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停电报告：一夜黑暗后，台湾面临能源转型关键时刻

2017年8月15日下午16时49分，一天中最热时刻已过，但不少台北民众仍在信义区百货公司逛街、吹冷气，享受暑假悠闲午后。岂料在下一分钟，顾客与专柜小姐惊呼四起，因百货公司突然电力全失，无人知晓怎么回事，都市民众的小确幸瞬间转为大慌恐，商场启动紧急疏散，人人仓惶避难。

这是全台815大停电的序幕。暗黑不只停留在繁华的信义区，还一路蔓延至台北博爱特区。这里坐落着地检署、高等法院、总统府等重要政府机关，但在815当天，这全台权力核心也无法幸免于难。凯达格兰大道上的红绿灯停止运作，宣告失序。社群网站上，民众开始纷纷上传灾情：有肠胃科医师替病人照肠镜，肠镜才刚插入；苗栗县通霄镇一户民宅更疑因停电点蜡烛，而造成一死一伤的憾事⋯⋯

在815断电之前，台湾已有18年未曾在无台风、无地震的情形下，发生大规模跨县市停电意外。上次“非灾害型全台大停电”已是1999年世纪末的前朝遗事。许多出生于1999年后、居住于都市地区的年轻人从未有过类似经历，815，是他们人生“大停电”初体验。

815停电事故，导致全台6百多万用户必须轮流供电。轮流供电时间所带来的限电时段其实不长，最长仅一小时。但这一小时所带来的副作用，足以引爆民众对电力是否充足的忧虑──毕竟，早自7月30日起，全台就笼罩在“限电”的阴影下。

故事要从7月29日说起。是日中度台风尼莎来袭，强风吹垮位于苏澳的传输电塔，导致花莲和平电厂130万瓩的供电量无法输入电力系统。修复电塔，需花半个月时间，加上天气炎热，台湾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台电）预估，8月3日、4日亮起限电警戒红灯，因应限电警戒，台电盘点紧急供电机组支援。然祸不单行，8月4日，台中火力电厂七号机跳机、5日中火一号机也跟着故障，限电危机，迫在眉睫。

这让总统蔡英文宣示要带领台湾走向非核家园的政见，受到严酷考验。全民都在追问：台湾是否真的缺电？限电事故为何发生，而未来的能源政策，又该何去何从？

天然气供气中断引发限电，十余年前早有先例

“815事件，是一个特殊的紧急限电情况。”台电发言人林德福说，大潭电厂发电仰赖中油运输天然气来供应能源。当天，中油承包商仪表设备商巨路公司，在更换两颗控制系统电源供应器时，未将自动模式转换成手动，导致电脑自动控制系统发出异常讯号、造成电动阀自动关闭，因此造成大潭电厂六部机组“同时瞬间”跳机。

机组跳机，代表发电量急速骤降，发电与用电的平衡失谐，电力系统频率往下掉，“这对电网是很危险的事，为避免供电系统崩溃，台电必须进行低频卸载，才导致限电。”

这两起事故，让新加坡政府痛定思痛，于2002年改善发电机组，当天然气中断就自动转换燃烧轻油以继续发电。此外，也规划能源多元化增加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已于2013年启用。

天然气供气中断，早有前例。前台电调度处长郑金龙回忆，2002年8月，新加坡也曾发生因电脑突然关闭天然气紧急阀、中断天然气供应，导致新加坡七部复循环燃气机组同时跳脱的紧急限电事件。2004年6月，因裕廊岛天然气接收站紧急安全阀突然关闭，新加坡再度发生燃气电厂跳电，导致三分之一新加坡被迫停电。

“这两起事故，让新加坡政府痛定思痛，于2002年改善发电机组，当天然气中断就自动转换燃烧轻油以继续发电。此外，也规划能源多元化增加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已于2013年启用。”郑金龙说。

2002年，台电就曾发生天然气不足限电、导致董事长林文渊下台意外。但事故之后，大潭电厂并未新增燃油机组因应可能的断气危机。郑金龙退休前即担忧，仅靠天然气、没有燃油的供电安全的做法会出问题，而他的预言，果然再度实现。

针对供气中断的因应措施，台电是否会参考新加坡的经验进行改善？林德福认为，新增燃油机组是庞大工程，设备需要重新改良评估，“希望还是先从中油那里进行源头改善。”

中油公司发言人毕淑蒨表示，针对大潭跳机事件，因已进入检调程序，关于承包商与中油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便说明，但因应这次失误，中油公司会进行内部改善，分别就管理与系统规划进行。

毕淑蒨说，目前已要求基层员工在工作作业、系统维修操作都必须落实工业安全卫生管理办法下各事业部子法的SOP，高阶主管也会加强查核，“这次事件让我们发现，系统设计会因失误而一次全关，因此未来会对整体系统的关键都进行改善评估。”

备用容量率如板凳球员，愈多愈好？

实际上，备用容量率也不宜过高、必须适当，因为每座电厂都是钜额投资，备用容量过高，在民主国家中，也容易被质疑为浪费公帑。

大潭事件或可归咎于人为疏失，但今年夏天台电频频发出限电警戒却是事实。行政院长林全日前在立法院备询时一再强调“台湾没有缺电”，是否可信？

林德福解释，限电或缺电，都和供电可靠度有关。一般而言，供电可靠度会看“备用容量率”与“备转容量率”两个数值。前者用来评估每年的供电充裕度，一年仅有一个数字；后者则是每日可调度的发电容量裕度，会每日变动。精确来说，备用容量率是透过每年发电量与尖峰负载，去评估未来的电厂开发需求。而备载容量率，则是以现有的发电装置，去计算每日的供电能力有多少余裕，才真正关乎到“会不会限电”的问题。

林德福以篮球比赛举例，“电厂就像候补球员，场上球员（现行运作机组）有问题，就可以赶快调度。”但备用容量率的预估其实难以精准，因为备用容量率必须考虑经济景气、电力系数等复杂问题。实际上，备用容量率也不宜过高、必须适当，因为每座电厂都是钜额投资，备用容量过高，在民主国家中，也容易被质疑为浪费公帑。

林德福分析，台湾法定备用容量率是15％，2017年的备用容量率确实比往年较低、仅10.2％，但限电警戒并非备用容量下降，而是备转容量率不足所导致。今年气候异常高温、经济景气比去年更好，加上暑假期间家用空调需求攀升，诸多因素才导致台电每天都得注意限电灯号。

台电的说法，并未解除外界疑虑。8月17日，由前行政院长江宜桦主导的长风文教基金会举办“政治凌驾专业：能源政策错误，全民停电受苦”记者会，会中前经济部部长、长风文教基金会能源政策小组召集人杜紫军指称，今夏以来一波波限电事故，是源于蔡英文仓促废核、导致核电机组无法提供备用容量率来进行电力调度的后果。

杜紫军认为，1990年起，台湾就曾因备用电源不足限电46次，其中1994年限电达16次，为解决此一问题，台电将法定备用容量订为15％，但随着2014年起台湾林口电厂旧机组除役，2016年备用容量率已降至10％。

杜紫军说，当初，台电就是为了因应“既有机组故障”、“新机组无法如期上线”、“气候异常炎热”等情况，才将法定备用容量订为15％，长期让备用容量率低于法定标准标准，就是忽略能源安全，“旧机组退役，新机组就要上来。这是电力开发的一贯程序。但蔡英文上任后，却以政治来决定科学问题。”

能源如何民主？台湾艰辛核能 / 反核史

杜紫军的批评，建立在台湾能源政策纠葛政治变动的特殊社会情势。

台湾反核声浪，始于核三厂兴建于台湾屏东县恒春镇时。1980年，政府预计在新北市贡寮乡兴建核四厂时，开始浮现较有组织的反对运动。核四之所以引起重大争议，部分亦源于对前苏联车诺比事故的恐惧，另方面则与1985年台美关系生变，核四采购背后的美国势力浮现有关。

反对核四运动结合当时台湾争取民主的党外运动，使早期反核运动沾染鲜明的政党对立色彩。2000年，民进党执政，但“核四停建”运动目标并未真正实现，甚至在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牵动下，民进党同意追加核四兴建预算，反核运动一度陷入低迷。直到2011年福岛核灾爆发、世界各国开始体检核电厂安全，台湾的能源政策与四座核电厂的命运，才真正走到转捩点。

2011年，前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委员林宗尧上书〈核四论〉给当时的总统马英九，指出核四仪控系统讯号点庞大复杂、​举世罕见，但核四却分由三个不同厂商各自分包，导致介面冲突，准​确性及稳定性都难以预料，根本不可能真正运转。值此同时，又爆出运转中核电厂“燃料池爆满”等问题，让台湾社会恐惧核灾将在台湾发生。

执政的国民党始终未对废核作出明确承诺，民间对核能的疑虑与日具增。2014年3月18日，台湾因服贸争议爆发为期约一个月的占领立法院运动，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同时发动绝食废核四活动，并一度占领台北车站前的忠孝东路，将“反核”行动目标推上公民运动的风口浪尖。

在民间强力反弹下，国民党最终宣布核四完工安检后将启动封存作业。然封存并非永久停建，国民党的决策，是让核四于2015年起封存三年，到期后仍可由立法院决定是否重启，加上维护设备预算持续编列，台湾社会普遍认为国民党并未放弃让核四运转。

2015年全国能源会议，核四停建对台湾电力可靠度的影响成为讨论焦点。当时台电推估，核一至核三厂若如期除役、核四不商转，2016年的备用容量率将下降至10％、20年后则会降至5％、出现限电风险。

国民党主张，核电在现阶段仍必须存在的论调，蔡英文则在2016总统大选期间，提出“废核四”政见，并承诺要在“不限电”、“十年内电价不会大幅上涨”前提下，达成2025年其他核电厂如期除役的非核家园政策目标、获得选民拥戴。2017年1月，台湾电业法在立法院宣布三读通过，“2025年非核家园”入法，所有核电厂将在2025年走入历史，拍板定案。

耗时6年，福岛核灾以来堪称全台民众最关注的社会议题，终于达成阶段性目标。但艰困的考验此刻才正要开始。

民进党政府执政后，为因应备用容量率下降所引发的限电风险问题，提出不少应对手段。无论是选择启用紧急发电机组、针对旧电厂汰旧换新、提出需量竞价措施来抑制用电、协调汽电共生业者在用电尖峰时段增加发电，都是为了维持电力供应稳定、别让“非核家园”目标蒙尘。

但这些度过能源转型艰困的方法，在今年夏天遭遇了大小不断的挫折。

备用容量率不是万灵丹

首先，是2017年7月原订加入供电的大林、通霄两大电厂的新一号机，分别因为大林电厂机组料源买到瑕疵品与工安事故、通霄电厂循环水系统因台风影响而造成海砂回淤，延后了“上工”时程。

祸不单行，2016年为因应限电风险而紧急加入的两座大潭电厂单循环机组，先被抹黑是福岛电厂内的机组，后又遭遇机组得标商延迟交货等问题，同样未能上路。几座电厂“迟到”的结果，已影响整体供电能力6％。

再来，被认为是供电解方之一的“汽电共生调度”进度也不如预期。台电在事前估计，汽电共生尖峰保证可靠容量为204万瓩，2016年8月的调度量曾达180万瓩以上，但在和平电厂电塔倒塌时的尖峰用电时刻，却仅只调度到100万瓩。

汽电共生

林德福表示，汽电共生多属民营电厂，须视工业区用电情况，有余电才会让给台电调度，“台电没办法强迫工业卖电给我们。”

此外，另一关键影响供电因素，正是几座还没除役的核电机组，在今夏并未全面供电。

杜紫军批评，民进党弃核四后，虽没立刻要求核一至核三厂立刻除役，但核一厂一号机和核二厂二号机在2015年大修后，就因立法院部分委员杯葛以至于持续停机，“这宛如『实质除役』，导致实际备用容量率已降到约6％。”

林德福坦言，部分核能机组停用、造成备用容量率下降，确实对今年供电造成影响。但若仔细回溯历史，会发现仅早期的限电事故与备用容量率不足有关。1981年后，核电机组启用运转、备用容量超越现今法定标准后，限电事故依然层出不穷。

持平来说，提高备用容量率并非“不限电”的唯一解。

查看郑金龙整理的一份缺电清单，可以发现，1981年，核二厂一号机并入系统，贡献当年尖峰负载14.5％、离峰负载高达近30％，自此备用容量率就一路攀升。　

1983年，备用容量率有29.2％，但单机容量超大机组发生故障跳机，曾进行紧急限电挽救系统运转安全。1988年时，备用容量率甚至高达55.2％，但因发生两次核三大机组跳脱，台电仍执行紧急限电事故。

为何限电？集中式发电系统存在高风险

早期规划、设计电力系统的概念，是让发电、输电与配电三大架构各司其职且相互联系，石油或天然气等初级能源经发电机转换为电力能源，经由电力变压器将电压提升后，以高压输电线传输电能，之后还得降压，才能由配电系统输送电能到用户端。

为此，必须建置大型集中式电厂、高压铁塔以及输电线路。但这样的发电系统，不但会在传输过程大量耗损能源，也很容易因为其中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导致严重停电事故。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洪申翰说，台电高层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曾提出类似分析：“（该位台电高层说）大潭电厂是瞬间、大比例的机组停机，无论当下备转容量有多高，都没有任何电厂能立刻弥补电力缺口，就算有核一、核二也没用。”洪申翰也提醒，何况目前核一厂一号机、核二厂二号机不能在大修后启用，是有其仍未能解决的问题存在。

2014年底，核一厂一号机执行燃料填换作业时，发现一束燃料组件把手松脱，才导致机组未能启用。这并非核一厂第一次出包，2010年4月，一号机曾出现7束燃料束“锁紧装置”受损，甚至断裂；2014年4月，二号机亦有3束燃料束锁紧装置受损断裂。当时环保团体就曾质疑，几次岁修都发生燃料束组件异常状况，显示可能是同一批燃料束有严重瑕疵。

至于核二厂二号机则是在2016年5月大修、通过安全审查后，于并联发电几个小时内发生发电机组烧毁事件，因而被要求重启必须经过立法院报告。但在2017年7月改善完成、通过审查、再度进行测试时，又出现提供冷却的紧急循环水泵马达线圈的高温警报。洪申翰质疑，“为什么一直发生安全审查后，还是又出包的情况，是否台电跟原能会安全检查内控机制出了问题？这样又叫民众怎么安心？”

“我们不必否认，这两年备用容量率，相较于过去以及2019年以后，确实来得低。”但洪申翰强调，2019年后，备用容量率就会逐渐回升。

“转型期间，本来就会遭遇备用容量率的低谷，日前林全已宣布2018年备用容量率可提高到13.8％，我们呼吁社会要把焦点放在这次事件上，细致讨论各项问题。”但，无论他如何用力呼吁，部分人士仍持续抨击政府相关能源政策、质疑当前的非核家园目标。

分散式发电能否解决问题？台湾社会激辩中

一旦失去大潭电厂，就代表台电手上所有的备转容量都梭哈掉。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中舜指出，大潭电厂装置容量是4.4GW，占全台总装置容量一成、可负担八分之一的尖峰能力，“一旦失去大潭电厂，就代表台电手上所有的备转容量都梭哈掉。”而未来大潭电厂全数上线，装置容量将提升到7.4GW，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燃气电厂。

除了过度依赖大潭电厂，天然气高比例均自单一国家进口，也让能源风险变大。杜紫军指出，目前台湾46％的天然气都来自卡达，若卡达外交情势持续恶化，很可能波及台湾，“这代表风险会集中在同一地方，很难进行损害控管。”

但台大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家纬对此有不同意见。赵家纬质疑，回望2015年，杜紫军时任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时，能源局在“2035年仍有核四运转”的情况下，天然气占比也高达总发电的50％。

“当时（杜紫军）怎不说不可行？”赵家纬说，事实上，未来韩国的天然气占比也会提高到五成、新加坡现况甚至高达九成五，赵家纬说，若要达成2025年20％的再生能源目标，每年太阳光电发电量平均需成长41%，“2016年时，就已经较2015年成长44%，接下来若相关政策导入（协助），应该会有更好发展。”

“（杜紫军）这些拥核论调，其实是老生常谈。”洪申翰也认为，今年的几次限、跳电事件，凸显的是燃料管输或电网风险，“那重点不是该要强化电网韧性、增加备援机制吗？为什么认为核电可以解决一切系统性的问题？为什么只把供电风险问题聚焦在发电端？”

绿盟认为，当务之急该是思考如何强化电网韧性、增加备援机制，而不是为了拥核而撇过头去不看系统性的问题。绿盟不是唯一主张分散式发电的团体。包括主妇联盟基金会亦主张发展分散式电力、好提升绿电比例，让能源使用更多元来保障能源安全，蔡英文对此也表达支持。

集中式的大规模电厂虽具成本低、经济效益高等好处，但世界各国在气候变迁威胁、减碳压力与再生能源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已大力发展分散式发电，透过智慧型电网协助多元供需调度、因应绿电的间歇性发电状况。

环保团体对“集中式发电”的抨击，并非独家创见。根据德国能源部门指出，强风、豪雨与自然灾害，将愈来愈容易对集中式电厂设施、输送管线造成损害，集中式电厂未来将因极端气候而愈显脆弱。

若以震惊世界的福岛核灾为例，即是地震所引发的海啸侵袭核电厂外部电塔、水淹备用电源，使得内外电源皆丧失而导致炉心熔毁。而气候变迁带来的更频繁暴雨与平均温度上升结果，更将导致热力发电型电厂如燃煤、燃气与核能，在发电过程中面临冷却水可能供应不足的问题。

因此，集中式的大规模电厂虽具成本低、经济效益高等好处，但世界各国在气候变迁威胁、减碳压力与再生能源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已大力发展分散式发电，透过智慧型电网协助多元供需调度、因应绿电的间歇性发电状况。

不过，看似值得努力的“分散式电网”目标，并非全民共识。核能流言终结者成员张中一以自身参与分散式发电的经验为例，主张“停电时已近晚上没阳光，虽有储能，但撑不够久，当外部主干没电、社区也没电，大家还不是一起没电！分散式发电不可能解决限电问题！”

分散式电网不是梦，台电已有小规模实验

分散式电力有几个特征跟定义：希望是中小机组、发电端离用户比较近，但不代表我们否认集中式电厂的必要性。

张中一的质疑，是否无法可解？根据核能研究所机械与系统工程专案副组长张永瑞的研究指出，先进国家連锁性停电或大规模停电风险，正和“分散式电源占比不足”与“缺少孤岛运转机制”有关。因此，近年来核研所开始进行实验，于桃园龙潭设置470KW装置容量的微电网，整套系统包含风力发电、太阳光电、三台微涡轮机，加上储能设备与转换器。

上述设备能跟台电高压馈线并接，从台电桃园区营业处下指令，经过20公里到核研所对微电网进行卸载、降载、解联、独立运转或并联回去的调度作业。

台电指出，此微电网已完成100小时连续独立运转测试，奠定未来长时间连续独立运转的技术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微电网既可和台电既有大系统并联运转，相互供电，或在外部电源丧失时，独立供电。

这项“微电网”技术，已实际应用在新北市乌来福山地区，“虽然规模不大，但已可维持该区在外部电源丧失的情况下可14天不缺电。”赵家纬笑着说：“若规模更加扩大，这次和平电塔倒塌修复约两周、分区供电才一小时，14天的备用，绰绰有余吧？”

“分散式电力有几个特征跟定义：希望是中小机组、发电端离用户比较近，但不代表我们否认集中式电厂的必要性。核能终结者的说法，是把分散式电力极端化，好像未来我们只有分散式电力。”

洪申翰认为，分散式电力并非万灵丹，但当提高再生能源占比，就意味分散电源的出现，而为因应分散电源，本就得建置新的智慧化电网系统。根据美国电力研究机构（EPRI）分析，微电网及分散式电源技术，可节省4％至10％的用电与耗电、降低尖峰用电15％。若以2009年台湾发电2000亿度估计，等于一年可节省80至200亿度电。应对台湾在转型期间的尖峰紧绷状态，的确是条非走不可的路。

“电力系统包含发电、输电、配电、售电，还有用电，甚至是燃料管输，每个环节都该有自己该解决的问题。”洪申翰不讳言，发电端的供应有它影响的重要性，不过发电端也面对包括燃煤污染、核安风险、核废料、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大电厂集中风险等挑战与问题。“希望这次的争论，能让大家理解，不该只想用核电解决所有问题，能源转型的过程，必须更多元、谨慎地面对。”

能源转型路上必经的“节能”关卡

回头来看，这次核电争议之所以狂烧蔓延，其来有自。“这次因和平、大潭电厂事故引发的拥核论调与缺电忧虑，一部分必须归咎于政府在转型期间，没有严肃落实节能政策。”

这次因和平、大潭电厂事故引发的拥核论调与缺电忧虑，一部分必须归咎于政府在转型期间，没有严肃落实节能政策。

赵家纬说明，透过价格或提供诱引导用户改变用电行为、于系统需要时配合减少用电，以抑低尖峰负载的需量反应，是能源转型过程非常重要的手段。台湾夏天的尖峰需求，高达53％都来自小商家跟一般住家，今年政府虽推出节电大作战、到超商吹冷气即可抽奖等诱因，但并未让民众清楚意识到如何参与、怎么配合。

“需量反应需要有『需量聚合者』来引导。”赵家纬说，市面上有能为小商家与一般住家安装智慧能源监控系统的业者，业者可透过监控系统来抑制尖峰，比方在用电需求高时，关闭不需要的电源。“但政府在推这个计划，并未广及在尖峰的用电大户，而是继续限缩在工业，可是工业用电一直很平稳，因此抑制尖峰的效率就相对低。”

和平电厂电塔倒塌后，行政院紧急下令要求公务员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关闭冷气，是扩大社会疑虑的转捩点，“这样的节电手段过于僵硬。突然关掉冷气是对日常习惯的巨大冲击，事实上，这应可透过地域性、午休时间的调动来因应。吃午饭本来就会外出，这样的节电才不会造成反弹。”赵家纬直指，要求公务人员关冷气的政策，反映了行政体系在面临能源转型的系统性混乱，因此让拥核论有机可趁。

洪申翰进一步表示，能源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获得民众支持，“如何让民众成为计划的一分子，才能成为社会基础、才可以减少因短期行为上的调整，而降低对不方便的厌恶感。”

无独有偶，日本NPO法人环境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饭田哲也指出，无论日本、德国或是韩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都强调市民发电的必要性。市民发电，意指透过趸购制度吸引社区居民参与中小型的再生能源发电装置装设与营运，来促成“能源民主化”的目标。饭田哲也说明，小型发电不若集中式电力技术复杂、需要庞大资本，进入门槛低，以太阳光电来说，最易让一般人上手。

不过目前台湾现阶段的能源转型，都是靠着大机组冲高再生能源发电量，尽管市民发电也已渐渐起步，但一般用户最能参与的屋顶型太阳光电却因建筑法规规定而迟滞不前，小型水力发电也还有待探索。洪申翰认为，如果民众无法参与能源运动，自然难以理解当前能源转型必须细致面对的问题。台湾未来如何打破相关环境限制、加强节电措施？同样成为转型过程该严肃面对的另一课题。

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815大停电”风波逐渐过去，台湾的天气也开始由夏日转向秋凉。然而，一夜黑暗的记忆，是否能唤醒众人参与能源转型的意识，让台湾在非核家园与能源民主的路上走得更远更稳？仍待所有民众的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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