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的语言学分支较侧重社会文化一面。我相信不同的文化之间就只是不同，没有比较好或不好。我也不用很本质的方法去说哪国文化如何如何，因为那无异于种族主义。我这本书不是想告诉别人马尼拉是怎样，菲律宾和菲律宾人是怎样，而是希望用短小的篇章，把我所看到的社会各个阶层的面貌、社会的多元呈现出来，尽量不加主观判断。”黄骏说。
是故，他的作品得名自菲律宾当地流行的街头冰品“Halo-Halo”，以其“混了很多料”的特质，来意谓作品的表现风格与五味杂陈的城市形象。
作品得名自菲律宾当地流行的街头冰品“Halo-Halo”，以其“混了很多料”的特质，来意谓作品的表现风格与五味杂陈的城市形象。
单色点线画风 更显城市斑驳
在佛罗里达大学修毕博士学位后，黄骏与同为学者的菲籍妻子先后在台湾、菲律宾与关岛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用闲余时间画漫画。由于工余时间分身不下，作为“素人漫画家”的他又缺乏正统的创作训练，因此《哈啰哈啰马尼拉》五个篇章，他共花了五年才完成。
黄骏说，在日本漫画风行的80年代成长的他自小就爱看漫画，从《圣斗士星矢》，到香港漫画家黄玉郎的武侠故事《如来神掌》，皆是少时读物。但他是到了美国念博班时才开始自己动笔画故事，把自己和朋友的经验画成漫画。
黄骏不拘泥主流漫画创作形式的制约，他不使用日本漫画界传统的网点纸，单靠点、线条与单色对比来表现结构与层次，无形胜有形；其最大的启蒙来自于钟爱的各国漫画风格元素，比如他对记者说非常喜欢香港漫画家杨学德、小克和李香兰的作品，喜欢他们写香港话、讲香港事，喜欢他们呈现本土的生命力。至于贯穿漫画的草根幽默感，则是缘于他本人自己的喜好。“就像我喜欢周星驰那种‘无厘头’。”
黄骏的学科训练所习养的文化敏感度，与留美时接触当地漫画世界所得到的知性启蒙，都成为了他执笔描绘生活点滴之始，也造就了他绕过主流漫画的英雄类型故事设定、偏好日常经验与庸常大众的细致刻划。
“当时，有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跟我介绍superhero类型以外的美国漫画，包括一些独立出版的地下漫画。当中我最喜欢Robert Crumb与Harvey Pekar共同创作的短篇漫画系列。他们的故事素材大多取自于日常生活，以第一人称的方法讲述一些小人物的经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讲故事的漫画，很被打动。”
素人漫画家未忘语言学训练
黄骏深明菲律宾注定不会是一个易讲的故事：除了两大官方语言外，菲律宾还拥有上百种地方语言，每一种语言也许都内蕴不一样的世界观。因此，单一而一锤定音的“菲律宾”国族论述是不成立的。
“我太太母语是他加禄语，现在有时在怡朗市一样有沟通上出现误解的情况，因为彼此的文化表象也有差异。现代的国家，其实都是强加于文化的观念。比如台湾兰屿的达悟族人跟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的伊巴丹人本就相通，在祖父母辈的时代，一艘船就可以往来。现在，我们却要从台湾飞到马尼拉再往巴丹群岛方能到达。”
语言学专长，也令他得以向读者展开另一个阅读马尼拉与菲律宾的视角。在《哈啰哈啰马尼拉》第三篇〈马尼拉语言学〉中，他借由引介几个菲律宾语词汇，来向读者呈现菲律宾人的世界观一瞥。
例如，他提到菲律宾语“malungkot”一词，字义上是“单独”、“伤心”与“难过”相通，意味菲律宾社会并不认为独来独往是正面的生活方式。但他同时提醒读者，这个概念与华语文化里或多或少要求抹除个体的“合群”观念是不同的──菲式群体生活追求紧密团结的关系，却并不追求一致与同质。正如黄骏观察，“菲律宾的底层文化，对LGBT议题的态度却比汉人开放。”
“菲律宾的底层文化，对LGBT议题的态度却比汉人开放。”
虽以罗马天主教为中心，菲律宾社会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包容度，也要比外界想像中的高。“在马尼拉的唐人街，你看到教会前面就有香炉，跟十字架放在一起。”他回忆曾经在马尼拉出席过的一场菲籍华人的葬礼，“葬礼上道教跟天主教元素并存，又有福建人的殡仪习俗在内。场内有人提供烧卖与包子，烧纸房子、纸童子与纸船，但又有天主教神父在为亡者祷告。”难怪书名取名“halo halo”。
小人物故事中见著大历史
而《哈啰哈啰马尼拉》首章〈戒严番外篇〉，就是脱胎至黄骏岳父母一辈在70年代马可斯戒严时期的真实经验。
〈戒严番外篇〉由个人家庭叙事的“小历史”出发，重现黄骏岳父母一家在戒严令实施前一晚遭警察登门问话的小插曲，侧写马可斯治下的黑暗、历史记忆的萦绕与张力，更加入了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白色恐怖史实，不忘为华语读者提供观照向度。黄骏妻子的姑姑与姑丈当时都是政治犯，她小时候每个周末都会去探监，跟姑姑与姑丈的孩子、即她的表哥表姐一起长大；她的叔叔更被迫先后流亡中国与荷兰。黄骏把警察画成拟人动物，偶尔辅以戏讽笔触，个中喜感，实是举重若轻，画出了这段历史回忆的烙印之深。
从岳父母看待人事与政情的态度回异，〈戒严番外篇〉也隐约道出书写戒严历史之难。从去年菲律宾大选开始，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崛起背后的强人修辞，与部份人怀恋的马可斯执政之“黄金时代”历史神话，当中的亲和关系实是千丝万缕。在很多左翼、自由派眼中，小马可斯在高支持下高调参选副总统所象征的家族政治回归，是马可斯下台后所应许的转型正义并未实现的佐证；而去年十一月，杜特尔特默许马可斯遗体正式落盖于英雄墓园的争议，更是对戒严受害者的二度伤害。戒严历史如不散阴魂，缩影了菲律宾社会的分化与未愈伤痕。而在菲律宾，要重认历史、追思教训，恐怕是奢侈的；当下的困难毕竟已然太多了。言及此黄骏笑了一笑向我说，“就算你访问过的那些反毒战受害者，也会觉得历史不重要吧。”
黄骏亲家的态度，恰好代表了不少阅历较深的知识份子对待时局的无奈感。“马可斯落葬争议，太太家人也很愤怒，全国都有学生发起抗议，遍及乡下地方。但岳父母倒没有说甚么。当年两次人民力量革命，岳父母都走在人群之列。现在他们连菲律宾新闻都不看了，家里订阅的都是欧美报章。那种挣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吧。太太的姑姑与姑丈早已出狱，叔叔也结束流亡生涯回国，他们也都少谈政事了。”他说，岳父经常挂在口边的，就是“绝望”（“hopeless”）一字。
这种无奈感与没出路的感觉，见诸各个篇章的人物况味。《哈啰哈啰马尼拉》最后的篇章〈金属头〉描绘他到地下展演场馆观看独立摇滚乐队演出的一次经验，更以一段歌词作结，表面看来是故事性最弱的一篇。但黄骏说，那篇故事最能表达、总结他当时在菲律宾生活的心情。其中一页，描绘作者本人在表演期间买啤酒、喝完上厕所、上完厕所又买啤酒的视觉循环与叙述回路。“在马尼拉，你会觉得所有人生活都很急，看似都很自私，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很温柔细心。但当你真正去接触生活里面遇到的人，不一定是底层，你会渐渐看到他们的幽默感。那不是‘乐天知命’，而是一种苦笑、在心里面的苦闷。”他说，除了“抑郁的生猛”，他在中文找不到另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当你真正去接触生活里面遇到的人，你会渐渐看到他们的幽默感。那不是‘乐天知命’，而是一种苦笑、在心里面的苦闷。”
这种无力感也许就是菲律宾社会最大的悲哀。有才干有视野的年轻人大多拼命出国，导致人才流失；怀著建设社会的理想而留下来或回流的，也随著时日逐点失去动力与归属感。黄骏与念海洋生物学的太太在美国相识、成家，他说当时太太跟几位相识的菲律宾人，都是充满理想地希望回国做些甚么事。“但回国之后就是消磨，做到一个地步就很灰心。就是那种有时候乐观、有时候悲观，不停在交叉的心情之间摆荡。很多人就慢慢变成岳父母一样，越来越寡言，或越来越刻薄、犬儒。”
漫画故事预示“反毒战”社会悲剧
这种“一个小人物能做甚么事”的纠结、在希望与犬儒之间摆荡的情绪，最能体现在《哈啰哈啰马尼拉》第四个篇章〈捡垃圾记〉。故事源于他一次随太太带领学生在周末到马尼拉湾捡垃圾的真实经历。当时，他和太太在马尼拉任教于一家私立的教会大学，学生大多非富则贵。他说，漫画里描绘的马尼拉湾的污染程度绝对没有夸张：“真的看不到沙子，一层又一层都是垃圾。”
黄骏花了整整两页的笔墨描绘这种污染的骇人、公众的无感，但他最想说的，毕竟并不是环保的问题：“我是透过太太的角度说出那种改变的不容易。她说，单凭个人力量当然清理不了，最起码她带了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们去亲身感受社会的问题，那是一个wake up call。污水、环保，都牵涉很多政治、官商勾结，有权有势的人在后面。”
然而，黄骏不忘用一整页去颂赞在马尼拉湾的污泥间生生不息的动植物与生态链。在我看来，这一笔犹有余韵，是全书少有的宽慰。我记得七年前我在马尼拉短暂生活时，商户随手派发大大小小的免费胶袋，街上弃置胶袋与垃圾遍地，乏人清理。到去年在大选重访马尼拉时，全市主要商户都一律提供可降解的环保纸袋。仅仅一个小节，也许已能说明改变是可期的。
但他们始终还是离开了马尼拉。“太太在马尼拉出生、长大，但我们在马尼拉生活的时候，最先受不了的是她。”一年后，他们辗转去了关岛工作，后又回到菲律宾，落脚于怡朗市。黄骏夫妇的经验，或许能解释杜特尔特强调改善基建、打击罪案的“求变”口号，对很多马尼拉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交通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香港和台湾，你能掌握一种生活的步调，你可以早上起来决定每一天的行程。但在马尼拉，你一天只能做一件事。”
而杜特尔特雷厉风行的“反毒战”与重施戒严令的可能，最令黄骏夫妇深感担忧。漫画第二章〈街上的尊严〉画成于2013年，是全书唯一不取幽默风格的篇章。故事本意重现他在马尼拉生活时与一名露宿者的互动、以及在街头目击一具无名尸体的经过。未料三年过去，这个篇章恰恰更合时宜，点出了法外处决现象背后的司法失效；当日目击尸体的心理冲击，当下已成新常态。
虽然夫妇俩已经搬离首都的政治风眼，但杜特尔特的铁腕治国作风，已蔓延全国上下，也助长了本已缺乏制衡的军警权力。“我们每周六开车去怡朗市里买东西，都有接连看过警车以反毒之名，在路上把一车车的吉普车拦下来搜。他们不讲证据，就是在找穷人的麻烦。我们去年七月搬来，已经听到有发生警察上门开枪打死人的事。”
于是我问黄骏，他对于杜特尔特的高支持度有没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他相信，“杜特尔特现象”只是菲律宾既有的政治文化的结果，杜特尔特并非特例；而杜特尔特一再把自己包装成“反精英”与“平民”，其实是掩饰了自己同样是政治家族世袭的产物。
“媒体报导杜特尔特所谓的支持率，我不觉得是全面的。这些问卷调查方法，很多时候未能反映事实的复杂性。你要是回想一上历任总统，他们一开始执政时的支持率都很高的；上一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初执政时，爆出香港游客人质事件，你看他当时处理得多糟糕？他的支持率也没有怎么大跌。”他认为，症结在于菲律宾社会的英雄情结：“为甚么那么多大众还相信英雄，相信一个强人能改变一切，而没有深刻思考结构、制度的问题？”
〈街上的尊严〉一章借由无家者最初离乡到城市打拼寻梦而失落的故事，轻轻带出了宗教在菲律宾社会的地位。在无数一样的哀歌背后，这种信仰的力量似乎是贫民在逆境中保有尊严的最后一抹亮光。“我想，天主教信仰确为困境中的大众提供了一种正面、安定的力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很多困境也是宗教造成的。例如政府补助的计划生育政策，每任总统都想推动，但教会永远都会反对。”成也败也，这是黄骏眼中的另一种无奈。
离开学院与社运，画纸上的另一道风景
在决意离开学院到画漫画之前，黄骏也曾经背负著另一个身份：原住民语言复振工作者。在美国念研究所期间，他在回台湾做田野研究时，头一回发现自己有西拉雅族的原住民身份。西拉雅族属“平埔族群”，至今未获政府正式认可，属被遗忘的原住民族群。从小到大，黄骏和他的父亲一直以为自己是汉人。直至一个博物馆展览巧合展出儿时记忆熟悉的西拉雅族的传统渔农工具、家具与宗教装饰，他们才好奇打听，最后在大伯的口中知道自己的“番仔”身份。
语言学家与原住民的双重身份，驱动了他与一群在台南的朋友展开语言与文化复振运动。当时，西拉雅口语虽然已经失传，但他们发现早年的荷兰传教士有保存西拉雅语的文献纪录。于是，他们得到台南政府支持，协助为小学编字典、教材，举办夏令营等活动。但一年多前，在平埔族语言复振工作渐见成功之际，他离开了这场运动，因为在他眼中，充满理想的地方永远都存在太多人事斗争。
再之后，他也离开了学术圈，在家照顾小孩，专注漫画创作。他决心要讲学术和政治上讲不来之事。“我喜欢教书，但不喜欢学术论文的语言规范，那种没有意义的煞有其事。很多左派常常讲理念上要为人民服务，要写劳动大众的经验，但写出来后，普通人根本看不懂。这是一种知识的傲慢。”
现在，他相信，他的漫画能让他以更能安身立命的方法，触及到更广大的群众。“我喜欢漫画，但我希望能用漫画接触到更多的人。这是个人喜好以外的事。”
作者一位台湾朋友曾经向他形容，“马尼拉像是个黑洞，有著危险的吸引力，在那里时，我恨它恨得要命，又脏又乱又没条理；但离开后，我又不时想念它，甚至想搬回去。”
《哈啰哈啰马尼拉》的最后有一句话令我咀嚼再三、感同身受。作者一位台湾朋友曾经向他形容，“马尼拉像是个黑洞，有著危险的吸引力，在那里时，我恨它恨得要命，又脏又乱又没条理；但离开后，我又不时想念它，甚至想搬回去。”
黄骏没有想过要搬回去，但他不时怀想，这个城市对不同的人来说会有著怎样的意义。一个城市总有著诸种被阅读的方式，《哈啰哈啰马尼拉》绕过了混沌失序的“堕落之城”的浮华表象，在豪华大商场与贫民窟寮屋的两极之间，在无数革命、战争、抗议的历史遗痕处，呈现出马尼拉多元、包容、坚韧与敢于异议的无数面貌一瞥。
你们的文章，水平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