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中国，右手村落：喀麦隆部族村长Blaise的两个世界

第一次见到Blaise Meme Ivouva，是在他的办公室里。Blaise中等身材，微微隆起的啤酒肚让他和克里比街上比比皆是的身材健硕、肌肉精壮的喀麦隆男人看起来很不一样。很显然大部分时间他是坐在办公室里，而不是从事打渔、务农，或者在工地搬砖、操作机器这样的体力劳动。他的老婆说，非洲的女人特别喜欢这样的身材，微胖甚至是胖的身材说明这个男人有钱，不需要出卖劳力。

也确实如此。Blaise和家人住在克里比市中心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室内装饰考究，干净整洁，他一个人上班，供养着老婆、4个儿子和1个女儿。Blaise一家人生活优渥，条件远高于喀麦隆一般家庭生活水平。

Blaise是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港”）在喀麦隆的一名雇员，显然作为中港雇员，他受益不少。

两年前他刚加入中港时，是从一名领导的司机做起的。因为干活勤快，话不多，很得当时上级喜欢，于是被升到社区经理的职位，专门负责协调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晋升故事，是中国企业雇佣当地员工的典范，每每有媒体或者其他组织来中港问到相关话题，Blaise都会被推出来做“代言人”。

在Blaise眼里，中国人对他而言是陌生而不可理解的。他的大多数中国同事不会说法语，除了工作之外，似乎生活没有别的组成部分。他们只爱吃中餐，很少尝当地食物，也不会和当地人交朋友，甚至极少走出工作的营地。因此，他和同事们关系并没有特别密切。他们很少会在下班之后喝一杯小酒，在工作之外小聚。Blaise 总感觉他们对他敬而远之，因为他是上边的领导“钦点”来的。Blaise的手机里存着克里比港项目里中港最高级别官员—党委书记的电话。“要是他们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每周一到周五，Blaise到中港营地上班，中国同事会带着浓重中式口音叫他的本名。而在中国员工内部，对经理或者更高级别的，比如总经理，大家往往很少直呼其名，都会叫“王经理”，或者“李总”。

每到周末，Blaise 则要去履行自己的另一个职责：Lolabe村的村长。走在Lolabe的大街小巷上，所有人见到他，都会微微鞠躬，尊敬地称他为Majeste。这是介于村长与族长之间的一个称呼。村民们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的统领，而喀麦隆政府把他们叫做传统部族村长。

在整个非洲从原始部落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传统部族作为过渡期的产物，组成了喀麦隆除几大城市外很大一部分的行政结构。但传统部族村长这个职位，是一年多以前才成为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并开始领取政府津贴和定期向政府报告的。

在Lolabe，村子里的大小事宜全权由Blaise主导。大约是从2011年港口建设提上日程起，在每周日的例会上，与港口建设相关的话题就总是非常频繁的出现。

从Lolabe村口的海岸上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建好的港口处，高耸的金属架桥伸入海底，仿佛是对他们所面对的现状非常具象的表现：现代化犀利地切入他们曾拥有的自然和原始生活方式。面对工业化带来的便利和困扰，他们被卷入了别人主导的游戏，只能按照安排走下去。

将省长送进监狱的拆迁贪污案

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工程（一期）总合同额4.98亿美元，是中非最大的深水港口。该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双优贷款，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是中国在非洲投资最大的工程之一。

Lolabe村的地理位置，刚好在港口规划工程发展区域里。这意味着，随着港口逐步扩建，所有居民都将被迫转移到工程区之外政府委托中港建设的新区里。随着港口施工的进行，Lolabe 村的300多村民随时可能会失去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和房屋。

喀麦隆并没有非常完善的土地管理法，部落式的居住方式至今依然是非洲大陆上还存在的实践。Blaise说，“Lolabe”在当地语言里的意思，是重新遇见。大约一战前后，一批原来居住在赤道几内亚的Yasa族人在打渔时偶然发现了这片树林之中的海滩，就搬了过来，没有任何土地和人口登记。若不是拆迁，折算房产和补偿的问题突然掉在每个村民头上，他们或许至今都不知道地契为何物。政府要求村民们出具文件时，只有寥寥数人拿得出来。

一位村民说，当地习俗是在孩子出生后，把剪掉的脐带埋在屋后的院子里。他说，他的脐带、他父亲的脐带都埋在这屋后的院子里，可他拿不出一张纸来证明这座院子是他的。没有地契，根据政府规定，他可以获得补偿的，仅是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所得，也就是他的房屋建造费用。这样的情况在港口建设需要拆迁的区域是大多数。

相比很多需要大规模移民的工程，克里比港口修建需要拆迁的居民区不经过人口密集的城市和村庄，理论上讲难度并不大。但喀麦隆政府处理拆迁补偿政策的不透明和由此产生的贪污腐败，让民众怨声载道。根据2016年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国家清廉指数排名报告，喀麦隆在168个国家中排第130。

2010年喀麦隆总理签署的克里比拆迁补偿方案中，居民应获补偿总金额是236亿中非法郎（喀麦隆官方货币，约港币3亿3千万元）。而在2013年8月的补偿结果统计中，一共是 143亿中非法郎（约港币2亿元），这意味着这中间有93亿中非法郎（约港币1亿3千万）被各级官员以各种形式贪污。

贪污仅仅是这笔糊涂账中的一种形式。港口工程招标刚结束时，有大批来自首都雅温得的官员到克里比用非常低的价格，买下即将被规划为工业用地的土地，以此换取届时政府高额的赔偿。克里比居民从没想过要办理一纸地契，世代居的土地就这样一夜之间易主。

自2011年喀麦隆联邦警察局和对外安全局调查克里比补偿款项贪污案开始，至2016年5月，喀麦隆特殊刑事法庭共拘捕了包括克里比省长和副省长在内的15名官员，受牵连的最高官员至经济计划部部长莫塔泽（Motaze Louis Paul）。

Blaise手上有两个文件，2010年的文件明确了他们一家三口人总共应收1亿7千1百万中非法郎（约港币2百万）， 但2013年的文件却写着实收750万中非法郎（约港币10万元）。他们和其他居民一样，没有收到过任何解释。

“你看，这可是总理签了名的，什么用都没有。”他用手指着2010年的文件上，时任喀麦隆总理菲尔蒙·扬（Philémon Yang）的签名。Blaise还是幸运的，至少港口建设让他获得了一小部分补偿，也给了他可以养家的工作。在Lolabe，大约一半的村民至今没有拿到一分补偿款。Blaise对此也无计可施。

“就是倒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拿到了，为什么拿少了，或者压根什么都没有。”Lolabe的副村长Theodore
Ivaha说。“刚刚听说要开始修建港口的时候，村民都很期待。希望工程可以带来工作，可以让大家生活变好。可是这些年过去了，好像麻烦要比利益更多”。

落空了的期待

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对于Lolabe的村民来说，是采摘、打渔和狩猎。村边就是海岸，十年前，村民们会拖着自己制作的木船去房前屋后的海岸打渔。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有时间工作，也有时间放松。捕到的鱼足以供家人吃，剩下的就卖到城里，换些日用品。

2000年左右起，一个接一个的工程项目让鱼群开始慢慢减少。港口施工开始后，由于工程噪音和对近海海岸线的改变，靠近村子的地方几乎没有鱼群了。村民们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打渔，往往要在海上过夜。

打渔的难度越来越大，城里的中国商品越来越多，“钱”这个概念越来越突出。村民们期盼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如此多麻烦的工程至少可以给带来收入更丰厚的工作。

然而，港口工程在2011年10月开工，直到2017年7月底一期工程结束，Lolabe的村民几乎没有在项目上找到工作。村长Blaise是唯一一个直接被中港雇佣的员工。即使是技术含量非常低的比如卸货或者种草这些工作，也还是落在外乡人，而不是克里比本地人头上。

同样的抱怨在克里比的其他村落里也常常可以听到。

在Lolabe不远处的Boussélika，村里的长老之一Louis Ndtoungou说，他们村子有600多人，分布在距离港湾工程最近的大约六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但几乎没有听说有人在工地上干活。“以前也有法国公司在克里比搞工程，他们一般都会先来找村长和长老，让他们把相关工作分配给村民。可中国公司从来没找过我们。”Louis 说。

中港高速路人事部经理刘宝解释说，工程开始的时候，会在各个村子张贴招工启事，在启示张贴出去的几天里，就会收到大量的简历，因此没有必要挨个村子去招工。

虽然公司和当地政府有协议，在雇佣喀麦隆员工时，公司会优先考虑本地员工，并且满足政府提出的30%员工来自克里比本地的需求。但这样的优先仅仅是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如操纵大型机械这样的工作，会要求之前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而有这样资质的喀麦隆工人，往往对建筑项目闻风而动，一听到哪里有新建工程，就会来到所在的城市寻找工作。所以土生土长，却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本地人，很难得到这种工作。

在中国公司的眼里，外地人不仅资质更好，也勤劳，有危机感，不像本地人仗着自己的根在这边，常常惹事。

对中国公司感到失望的本地人，常常会念叨法国公司的好。Blaise那里有一本相册，是一家法国公司送来的。这家公司在工程还没开始前，就在村头打了一口水井。水井落成后，和全村人一起办了一个盛大的落成仪式，邀请了法国和当地的媒体进行报导，这本相册是对这口水井以及这个落成仪式的纪念。Blaise也邀请了中港的领导代表来参加仪式，希望中国公司可以学学法国的做法。

在非洲国家，水的重要性因为气候的复杂和供水设施的落后显得更加重要。Louis说，自从港口开始建设，村里的河水就不能直接饮用了，必须要煮开之后才可以喝，可是中国公司并没有像法国公司一样，在开工之前就帮居民打好水井。

可中港这边关于打水井的解释和当地居民讲的完全不一样。政府的人总来求他们帮忙挖两口水井。一开始中港都答应得很痛快，反正有设备也不是特别费劲。可是后来发现，这些水井选址有问题，一是往往要挖很久才能挖到水，二是地址是在搬迁新区，目前还没有居民居住，所以即使打好了井，等到真正投入使用时，也已年久失修了。

港口工程部的喀籍工人代表John Epee这一整年来，都在中国公司和工人之间斡旋。了解整个过程的他，最大的不满不是中国公司，而是当地政府的失职。“中国公司不知道我们当地人到底需要什么，若是政府不能帮助中国公司来理解我们的需求，那他们作为企业是无法了解的。”

对克里比贪污受贿案进行了追踪报导的记者Christophe Bobiokono曾评价说：“政府本身应当是在外国公司与本地居民之间起协调作用的，把本地居民的诉求表达出来，帮助国外机构和公司更好帮助本地的发展。可在非洲很多国家，政府是失效的，是不作为的，所以国外的公司在非洲的运作，不能完全依靠政府。”

身为传统部落村长，同时也是中资企业的雇员，这样的双重身份虽然让Blaise的生活水准远优于其他村民，但在村民利益受到侵犯却无处申诉时，他感受到的只有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也让他反思，“希望时间能回到港口工程完全没有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们（中国人）什么都知道，只不过要是上边的领导不交代，他们都忙的很，就假装不知道。” Blaise说。

但时间不会倒流。2017年7月25日，深水港一期工程建设完毕近一年后，集装箱码头运营协议在港区大楼正式签署，将由中港和法国博洛雷、达飞组成的联合体运营。在此之前，中国在喀麦隆参与的项目都是建成之后就移交了，这将是中国在喀麦隆第一个按照国际市场化运作参股运营的项目。

这一次中国公司不做过客，打定主意要留下来。而想要在这里扎根，就必须要学会怎么和当地人相处，赢得他们的好感。

假装不知道，只走高层路线必然行不通了。中国公司非洲本地化的必经之路，是学会怎样真正地和居民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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