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王国》导演：可怕的是有人选择让受害者继续受害

1月8日晚上10点，王久良发现他的纪录片《塑料王国》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被“依法不予显示搜索结果”了。这之前，他为这部影片做的“一席”演讲也在存活4天后，被消失。

《塑料王国》拍摄了整整五年，聚焦中国进口废塑料回收产业，刚刚获得了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新晋单元评委会特别奖。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上，它的放映会座无虚席。评委会这样评价：“在两个家庭的谋生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己，而且可以清楚看到，我们对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他们令人心碎的境况中所留下的痕迹”。

“我希望看到作品被讨论、事实被重视，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结果，满心欢喜地等来了被消失的结果，”1月17日傍晚，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台上，王久良如此回应端传媒记者。他背后那小小的、比不上任何一家电影院银幕的投影幕，刚刚播放完28分钟的《塑料王国》媒体版。

垃圾围城：“羊吃垃圾，我吃羊，约等于我在吃垃圾”

过去8年多，王久良一直在注视一种被消失的物质：垃圾。

2008年到2011年，他用了三年时间，绕北京一个大圈——3万公里，标注出了周围密密麻麻500多座垃圾场，做出了《垃圾围城》的摄影和纪录片。2011年到2016年，王久良又将关注焦点从垃圾场转移到了塑料废品回收——尤其是从外国大量进口的塑料废品在中国大陆的回收产业上，将回收场里雇主和工人两家人的故事拍成《塑料王国》。

“我产生的垃圾去了哪里，而且这个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它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我的脑海。”

无论是《垃圾围城》还是《塑料王国》，作品上都没有“documentary”（纪录片）这样的字眼，王久良选用的词是“observations”，观察，注目，凝视。

“其他导演可能以做非常优秀的电影为最终目标，但我最关注的还是议题化的东西，垃圾议题，环境议题，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我不但会关注人物的故事，我首先要解答心中的困惑。”

2008年秋天，王久良骑上了他的摩托车，每天早上五六点，听著楼下“叮当叮当”垃圾装车的铁锹声动身，跟著垃圾车，去寻找那些在普通地图上没有任何标注的垃圾场填埋场、焚烧厂。

“有生第一次见到大规模的垃圾场，那个地方我一看，距离我家只有6公里，但我在北京5年，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地方……5年来我从没有问过，我产生的垃圾去了哪里，而且这个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它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我的脑海。”

此后将近两年，王久良绕著北京城周边跑了将近3万公里，拍摄了超过500座规模比较大的垃圾场：有垃圾场足有15公顷大，“就像你们中文大学一样大”；有垃圾场已经填满，形成了人造垃圾山，外面铺设了带图案设计的草皮，“特别像一个绣花枕头，光鲜漂亮，内在是垃圾”；有垃圾场距离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居住区只有1.5公里，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恶臭引来周边居民示威，政府给垃圾场盖上绿色的厚塑料膜、压上轮胎，仍无法根除，只好把垃圾场建到山谷中，周边山头遍布风吹来的塑料袋，“山花烂漫”；还有漂浮的垃圾场——一个超过20平方米的人工湖，水面完全被厚达1米的垃圾遮盖，北方来向南漂，南风来向北漂，拨开垃圾，湖水墨黑，突突冒泡……

在“北京的菜篮子”大兴区，王久良看见垃圾场旁边就是覆盖著塑料膜的蔬菜大棚，浇灌用水距离垃圾场的直线距离不到10米。在京郊一个藕塘，边上就是没有任何防护的垃圾场，垃圾的渗滤液，下雨下雪带来的污水，直接流进藕塘里面去。

他还看见垃圾场上有牧羊人在放羊。羊吃垃圾、吃腐食，而牧羊人说：“那不成哪儿去啊？野地都被高楼工厂占了，羊生病就打针，不行了就快点杀掉，变成烤肉串儿了。”还有大量的养猪场，喂猪的泔水里都是垃圾，甚至有易拉罐、烟头、塑料……都在柴火上煮成一锅浓稠。

蔬菜、莲藕、羊肉、猪肉……最终，又都从这些城郊的“不存在”的地方，流入城内，走上人们的日常餐桌。“羊吃垃圾，我吃羊，约等于我在吃垃圾，”王久良说。

“蚍蜉撼树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过程非常危险，你做了就有改变的可能，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就没有可能。”

这一系列名为《垃圾围城》的影像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响，在200多家中外媒体的报导下，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了批示，2010年，北京市政府出台文件，要投入100亿人民币，对北京周边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并开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垃圾回收。

王久良感到欣慰：这一次，艺术终于照进了现实。2012到2013年，他回访那500多个垃圾场，发现其中80%都得到了有效的整治，“蚍蜉撼树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过程非常危险，你做了就有改变的可能，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就没有可能。”

但另一方面，他还是心有疑虑，“《垃圾围城》之后，我又拿出6年时间，去看看垃圾是如何回收的，是否真的像想像中那么美好。”

塑料王国：卖9美元就是“国际贸易”，不收钱就是“倾泻”

这一次，王久良视线的起点是美国加州伯克利的一个生活废物回收中心：

传送带边上站著戴著手套的工人，每人负责从垃圾中挑拣出一样东西，比如PE塑料、HDPE塑料，或者不同颜色的玻璃。被挑拣出来的各色塑料废品，未经分类就压成大方块，装进货柜，由远洋货轮运送到中国。最终迎接这些废塑料的是一个不知名的村庄，男女老少，不加任何防护地坐在塑料废品中，分类挑拣，小孩子用废品堆里捡来的塑料针筒装了水，挤著喝，哺乳的母亲在堆到屋顶那么高的塑料垃圾堆里，撩起衣襟喂孩子，在将废塑料打碎成颗粒、烟尘朦朦的小作坊里，外来工人无望地说著，身体不舒服也不敢就医，拼了命就想为家人挣点钱……

而大洋彼岸，伯克利那个回收中心明亮的办公室里，负责人说，把塑料废品送到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实在太好了”“能给出别人两倍的价钱”而他所收到的输出目的地的报告里，从来没有王久良镜头下的那些景象。

王久良说：“我在旧金山调研的时候，他们的经理跟我说，卖给中国一吨未经详细分拣的塑料是9美元，9美元，连过叉车放在船上的费用都不够，但如果以9美元卖掉，就是‘国际贸易’，如果一分钱不收，就是‘倾泻’……美国超市上的商品被消费之后，垃圾到中国再生，新的商品再送到美国。”

“Plastic有很多意思，塑料，动词有塑造的概念，还有衍生意义，类似整形手术，把什么什么变得更漂亮，但是假的，不是真实的。”

如果说《垃圾围城》的创作透视的是城市化与垃圾的关系，王久良在《塑料王国》中，开始追溯改革开放3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的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与垃圾危机狭路相逢。

“Plastic有很多意思，塑料，动词有塑造的概念，还有衍生意义，类似整形手术，把什么什么变得更漂亮，但是假的，不是真实的。我用这个词的意义表达我的看法，”王久良如是说。

据王久良了解，在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方有这样的进口塑料废品回收产业，比较大规模的有四五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数千家工厂，距离香港比较近的在广东佛山的顺德杏坛，被称为“废旧塑料回收的华尔街”，那里的再生塑料颗粒价格，直接影响全球塑料原料价格，甚至影响石油价格。

从2012年5月底开机，到2014年9月结束，300多个小时的拍摄素材，王久良剪出了两个版本的《塑料王国》，一个是在阿姆斯特丹得奖的82分钟电影版，一个是不公开放映的28分钟媒体版，后者更像是对这个产业的一个深度调查报导，导演说，两个版本的素材重合度不到1分钟。

“如果认为存在问题，我希望提出来，摆到桌面上来，大家一起看，一起讨论，一起寻找解决方法”，28分钟媒体版正因此而诞生，王久良说：“媒体版是讲这个问题是什么，电影版是讲为什么会这样。我希望借助媒体发声，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实，一起思考改变的方案。”

在媒体版中收录，而电影版中没有的一个画面是，加州回收中心的经理看到王久良拍摄的中国塑料回收村里的影像之后，那震惊而尴尬的神情。

受害的人没有选择，可怕的是有选择的人选择这样

在香港中文大学播放完媒体版之后，有观众问他，因为这些纪录片，地方政府整治取缔了垃圾场、回收厂，不是让很多底层人的饭碗被打破了吗？作为纪录片导演，王久良要怎么面对自己的拍摄给当地人带来的后果？

王久良回应的时候情绪激动起来：“我认可或尊重你任何通过诚实劳动获得利益的权利，但我不同意你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对公共利益造成伤害，这是原则问题。所以面对废旧塑料回收产业，我支持这个产业，我自己也会做回收，但我认可产业，不代表认可产业目前这种做法。其实环境友好地回收废弃塑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有先例的，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这个。”

“废旧塑料产业清掉了，打破了一些人的饭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影片里那位老人家，她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每个月还要付出十五六块去买水，她的利益谁去保护，那么多的土地被污染，整条河流被污染，几万人口的水源都成问题，我们还要保障那两千家工厂的利益吗？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塑料废品）为什么到中国来？中国有茂盛的生产，有源头的需求，其次呢，因为某些原因，整个法律管控相对低，你去美国建工厂排污水试试，谁敢？你去日本建工厂排废气试试，谁敢？”

“废塑料回收的利润是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那些受害的人（底层的分拣垃圾的人），他们是没有选择。更可怕的是，有选择的人，选择这样做（让受害者们继续受害）。”

“人类的苦难在等待，等待受屈辱的人凯旋。”

这个山东大汉在为“大是大非”奋力叙述之后，又沉下嗓子去，“对不起，我有点激动，说了这么多……”也许，没有人比他更顾虑镜头下的人们。

改变是个难题。过去因为《垃圾围城》而带来的改变，只是解决了垃圾场的问题，而城市仍在扩张，“按下葫芦起来瓢，新的问题是垃圾焚烧，近几年在北京新增了7座垃圾焚烧厂，在全国范围内，我负责任地说，有可能将近上千座，一个焚烧厂成本是几亿，”王久良说。

从2008年到201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量减少了超过45%，但焚烧处理量增长了超过1233%。同期，雾霾污染逐渐成为北京的常态。

即便如此，《垃圾围城》至少迫使政府下令整改，而《塑料王国》却成了今天的中国网络敏感词。

王久良不愿意正面回答的问题是：时隔5年，《塑料王国》还能像《垃圾围城》那样推动改变发生吗？他愿意保持希望：“你做的每一件事，它引起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你眼前……”

1月8日，“塑料王国”被封杀那天的中午，王久良发了这样一条微博：“人类的苦难在等待，等待受屈辱的人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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