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吃什么？”“我要吃烧卖。”香港老式茶楼里，谈话声嘈杂不断，唯独黄家豪和父母一直安静沉默，这一家三口中，只有家豪一人能听到外界的声音。
今年35岁的黄家豪，父母都是聋人，夫妻间习惯打手语沟通，但家豪自己却不太懂手语。饭桌上，家豪突然想起一件儿时趣事，想和父母分享，他打起手语表达，父母没有领会，家豪着急地比划起来，父母还是一头雾水，最后他只能转向身边的朋友—— 一名手语传译员求救。
在香港，手语是一门濒临灭绝的语言，即使在聋人家庭里，健全的孩子也大多不懂手语。根据统计署2014年的数字显示，香港听觉困难者超过15万人，然而，当中只有2.5%，不足4000人懂得手语。目前，全香港更只剩一所用手语教学的聋人学校。
过去30多年里，黄家豪和父母长期缺乏良好的沟通，直到两年前一次不愉快的家庭聚会后，他才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好好学手语？在香港，手语为什么变得如此边缘？
打手语等于暴露了自己是聋人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黄家豪和父母在姨婆家聚会，当他与姨婆闲聊时，父母的脸色突然变差，一脸不快。家豪后来才知道，父母很想知道家人正在聊什么，但家豪却觉得只是闲话家常，不用告知父母。
从小到大，家豪都习惯了很少和父母聊天。只有碰到重要的事，他才写字告诉父母，又或者先转告奶奶，再让奶奶打手语告诉父母——因为生了患有听觉困难的孩子，奶奶自学了手语。
“每次我只要在外打手语，爸爸就会板起脸。”黄家豪回忆说，小时候他一度以为父母不喜欢他，长大了才明白，父母认为，打手语就会暴露了自己是聋人，只会招来外界的歧视，不想儿子去学。
嘈杂的香港茶楼里，家豪的父亲打手语告诉记者，有一次他正和聋人朋友等着过马路，一边打手语和朋友聊天，但马路对面的一群人看着他们偷笑，略懂唇语的父亲发现，那一群人嘲笑他和朋友是“脑残”。
“手语打出来的动作很大，又不是主流，你要学就主流学校里面的东西。”小时候父亲说的话，家豪还清楚记得。
不仅拒绝让儿子学习手语，父母在外面也尽量避免打手语。家豪小时候，碰上家长日、旅行日等亲子活动，在银行做后勤工作的父亲很少出席，总以工作为由缺席，而硬着头皮出席的母亲就会事先告诉家豪，“不要告诉老师我是聋人”。
面对家豪的老师和同学，父母一直努力佯装成健全人士，一进班房就努力注视着老师的口唇。母亲因患上脑膜炎，后天变成聋人，在小学时学习了唇语，也能发出单音字。不过，见老师的次数多了，秘密最终还是被老师发现了。
在香港，听觉困难者不敢大胆使用手语，或许与这门特殊的语言在社会上曝光率不高有关。目前，在所有香港电视频道中，只有香港电台的部份节目设有恒常的手语翻译，而即使是选举等重要政治事务的节目，电视直播也未必有手语翻译。
2016年12月，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依照工党惯例，带上手语传译员出席选举论坛，最后被无线电视以“节目公平、公正、完整”，难以确保手语翻译之准确性为由而拒绝手语传译员出席。
2017年2月9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提出把手语列香港官方语言，即规定电视新闻报道中加入手语传译，以及政府部门和机构为残疾人提供足够手语传译服务的提案，议案在分组点票下被否决，其中一位反对议案的经民联张华峰指，手语存在表达不统一的问题。
消失的聋人学校，被边缘化的手语
追根溯源，手语是具有听觉障碍的人们之间自然而然发展出的一套语言，全世界并无统一标准，即使在香港，手语也分成两个流派：一是以字词为标准的文法手语，一是意译的自然手语。
2011年，中文大学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副总监施婉萍博士等四位学者访问了22位聋人，研究聋人教育与手语源流的关系，研究指出，聋人学校的设立，是缔造手语的有利环境，而随着香港聋人学校的减少，手语的留存也面临危险的境地。
在60年代前，香港针对聋人等特殊儿童，采取的是特殊教育模式，一系列聋人学校纷纷开办，在70年代达到高峰，为13间。这些学校受社会福利部门主管，大部分数采用手语教育，部分采用唇语教育，也有的手语和唇语并用。
不过，从60年代末开始，香港政府主张融合教育，起初是在主流学校设立弱听班，并为听障学生免费提供助听器，后来进一步取消弱听班，主张健全学生和聋人学生在同一环境下学习。
教育局会按照聋生听觉的受损程度安排人工耳蜗手术或配戴助听器，政府期待他们凭藉助听器和唇语技巧，听懂课堂内容。此外，教育局为共融学校提供额外的现金资助，但没有具体规定资助使用的方向，这套教学方针至今带来褒贬不一的评价，利用资助聘请手语老师的学校少之又少。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线老师对此评论说：“共融的理念当然好，但一班30人，只有1个特殊儿童。学校拿了‘人头资助’ 后，学生怎样也不会管，即使老师有心，也没有心力照顾。”
今年31岁的余炜琳中学时曾经在聋人学校就读，由于成绩优秀，被校长鼓励转到主流学校就读。“老师不懂手语，我只靠读唇理解。但老师又走来走去的，有些时间我看不到她的嘴形，只能靠猜，猜老师在说什么。”余炜琳说，在主流学校的四年间，她的成绩一落千丈，根本学不到什么。
由于父母和姐姐都是聋人，余炜琳自小就在家里学手语，手语就是她的母语，但到了主流学校，由于没有任何手语老师的协助，她和其他同学的沟通也有困难，她可以透过唇语大概明白同学在说什么，却始终无法向他们表达什么，更不要谈交朋友了。
施婉萍忧虑地指出：“如果手语消失，聋人就会被孤立，他们的心理会受到影响。而如果社会对手语的接受程度低，长远而言，聋生就只能担任基层工作，生活凄惨。”
然而，即便争议不断，过去44年，聋人学校仍然不断被“杀校”，13间聋校相继倒闭，到了2007年，香港只剩一间聋人学校 —— 路德会启聋学校。这间学校现在同时采用手语和唇语教学，开办了小一至中六的课程，课程依照主流学校及公开考试系统拟定。
不过，路德会启聋学校校长许加恩对端传媒表示，学校一直没有规定入职老师必须懂得手语。直至五年前，学校希望统一老师的手语教学，最后才规定，所有老师需于三年内取得手语中级程度资格。
目前，教育局规定，只有严重或深度听障的学生才能转介到启聋学校就读，但校长许加恩表示，即使学生被评估为严重或深度听障，家长都可以选择让孩子接受人工耳蜗的手术，再到主流学校就读。
“家长有望子成龙的心态，自然不希望子女入读我们的学校，所以我们也有缩班危机。”许加恩说，目前该校收生上限110人，启聋只收了78个学生，中二整级更只有3个人。
施婉萍认为，共融教育本身没有问题，重要的是政府有没有为聋生或其他有特珠需要的学生提供个人化的支援。她负责的研究采访了22位聋人，其中问及如果时光倒流，他们最希望接受哪种教学方式，绝大部分学生选择手语教学，没有一人选择希望以纯口语来教学。
“健听人士用声音交谈，聋人就用手语交谈”
在国际聋人教育的发展史上，手语一度长期被污名化。1880年，国际聋人教育会议废除手语教学，认为它会妨碍聋人融入社会，自此130多年，手语的教育和推广都被遏制，但同时，这个会议结果也引来世界各地的聋人组织联合反对。
到了2010年，国际聋人教育会议才正式向聋人道歉，并公开强调他们都拥有使用手语的权利。施婉萍指出，自此以后，国际上主流观点均认为手语应该保留并需要在教育和社会层面加以推广。
反观香港，2008年起，《残疾人权利公约》正式在香港生效，公约第21条提到，“在正式事务中允许和便利使用手语、盲文、辅助和替代性交流方式及残疾人选用的其他一切无障碍交流手段、方式和模式”及“承认和推动手语的使用”。然而，政府并没有履行相关指责。
2012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的审议报告指出，“香港没有正式承认手语的重要性，有听力障碍的人难以获取资讯。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对手语翻译员的培训以及手语翻译员提供的服务都很缺乏。”
根据最新资料，现在全香港，符合《香港手语翻译员名单》资格的手语翻译员，一共只有56名。2011年，Google作了一个统计，全球只有9000人以香港手语作母语。
手语在香港逐渐成为濒危语言，政府没有大力培育和活化，唯有聋人学校与民间自己动手。
近年，全球的教育机构均向STEM发展（科学 (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及数学(Mathematics) ），希望培养学生的创意。启聋也是其中一员。讨论课程期间，校长许加恩发现了现有的手语词汇不足以教学，一些专有的科技用词，如伺服器或化学元素等都要他和老师们一起创作。
由2012年开始，启聋学校先后获优质教育基金296万和243万拨款，创立网上和手机App的《启聋手语视像字典》等，现时网络版已收纳6300个手语字𢑥影片，但App暂时未推出。
毕业后，余炜琳成了手语老师，进入了中文大学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工作，负责推广手语，最近她还开始在业余时间中推广手语。2017年4月初，香港电影圈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金像奖盛事。一直以来，她和同为聋人的姐姐都没有好好看过金像奖，因为颁奖礼直播时没有字幕，姐姐忽发奇想，不如试试和一群聋人朋友在网上做即时手语传译？
当晚，较为熟悉手语的健听人士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打手语告于炜琳和姐姐等一群听障人士，炜琳等人然后以最准确的手语，配上表情，在荧幕前直播手语翻译。
而过去两年多，黄家豪也在努力学习手语。自从奶奶去世后，他决心不能再靠写字和父母沟通。初步学习后，他不但爱上了手语，更加入了民间组织“聋人子女协会”带头推广手语。
除了筹办聋人子女日外，这个协会目前更举办了不同的手语课程，希望能为手语提供一个客观可取的资历架构。
看见黄家豪全心学习和推广手语，父亲也逐渐接受了这一套属于听障人士的交流语言，走在街上也会自然地打手语，更懂得安慰家豪说：“健听人士用声音交谈，聋人就用手语交谈，难道我们外出不聊天吗？只要给点耐性，不要管其他人怎想就可以了。”
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個人化的支援，並推廣城市手語活動，讓更多人參與學習。
啊啊最近上映的聲之形，看了的話在這個議題上真的會不一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