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菲律宾反毒战遗孀的平安夜

七子之母的Gina De Lemon清楚记得丈夫Ricardo被枪杀当晚的过程。当天傍晚，Ricardo如常驾驶吉普车，她坐在司机座旁，两口子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车上仅余的几名乘客相继下车后，Gina在倒视镜留意到全车剩下一个头戴黑色鸭嘴帽、身穿黑外套的男子。她未及细想，电光火石之间，黑衣男子已拿出配备了消音器的手枪，开始从后朝他俩开枪。子弹第一发不中，Ricardo试图全速驾驶逃命，直至身中第二与第三枪。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身旁的妻子推下车。枪手下车后迅速被一辆摩托车接走并驶离现场，遗下Ricardo在血泊中。当时他们的幼女Rica只有三个月大，Gina记得丈夫气绝之前对她说：“不能是我俩（都死去）。”

当天是今年8月6日，杜特尔特正式宣誓成为总统一个月后不久。杜特尔特在六月初未正式就任时已曾公开说过，如果有市民碰上毒贩，“杀掉他，我会给你一个勋章。（“Shoot him and I’ll give you a medal.”）”在杜特尔特治下，伴随其铁血市长传奇的“达沃暗杀队”（Davao Death Squad）模式已搬到首府马尼拉每夜上演。在过去，马尼拉并非免于罪案，但暗杀行动之盛，可算绝无仅有。

我在上月尾曾跟随当地记者，于深夜至凌晨时份，去过两个“行刑”现场。其时，反毒战已经进入第五个月。在警察的封锁线外，围观的市民有时耳语如常，大多静默，唯一响彻的，是在场家属瑟缩在一角的痛哭之声。一具具犹暖的尸体经鉴证人员在现场取证、纪录之后，都被裹进一式一样的蓝色塑胶袋，再在他们眼前抬上车，送去公众殓房。一如他们的生命，无名无目，猝然消逝于那些闹市霓虹未及照亮的贫民区街头，或寮屋之簷下。

当地记者告诉我，他们已经连续数月每晚驾车走遍各市大街窄巷，追踪警方的反毒行动。在整个马尼拉都会区，每夜皆有人被杀。也许除了平安夜与圣诞。

法外处决文化蔓延

丈夫死去之后的两个月间，Gina的思绪一片浑沌，家务做不了，甚么也记不进去，最年长的几个孩子只好暂时休学。Gina较小的三个小孩，始终还未懂得甚么是死亡，“他们不时在想爸爸只是离家去了远行。过了好一会他们仿佛才隐约明白，爸爸是不会再回来了。”被三姊抱在怀中的幼女Rica如今七个月大，眨著一双圆滚滚、不谙世事的眼睛。

Gina知道，这城里有著很多跟她一样的女人，在因此承受著至亲的死亡。有外媒唤她们作“杜特尔特反毒战的遗孀们”。菲律宾独立媒体Rappler整理警方纪录，统计出自7月1日至12月29日期间，共有6214人死于“反毒战”中，其中仅有约2100人为警方确定的疑似涉毒者，其余四千人都死于“法外处决”，换言之，这四千人可能根本与毒品无关。“我丈夫不烟不酒，与毒品完全沾不上边。”Gina反复向我强调。

Gina一家八口栖居于马尼拉三巴乐市（Sampaloc）贫民区一所两层高的寮屋上层。整所寮屋由木板、铁皮与尼龙胶袋搭建而成，蟑螂不时在夹缝中窜动；简单的间隔，容让两至三个家庭分住，再共用厕所与水源。屋内唯一的圣诞“装饰”，是年约十岁的三女Regina用颜色铅笔手画的一栋圣诞树。Gina和丈夫皆在马尼拉出生与成长，这座充满贫富两极视觉冲击的城市，就是他们的世界。

Gina的“家”，目尽所见就只有一个勉强搭出来的上下格床、一排贮物胶柜、一张残旧的小沙发，一部旧电视，与一个小小的祭坛和圣母像。陋室如此，仿佛依旧容得下信望天主的虔诚。只是我不知道她心中的神，在平安夜此刻是否在场。

直至今天，每当Gina听到烟火或炮仗声响，心头都会惊恐一震。事发那辆阴影余绕的吉普车，当时是丈夫租来的，现在已另有人驾驶。至于亡夫留下最重要的资产，大概是那辆小小的三轮车。两个月前，失去经济支柱的Gina开始拾起亡夫生前兼职的故业，每日下午出门，开上这辆三轮车在街上载客，赚取二三百元披索的微薄收入，再在傍晚回家。

“以前我都留在家照顾孩子。现在开车好麻烦，有时跟车的小孩比乘客还要多。”记者在平安夜傍晚登门造访，那是她刚刚回到家开始准备晚餐不久。“我们这里没有晚饭时间，谁饿了就谁先吃。”Gina说。说时，十五岁的长兄也坐在上架床上，为幼妹开热水冲奶粉。

“如果我再见到他，我应该能认出来。”但Gina说，她在记忆里翻箱倒柜，依然怎样也想不起枪手的容貌。每次尝试回想，脑海都只是浮现亡夫的脸。

对于元凶谁属，Gina心中有些微答案。去年初，Ricardo无故被几个警员以涉及抢劫案为名扣留，期间更遭殴打，直至19天后才获保释。她刷著手机屏幕上的照片，向记者展示当天丈夫身上大大小小的瘀伤。事后丈夫告诉她，这一切也许源于他与一个现任职警队的老朋友交恶有关，诬告他是出于报复。Gina相信她知道谁是幕后黑手，但人心到底才是更难以洞察的黑暗。

当时，刚诞下第六名女儿不久的Gina为丈夫的遭遇大感不平，坚持要替他洗脱罪名。她找到保安录像，证实丈夫在该抢劫案发生期间根本不在现场。她于是在同年三月，拿著所有证据跑到位于奎松市的申诉专员公署立案，要求公署调查滥权拘捕及殴打她丈夫的九位警员。她也无法再放心让丈夫独自去出门工作，于是设法陪伴在侧，有时带同年幼婴孩。

奔走一年后，在8月2日，她终于收到公署的回复，确认当局会正式立案调查。四天后，她的丈夫被杀。她相信，当天枪手是冲著他们二人而来的，犹幸丈夫临终之前竭力救了她。

“你相信这个司法制度会还你丈夫公义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没有真的回答。“我希望我能找到公道。”她缓缓地说，“但实际行动实在太难。那些有份伤害我丈夫的警员还在这一带生活、工作。”

那九个警员曾一度被勒令休假数周以配合滥权调查，现在早已重返工作岗位，逍遥法外。很多人权组织认为，杜特尔特大义凛然的“反毒战”，不只是对涉毒者的无情肃清、对程序公义与人权的践踏，它所助燃的“法外处决”文化，也为这套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提供一个上佳机会，去藉著“反毒”之名义滥权行恶、铲除异己。又有多少人像Ricardo一样，无缘无故登上了行刑队的死亡名单上？

“那你会害怕有天这些警员会回来再向你报复吗？”我接著问。她沉默半晌，静静说道，“我担忧子女的安全。但正因如此，如果我当初甚么也不做，坏事必然会发生，可能我一周后便会死去。”Gina说，她知道那几个警员偶尔都会从自己的警区跑到她邻里附近流连巡视。她相信，他们现在不敢轻举妄动，可能是考虑到媒体的注意。“在我能力尚及之时，我都不会放弃。”

Gina说，这次调查仍在进行中，不会随著她丈夫逝世而结束。她盘坐在狭小的地板上，一手抱著不住嬉笑的女婴，一手在记者面前摊开有关她丈夫被扣留案的文件与证据，包括公署发给她的信函，她提交的保安录像的截图、丈夫被虐的照片。

看著她那一地的文件，我忽尔猜想，保护孩子不是她奔走不懈唯一的动力──这是一个丧夫的女子，在权力当前所能坚持保有的，最基本的尊严。她要公道，哪怕“公道”只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公道必定迟来。

上帝恰好闭目

同一个平安夜，在毗邻马尼拉的近郊小城比尼安（Binan）一条小村落，32岁的Kimberly Sailog独自守在女儿Kristine的灵柩旁。小小的木屋底层本为客厅，此际成了临时摆设的灵堂，亲友不时进出，偶尔跟Kimberly低声寒暄。灵柩光洁的白与镀金的扶柄，被素色的鲜花、烛台与暗红色的布幕簇拥，庄严高雅，与一室由废弃塑胶与木料补搭为壁的质朴感，形成鲜明对比。Kimberly脚下有两只黄色的小鸡吱吱在叫，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中部与南部人的殓葬传统，他们相信，将小鸡放在灵柩上，会助枉死之人带来公义。

12月22日晚上约九时，12岁的Kristine扯著母亲、胞姊与胞兄去教堂，准备参与十时开始的黎明前深宵弥撒。在这个举国同庆圣诞的亚洲天主教国度，深宵弥撒是一年一度的全国家庭活动，连续九天进行，直至平安夜结束。

Kimberly在社区当家务工，当时刚刚下班回家，本来想要推搪女儿留家休息。但女儿盛情难却，她在后面看著三姐弟走在跟前，往教堂的路上去。

弥撒开始之际，Kimberly决定带同Kristine在教堂外上厕所。突然，她听到两下枪声，目睹跟前一个女子中枪，然后是女儿倒地。流弹射进女儿的胸膛，流血不止，一直唤著“妈妈”。

当时教堂的大门已经关上，犹如上帝恰好闭目。她呼救无援，等啊等，终于等到一个路过的三轮车司机载母女俩到医院急救。但Kristine身受重伤，最终抢救无效，撒手尘寰。当日，碰巧也是Kristine胞兄的生辰。

警方后来说，枪手本来是针对一名37岁的夜更保安员，但流弹却误中Kristine及那位受伤的女途人。Kimberly说，那位保安员是最近才搬来社区的，此前，她从邻里口中听说过他好像在“名单”上。“警察来过，说会展开调查。如果他一早就去自首，也许就不会这样了…”但她明白，那不等于公道。“我有在新闻听到很多人被杀。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改变’。这样下去，社区永无安宁。”而谁又知道，那份“名单”上还有甚么人。

Kimberly说，“Kristine明年就小学毕业了。她总是那样活泼开朗，关爱家人…”她凝视著灵柩里女儿的脸容，喃喃说著，“那可能会是发生在我身上”。她顿一顿，语气充满自责，“我情愿如此，那样会是更好…她这样就离开，多么浪费”。

“她的爸爸无法接受…所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我要我们一家人，一起渡过这最后一次圣诞。”

生命如此消尽，这样随机，这样亳无逻辑。不幸如此纯粹。这大概就是，一切暴力的底蕴。

时代里的顽石

我在离开Gina一家之前，向她问了我面对尚在丧女之痛的Kimberly不敢问的问题：除了这几个滥权的警员，她是否觉得总统杜特尔特需要为丈夫的死负责？

“我不认识其他受害人。但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开始反对他的做法。”Gina说。她和丈夫当日投给了杜特尔特的主要对手、独立参议员柏吾（Grace Poe）。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像他们夫妇俩的无数普通人，面对这时代之恶，只能奋力求存、惶恐渡日，或者不幸陪葬。

我记得到访过的其中一个事发现场，有家属事后辗转告诉记者，他们连赎回亡父尸体的钱也付不起。人命如此贫贱，死去之后却又欲取无从，我在心里再次咀嚼，“尊严”究竟何物。

“反毒战”根本不是一场“战争”──他们对自己将亡的命运，无从知晓、无从反抗，甚至来不及投降、自首，生命已经戛然而终。行刑队在夜间出没，如盗贼一样匿藏在人群之中，偏偏却是杜特尔特的狂言片语，为这场向弱者抽刃的屠杀，冠上了堂而皇之的口号。

但杜特尔特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正如他身后者众，同受历史制约与造就。对很多贫苦大众与新兴中产阶级来说，混乱与失效既是社会日常，人权则不过是“离地”空想。司法不彰、根深蒂固的免罪文化，都是这个“宁枉勿纵”的循环得以持续运转的缘由。这是为甚么仍有那么多国人，对杜特尔特上台后的血腥反毒作风不置可否。甚至是向来与体制不咬弦的左派政客，都因为在杜特尔特新政下得到官职委任，而对反毒战滥杀平民的事实噤声。

然而菲律宾民众也并非全都盲目响应。当地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s）于12月19日发布的民调显示，虽然有88%受访者认为杜特尔特上任后所住社区的毒品问题与治安得到改善，但数据同样指出，有约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毒贩该被“活捉”而非处决，且认为法外处决现象在杜特尔特治下有所加剧。甚至有45%的受访民众表示，“非常担心”自己死于政府的反毒行动。万恶也许终有尽头，我想起Kimberly那句话：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改变。

很多人怕，于是沉默。但也有很多沉默的人，在默默支援著像Gina和Kimberly这些受害者。在Gina为丈夫被诬告而四出奔走时，是她社区的委员会给她提供保安录像证据、协助草拟文件，成为她申请立案调查的后盾；在丈夫被杀当天，那位在枪手下手前已下车的乘客，闻讯后专程跑到社区委员会，询问Gina夫妇的安危与下落，并提交匿名证供。还有在议会里不懈诘问程序正当性的反对派议员、扎根于草根的教会、决心捍卫法治精神的律师群体，在逐点凝聚抗议的力量。

父亲缺席的平安夜

“从前，每年圣诞，我们都会外出，带著小孩，去市中心到处逛。我们会沿著马尼拉湾的海滨长廊散步，或到公园散心，一家人在一起。”Gina这样回忆。

她的三女Regina正在兴高采烈地向妈妈展示她在邻里传福音筹到的零钱。这时，Gina布满细纹的黝黑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微笑，她在手机上翻出一张照片，那是Regina几天前写给父亲的信，上面稚嫩的字体依稀用菲律宾语写著：“爸爸，妈妈过得很苦，请你帮助她…没有你，圣诞不快乐。”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往后的圣诞，再不会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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