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市日渐媚俗，他为何视培养编辑为第一要务？

那天下午新店下大雨，滂沱雨势劈哩啪啦像用炸的，从大坪林捷运站走到读书共和国那栋楼，膝盖以下裤管湿到会滴水，不过还好到郭重兴的冷气办公室后，没多久倒也干了。外头雨声沙沙，郭重兴谈兴十足，讲他大稻埕老家当年富豪级的阿公，讲他喜欢的书跟作家。他提到日本小说家藤泽周平（Shuhei Fujisawa）、美国侦探小说大师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英国小说家勒卡雷（John le Carré）等人，他说，想成立一家专出华文小说的出版社。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2011年。

他办公室里的桌椅橱子全是台湾木制古董，细致中看得到岁月斑驳，那氛围跟他不论来者何人，开口必先满口台语的风格颇为相配。他说起台语有那么一点自顾自的调调，对方未必全都听懂；不过他会自由切换，该讲国语时还是讲国语，否则，有时我还真担心他跟那位祖籍上海的太太会沟通卡卡。

“他想的不是小确幸，而是大格局”

郭重兴对出版有高度热情，后来我比较了解他，知道他想的不是小确幸，而是大格局，“出版如果要爆量，一定要国家面临巨大的改变。”他说。

什么是巨大的改变？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所迎接的那个时代便是：全盘西化。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沉浸在富国强兵的亢奋气氛中，岩波书店的岩波文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庞大的书籍种类与销售量，一路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社会成长。

书与国家，还真有共生共荣的关系在。

“早年的上海也有这样的味道......”郭重兴说的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筹备的“万有文库”1929年开始在上海发行，书种多、外观朴素、价格实惠、对知识的普及极有贡献，后来到了台湾也做出可观成绩，影响甚钜。

从这角度看，出版这事很难纯以商业角度衡量，郭重兴领军“读书共和国”近20年，他的热情很单纯，就是相信书的力量，相信提升阅读是台湾唯一的希望，期盼举国上下能透过书，有一种憧憬未来的快乐氛围。他逐渐花白的头发跟胡子，除了越来越像肯德基爷爷之外，慈祥的模样似乎也让他的乐观有越来越大的说服力。“读书共和国”旗下目前有39家出版社，一群勤奋打拼各有专擅的总编辑，带领著年轻编辑在这艘大船上，每天跟著郭重兴快乐出帆，那画面想想还蛮感人的哟。

可是书毕竟还是个商品。排行榜的幽灵整天在出版业的天空游荡，教你不想它也难。作为一个出版集团的领导人，我问郭重兴：“你觉得你精不精明？”他笑笑说：“看你精明怎么定义啰！”我这问题可能有点白目（编按：白目一词源自于台湾俚语，形容搞不清楚状况、不识相），生意人不精明怎么生存？而有此一问，主要是跟他的学经历背景以及家族的DNA有关。

读书共和国的制度强调员工分红，有钱大家赚，郭重兴这方面向来出手大方，从不斤斤计较，从这角度说这个老板不精明，好像说得通。但他对人与事的管理自有一套看法，善于在混乱打结的毛线球中找出问题的源头，然后霹雳出手、解决问题。

郭重兴念过台大森林系、政大哲学系、台大哲学系，后来八零年代到美国读了电脑跟历史，这样的经历跟做生意赚钱好像比较没关系。

他又说自己谈不上精明。初始跟他谈话，的确觉得这人始终笑咪咪，温文儒雅的台语里感觉不到杀气，跟精明是有些距离。但接触久就比较懂了，他的快狠准是藏在骨头里，表层肌肤看不出端倪。就像年终尾牙抽到他红包大奖的员工，哪个不是快乐地抱著他高喊“老郭我爱你！”此时他的容颜散发出来的慈晖堪比佛祖，大家都无暇细想他生意人的那一面。

读书共和国的制度强调员工分红，有钱大家赚，郭重兴这方面向来出手大方，从不斤斤计较，从这角度说这个老板不精明，好像说得通。但他对人与事的管理自有一套看法，善于在混乱打结的毛线球中找出问题的源头，然后霹雳出手、解决问题。这算精明吧？说起来他出身商人世家，会这样并不令人意外。

想当历史学家的出版社老板

这个自认为不怎么精明的老板其实最想做的是读历史，如果没做出版，他说他想当个历史学者。这个愿望迄今虽已60好几，却仍然深藏心底。三年前他聘了一个日文家教，周周苦读，勉强往退休后到日本攻读历史的目标前进。他在大稻埕长老教会的一位阿嬷知道他这个未了心愿后，一回提醒他：“重兴啊，想去念就要快，要不然过几年历史又会多出很多喔。”

一个编辑能在生活周遭看到素材、问题，把它找出来，并做出一本书呼应它，这是一种创作。郭重兴认为这种能力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产，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但这并不简单，从观察、思考到执行，一个成熟编辑的养成过程其实相当漫长。

郭重兴这回得了金鼎奖特别贡献奖，评审说他“长期以创立新品牌的方式培植人才，善于为编辑打造自由的出版平台，致力于出版优质台湾本土作品”。郭重兴的确非常重视编辑，他认为出版之道无他，无非就是找到好编辑。

什么是好编辑？

编辑要能“看到”好书，这有点像米开兰基罗雕出大卫像的传说：当大师看到那颗尚未雕刻的大理石时，一眼便看出里头住了一个大卫，他只消把人体之外的部分去除，动人的大卫雕像随即出现在眼前。

一个编辑能在生活周遭看到素材、问题，把它找出来，并做出一本书呼应它，这是一种创作。郭重兴认为这种能力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产，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但这并不简单，从观察、思考到执行，一个成熟编辑的养成过程其实相当漫长。

“花个五年十年是很正常的事。”郭重兴将培养编辑视为经营出版社第一要务，说实话，规模小的出版社还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当今这个商业手法越来越精致，甚至越来越媚俗的书籍市场，往往令出版业面临更多惟业绩是从的压力。出版社总编辑一年没做到多少业绩，接下来即可能面临回家自我反省的命运。书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消费的客体，唉，也就是商品啦。出版社不赚钱，谁应该是那个悲情的负责之人呢？

他碰过财务危机、曾被经销商倒帐、股东嚷著要退股；也迸出过几本像《追风筝的孩子》那样的超级畅销书，让他得以在困境中，努力把饼一块块做大。

“所以我希望出版社要够大，够大才能有足够的条件培养成熟的编辑。”他说这话时颇有舍我其谁的架式。“你看日本的出版社，光文社就是一栋楼，讲谈社甚至占了一个街区那么宽。”他的共和国也不差，在新店那栋大楼里占了整整好几个楼层。他觉得还不够，我知道他还想扩张。

郭重兴创办“读书共和国”之前，在“牛顿”、“猫头鹰”、“城邦”几家出版社历练多年，“读书共和国”一开始三家，“远足”、“木马”、“左岸”，然后逐年增多，中间有大坏也有大好，碰过财务危机、曾被经销商倒帐、股东嚷著要退股；也迸出过几本像《追风筝的孩子》那样的超级畅销书，让他得以在困境中，努力把饼一块块做大。

好编辑的个性需要什么条件？他说要“勇敢”，勇敢说出自己想做什么，要怎么做，然后像个导演那样，有够强的执行力，才能把所有的条件串在一起，让演员、摄影、灯光、布景、录音......融成一个有机体，做出一部他要的作品。

放眼未来，最近他做了强化业务部的措施，预计三年达成目标。这个战略的思考逻辑很有意思，郭重兴接下来想做mook杂志书，这是抓小众，不同的小众有不同的需求，也各自存在于不同的空间。所以重点来了，如何强化业务部的功能，让它能够多元灵活，在传统通路外再另辟蹊径，打通新管道，去有效抓住这些漂浮在云深不知处的各式小众，就成为“读书共和国”能否继续往前走的关键。

落实来说，强化业务部，就是强化社群平台和自家网路书店的经营。郭重兴认为，“读书共和国”这些才华洋溢的编辑，要站在业务部扎实的基础上，掌握好通路，知道读者在哪里，才能尽情发挥编辑的功力。

我问他，好编辑的个性需要什么条件？他说要“勇敢”，勇敢说出自己想做什么，要怎么做，然后像个导演那样，有够强的执行力，才能把所有的条件串在一起，让演员、摄影、灯光、布景、录音......融成一个有机体，做出一部他要的作品。

“精致”这件事，有著致命吸引力

郭重兴是个细腻的人，一回他问我武士刀如何进口，这问题有点无厘头，你进口武士刀干嘛？他说就一把啦，在日本看到的，漂亮得不得了，单纯、锋利、浪漫，他爱不释手，想带进来。后来他真跑到警察局问，照程序申请了一把，摆在他办公室的柜子里。他会感受到武士刀的单纯美感，心灵里应该是有一条相应的美学神经。就像他每到一个城镇，都会借由寻找当地西装店这件事，去感觉该地的生活水平，“精致”这件事似乎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他的办公室跟人家的不太一样，在台湾骨董风的桌椅橱柜间，放了一大堆可能跟他记忆有关的东西，从阿公阿嬷的老照片、老时钟，到笔筒、茶叶罐、日本面具、猫头鹰木雕...，凌乱而丰富。房间里整天音乐不断，小小声的，有时是巴哈，有时是七零年代的美国流行歌，你坐在小圆桌旁跟他喝茶说话时，音乐就在你耳边陪你聊天。办公室门虽设而常开，用音乐和一种围炉般的氛围与外面隔开。

而他的工作就是整天在这个小空间里，跟旗下39家出版社的总编辑轮番会谈。该提醒的提醒，该争辩的争辩，该骂的也会骂。

郭重兴出身大稻埕，爷爷郭乌隆是富商，日本政府1935年在台北举办台湾博览会时，为了争取在大稻埕设置第三会场，一些乡绅捐钱赞助，郭乌隆也在名单之中。老家那栋漂亮的三层楼巴洛克风红砖建筑，曾被导演侯孝贤借去拍电影。他在那里住到36岁才离开。

从小住在那幢有如城堡般的大房子，让郭重兴的为人处世有那么一点从城堡看天下的味道。他有他自信的品味，有不容易受到外人影响的思路，跟人辩论起来有一股颇固执的力道，这些跟他说话时慈祥和蔼的风格搭在一起，似乎有点脱臼的感觉。

他真心爱出版，不只爱，还有如信仰般的使命感，他相信出版的意义，也愿意为实践这个想法而全力付出，其中的热情，或许比他在教会里的祈祷更炽烈。

在我看来，他始终抱著理想，也总有处理现实的能耐。我知道他不会轻言退休，他希望“读书共和国”这艘船最终能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永远在知识的大海里为台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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