群的平台。

另一种看法是——临摹难道就不是艺术么？

美国记者Bianca Bosker曾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山寨”西方建筑的专著Original Copies。在书中，她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学家方闻的观点：“在中国，艺术仿制品并不像西方一样被赋予黑暗的内涵。”在中国绘画和书法文化中，一份精妙的副本，同样可以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能被当作是技术和文化进步的表现。因此，仿制文化在中国具有容身的土壤，“山寨”在这里可以获得比西方更高的容忍度。

“临摹和复制是不同的，”蔡楚生说，“大芬村出品的商品画，绝不会把画家署名也复制上，每幅画画出来都不一样”。

在以大芬村画工赵小勇为主人公的纪录片《中国梵高》中，来自湖南的赵小勇从1997年开始临摹梵高，至今已临摹了超过10万幅。2017年，《中国梵高》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纪录片奖，赵小勇的画作从过去的一幅几百元，上涨到最高1.2万元。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纪录片大火后，赵小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要转型做原创，“大芬村要活下来，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

当大芬村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思考转型的同时，留在这里的画工们则要面对更为复杂的抉择：现实、理想、艺术追求以及作为画工的职业边界和狭窄未来。画自己的画、靠自己的画赚钱——依旧是每个画工最初的梦想和最终的企盼。

四年前，蔡楚生将画廊交给妻子运营，自己则正式拜师香港画家王秋童，专攻水墨画。每周一节课，他计划在五年内出师，走入艺术品收藏市场。和蔡楚生一起学画的还有深圳另外三家画廊老板，大家都有著相似的经历和打算。

画商品画的间隙，黄阿德也会画原创画，尽管目前还没有画廊收。偶尔有散客看中黄阿德的原创画，他也不卖，他觉得那些人还是在用商品画的逻辑去看自己的原创画，开价三四百，“那没必要啊是不是？”黄阿德觉得，自己的原创怎么也得卖一千多吧。

如今，蔡楚生又回归了九十年代初画商品画时那种蓬勃的状态：每天在自己的画室里，作画，看书，品茶。他再不用为生计忙碌，有了更多时间回归“艺术本身”。画一幅原创的水墨画和画一幅大型商品画，可能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现在，他会把珍爱的作品挂在墙上，润色好几天。画出来了也不急著去卖，留著等以后有机会送展。

近几年，大芬村每年都会举办“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展”，蔡楚生觉得，油画展造就了不少参展者，这是大芬村受到艺术界认可的一个好机会。

在他的圈子里还有很多“老画工”在做同样的事，这是他们自己的路径，也是他们设想中大芬村的路径。

“成功起码是有道理的，也要时间积累，”蔡楚生说。

（尊重受访者意愿，黄阿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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