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节选一：倾全家之力，他们急著达成一桩叫婚姻的交易

2007年第一位华裔普利策得奖记者方凤美（Mei Fong）溯回这场跨世纪人口实验的缘由、历史、当下、未来，以翔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学者、官员、普通百姓，将父母的痛楚、子女的孤凄、生活的荒诞、社会的流变与数据理论的互博穿梭织就One Child（《独生》）一书。

在英文版出版，赢得西方世界赞誉与关注之后，作者却感慨，最应该读到这本书的人，那些她在中国多年的采访对象，被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一生的人却读不到。在寻求中文出版的过程中，方凤美遭遇了大陆出版商最终因担心通不过审查而放弃；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犹豫，有些担心敏感，有些则觉得没有市场。

故事无人接手，方凤美不愿主人公在自己的国土被噤声，于是选择自资翻译中文，并将《独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网络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费公开，并希望通过网络众筹填补成本费用。

从今天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周，每周一篇连载《独生》的节选章节。如果您希望阅读《独生》中文全本，可点击此处，也可以在这里以参与众筹的方式支持作者方凤美。

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像中国这么多的单身汉。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确定中国过剩的男性人口是否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或使国家更加好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积极介入子女婚嫁中的社会里，大量的未婚男性大大加剧了婚姻焦虑感。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婚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乎金钱、估值与投资。

西方人可能很难理解，婚姻是如何成为这样一种赤裸的经济交易的。但是在中国，父母肯定会参与孩子的婚姻。婚姻不仅仅是新郎和新娘的结合，双方所交出的不仅是自己，还可能是双方父母共同积攒下的一切。

我问他想娶什么样的人为妻。“她必须性格好。”“她必须要听我父母的话。”停了一会。“也要听我的话。”

2013年，我认识了一个叫田秦耿的房奴。田当时25岁，是个性情温和的机床操作员。他住在宁海，一个离上海几小时车程的怡人小城。田在一个工厂里上班，每个月赚2500块人民币。即使以宁海的标准来看（人均年收入约合人民币1.9万元），这工资也不算多。为了提高儿子的身价，他的父母花光了所有积蓄——一共30万人民币，然后又向亲戚另外借了20万，才帮他在宁海市的中心区买了一套两卧室一厅的公寓。

每个月，田和他父母都要花掉总收入的80%来偿还房贷。他们唯一允许自己花钱的地方就是买彩票。

田虽然已经有了爱巢，但在寻找伴侣这件事上却并不怎么上心。问题是，他不是很清楚要如何著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宁海不像北京或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一样有健身房、夜总会和丰富的单身生活。人们仍然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去河边洗衣服，追求伴侣也仍然是按照旧时的方式，靠熟人介绍。占卜算八字仍然很重要。田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到了女朋友，却为避开马年而推迟了婚礼。田解释说，算命先生认为马年是动荡之年，不宜结婚，建议他们等到更宜嫁娶的羊年。当然，结婚后小俩口还必须注意不能太快怀孕，因为人们认为羊宝宝太过消极被动，日后恐怕难以成功。

这种现代与传统的矛盾让田有些招架不住。他宁愿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打电子游戏。他的亲戚们倚熟卖熟地给他取了另一个名：宅男。

我问他想娶什么样的人为妻。

沉默许久后，他试探性地说道：“她必须性格好。”

什么意思?我追问道。

“她必须要听我父母的话。”停了一会。“也要听我的话。”

每周末，田的母亲都会从乡下老家坐公车到城里来，帮儿子做饭打扫房间。趁著来回擦地板和切番茄的空隙，母亲就会暗示他：“你不觉得到时候了吗?”或者是“妈还不老，还能帮你带孩子。”（得知他母亲在一个制作马鞭的工厂里工作，我被逗乐了。）

田结婚这件事是势在必行，这不光只是为了满足他父母的期待。他盘算著，父母只能再挣十年的工资。他需要找到一个伴侣，在父母退休后能帮他一起还房贷。当然，这对未来的田太太来说并不是很公平。田家指望著她帮忙还房贷，但又不太可能在房产证上写上她的名字。

当我问到他以后会不会在房产证上添上未来妻子的名时，他坚定地说：“当然不会，这房子是我父母和我一起买的。”

与大城市相比，宁海这样的小城市谈恋爱的选择实在太少。高科技的选择就是交友网站，比如世纪佳缘和百合网；而低科技的做法就是父母代表单身子女在公园里贴交友广告。第二个办法从退休父母们聚在一起抱怨孩子没有对象时就开始了，已经流行了十多年。家长们很快就开始交换资讯，这也就促生了中国公园里所谓的婚姻市场。

它为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得以分担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日益脆弱的家庭结构给父母带来的焦虑。

多年来走过这些婚姻市场后，我发现这些广告里有个趋势：广告里的男性大都是二十几岁，没上过大学，而女性则年纪更大些，学历也比较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女性20岁，男性22岁）造成男性从内心里期望寻找比自己年轻的（通常还得是社会地位比自己低些的）女性，还因为中国门当户对的文化根深蒂固，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女要高嫁，男要低娶。自然而然，这让婚姻市场的求过于供更加严重。门当户对这一观念对于像新和平村的那些农村光棍来说显然很不利，但同时也限制了高学历女性的选择，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玩笑：“中国有三种性别：男性、女性和女博士。”

社会学家孙沛东在其著作《谁来娶我的女儿?》中指出，在上海人民公园的婚姻集市上，65条广告只让3对男女成了配偶。尽管失败率如此之高，孙还是认为婚姻集市的在满足了一项重要的需求：它为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得以分担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日益脆弱的家庭结构给父母带来的焦虑。

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现代化的约会方式，这些方式是由单身者主动参与的，而不是由他们的父母一手包办。2013年，我参加了一场由世纪佳缘主办的大型相亲会。

这场长达3小时的相亲会针对的是白领工作者，费用是100块人民币，约有100个人注册了此次相亲会。

我的调查员爽和我想出了一套说辞：我会向别人介绍说我是她的表姐，是海外华侨，目前在北京工作，是陪她来相亲的。

没人假装他们只是为了娱乐、交朋友或者找个能一起在沙滩上散步的人才来到这里。他们的愿望很赤裸——找一个想结婚的伴侣——这俨然已无任何浪漫可言。

爽的大红标签上写著“90后”。我的当然是“70后”。在中国的交友圈，70后被归为3S（剩女）——单身（Single）、七十年代出生（Seventies）、被剩下的（Stuck）。这标签就好像霍桑笔下的红。我问组织者他们发出了多少“70后”的标签，“不多。”有个人狐疑地打量著我，不屑地说道。

接著，我们被带进一个舞厅，里面的椅子被排成了一组组正方形，每组十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些粉色的小纸条，用来写自己的详细资料：姓名、爱好、QQ号码。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我们物色到一个合适的人，就可以交换纸条。每个人在动手写资讯之前都会先偷偷地扫一眼周围的人。

司仪让我们每组想一句浪漫的口号，然后再一起喊出来。喊得最大声或著口号最有创意的（我不是很确定规则到底是哪个）小组将赢得比赛。我们组想出的口号是“永恒爱情勇士”，听起来就没有士气。轮到我们喊的时候，大家都喊得跟刚出生的小猫一样有气无力。难为组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暂且叫他老张吧）还自告奋勇充任组长，拼命地给大家打气。“大家一起来！”他尖声喊道，“永恒！爱情！勇士！”

我们再一次有气无力地嚎叫。

接下来是自我介绍环节。每个人都严肃得有些可怕。所有的女性都反复强调自己想要“找个真心诚意的人”。所有的男性都列举自己的成就：学历、工作、汽车，以及是否具有那至关重要的北京户口。没人假装他们只是为了娱乐、交朋友或者找个能一起在沙滩上散步的人才来到这里。他们的愿望很赤裸——找一个想结婚的伴侣——这俨然已无任何浪漫可言。

接下来，我们都被要求换到下一组，然后重复同样的事情：按摩、想口号、喊口号、自我介绍。

社会学家洪理达认为，剩女运动旨在规劝高学历的女性不要太晚结婚生子，因为共产党正是需要这群人来繁育“优质”的孩子。

在任何文化中，追寻爱情都要花费工夫，当中往往不乏辛苦艰难的例子。但在中国，由于父母过高的期望加剧了子女内心的压力，加之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谈恋爱在中国似乎更加艰难。

虽然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人口减少，且家族网迅速缩小，但核心家庭的基本轮廓仍然在。在西方逐渐出现的新型家庭——同性恋家庭、跨种族家庭、无子女家庭、单亲家庭、未婚家庭和继亲家庭，在中国仍然很罕见，部分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阻碍了某些家庭类型的形成。例如，中国几乎没有未婚妈妈，因为少了一纸结婚证，这些妈妈几乎无法给孩子争取到出生证明和户口。

共产党对婚姻焦虑（尤其是女性婚姻焦虑）的加剧也有一定的责任。

2007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起的一项由政府支持的活动助长了这种焦虑。讽刺的是，妇联这个共产党的下属机构本来肩负著提升女权的任务。这项活动称为“剩女运动”，它发明了“剩女”一词，把25岁以上的女性比作是剩饭剩菜。而对中国最亟需帮助的单身男性，却没人举行类似的活动来帮助他们。

社会学家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 认为，剩女运动旨在规劝高学历的女性不要太晚结婚生子，因为共产党正是需要这群人来繁育“优质”的孩子。

丁璿老师站在孔子和习近平的画像旁边…呼吁所有女性都应该以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为榜样。“她会做面条、会烙大饼，可以自己骑著自行车去买蔬菜，”这样，习近平才得以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成为世界著名的圣君”。

这种思想复苏引发了人们对解放前时期和女性主义运动之前时期的怀旧。“剩女”运动发起后的一年，一大批鼓吹女性顺从男性的成人教育工作坊便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这些工作坊被称为“女德课程”或儒学讲堂，很多与地方政府、学校和教育基金会有合作，宗旨是向中国人传授圣哲孔夫子所奉行的“传统价值观”。（这些儒学孔子讲堂和孔子学院不可混同，孔子学院是教育部向海外宣传中国文化的臂膀。）

我的一个调查员参加了其中的一个讲堂，并记录了整个过程。该活动由河北省传统文化研究会（主管单位是该省的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每月举行一次，每次为时一天，费用约为200元人民币。（该研究会的很多领导都是政府高级官员。）

丁璿老师站在孔子和习近平的画像旁边，对著满教室的学生说道：“丈夫对于妻子就是天。妻子应该学习敬天。”在长达3小时的授课过程中，丁反复强调，女性需要退居次位元，声称“强势的女人会有别的麻烦，乳房和身体其他部位会生癌。既然你不想再做女人了，老天爷就会来帮倒忙。”

丁呼吁所有女性都应该以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为榜样。彭可以说是中国自宋美龄以来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作为一名民歌手，她的知名度在许多年间一直高于她的政治家丈夫。夫妻几十年来一直过著不同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追求各自的事业。但根据丁的说法，这并不是是彭成为中国女性典范的原因。“她会做面条、会烙大饼，可以自己骑著自行车去买蔬菜，”这样，习近平才得以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成为世界著名的圣君”。

至少还有一家儒学讲堂的语调与河北的课堂相似。在东莞这个有大量年轻女工的制造业重镇，有一家女性讲堂奉行这样的理念：“被丈夫打不要还手”以及“绝不离婚”。2014年9月，该讲堂由于无牌照经营以及“违背社会道德”被政府部门关闭。

如果您希望阅读《独生》中文全本，可点击此处，也可以在这里以参与众筹的方式支持作者方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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