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文化的传统语境里，温良、贤淑，服务于家庭，听从于夫命，是一个女子需要遵从的道德样本。女记者似乎永远是异类，向权势犀利发问，趟泥水过险路奔赴灾区，在凌晨作实况报导，永远在离开家、离开舒适区的路上。
个人喜好和性别形象的固有设定，新闻职业的不规律和家庭传统的各司其职，投射入她们的成长历程里，“对抗”还是“顺应”成了躲不开的选择题，是否要对抗女性身份以彰显能力，是否要组建家庭、哺育新一代而退出一线？在第二届亚洲深度报导大会前后，数位亚洲女记者向端传媒道出了她们的选择。
做好记者VS做好女记者
“我从来都把自己视为一名记者，而不是女记者。”印度独立记者拉纳·阿尤布（Rana Ayyub）在大会晚宴间歇对端传媒记者说。她身著绿色包臀裙，一头黑色卷发密密垂下，聊至兴起开怀大笑，在人群中非常显眼。
现年32岁的她，做了10年记者，从主流电视台到调查杂志再到独立报导，阿尤布从小对政治事件、调查新闻情有独钟。她坦言这是从作为记者的父亲那里继承的基因，如果父亲最近没有看到她发表稿件，就提醒她要勤恳，从来不因为是女孩就放松要求，或敦促结婚。
但在这个奔向现代化的国家，性别歧视仍是人人可见的积弊沉疴。
印度的GDP总量世界第七，妇女参政成就位列世界第15位，拥有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基兰·马宗达尔-肖等女性政界领袖和商界精英，却有约三分之一的成年女性是文盲，婚内强奸仍然属合法范围，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27%（截止2015年）。印度的女记者数量庞大、分布的媒体类型广，但在男权主义主导的语境下，她们常遭性骚扰、听闻“女性物化”的评论，且大多在中低层职位工作。
当阿尤布初入媒体时，编辑不问意愿就遣她去报导生活风尚；当她要求进入政治组或者调查组时，编辑就说女性不做政治报导、不做调查；当她在会上做经验分享时，也有人在推特上说她如何用身体在调查中捞好处。“谈到其他人时，人们会讲他如何在报导中处理腐败等议题，但到我身上画风就变得评头论足---喔，看她露事业线了，这就是她挖到料的秘诀吧。”阿尤布无奈地笑笑。
相比起言语对攻，她觉得，最佳的回击方式就是努力工作，摆脱标签。
2002年，位于古吉拉特邦的高德拉发生火车燃烧事件，邦内极端印度教教徒声称此事系穆斯林谋杀，开始屠杀穆斯林，这就是造成至少790名穆斯林和254名印度教徒死亡、2500人受伤的“古吉拉特骚乱”（Gujarat Riots） 。但事后肇事者长期逍遥法外，真相不明。六年前，阿尤布作为调查报导杂志《Tehelka》的记者，26岁的她只身一人去印度古吉拉特邦做卧底调查，调查出印度政府不惩处罪犯反而煽动暴行的内幕，牵出多位政府高官，当时作为印度人民党首席部长的莫迪也在其中。但《Tehelka》杂志并未出版报导，离开杂志的阿尤布向多家媒体提出发布请求，也都石沉大海。
后来，阿尤布将未发布的报导文本汇集成《古吉拉特邦文件》（Gujarat Files）一书，自费在去年五月出版，迅速成为亚马逊畅销书籍。许多人赞扬她作为女记者的勇敢，但也有不少媒体人批评“调查充满漏洞、缺陷严重”。国内媒体因为惧怕政府压力不敢聘用她，阿尤布索性成为一名独立记者，靠家庭和书籍销售维持生计。
“但我从未想过放弃新闻。”阿尤布说。在会上看到还有这么多女记者一起战斗时，她心里泛起一丝安慰，希望以后得到国际记者社群的帮助，建立独立媒体，摆脱现在的形单影只。
《纽约时报》首位阿富汗女记者萨拉·纳德（Zahra Nader），作出的回答也是坚持做新闻。在她的国度里，女记者的署名时常屈于男编辑之后，出外采访经常遭受性骚扰，有些受访对象不愿与其交谈，人们以是否穿戴头巾和长裙评判她们，参加记者会议的机会也常被男记者抢走。纳德说，“我一般选择无视偏见，目前还没有发现简单易行的方案来解决（性别歧视）问题，所以我一直努力做报导，不断尝试。如果成为名记，就能更易掌握信源、有更多故事可写。”
来自印度东北地区、自小目睹边境冲突的记者史黛拉·保罗（Stella Paul）觉得努力做报导还不够。她认为，记者需要关注女性议题，并且培训女记者赶上数据新闻潮流、写出性别平衡的报导。
保罗在8个月大的时候患上白喉，但因重男轻女的风俗开始并未得到医治，幸亏母亲求医才幸存，她到15岁才得知事情原委，这让她立志为女性发声。2012年后，她成为独立记者，深入穷困地区做关于性暴力、人口贩运、童工和气候变化的报导，在路透社等主流国际媒体发表。她认为，做女记者其实是个优势，更能体悟这些地区的妇女所经历的苦难，更易挖掘故事。
保罗也将女性自强的希望寄托于培训中。“我曾经教会一名被贩卖到印度的尼泊尔女孩用手机发多媒体信息，这让她成功联系到了NGO，得到了解救。这的确很奏效。”她受全球媒体机构World Pulse的邀请，从13个国家选出了14位女社会活动者或小镇记者，在今年10月份培训她们有关新闻表达、公共演讲、社交媒体、博客和互联网的实用技巧。
像保罗这样的努力在亚洲正在兴起。在2015年，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妇女署和国际记者联盟联合发布了对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七国女记者的统计，80%的受访女记者表示曾经/正在接受职业培训，过半数的女记者已经加入机构外的媒体/新闻组织，但在组织中的代表性不够，安全培训匮乏。尼泊尔《雪域南亚》（Himal Southasian）杂志的顾问编委拉克西米·穆尔蒂（Laxmi Murthy）在该份报告发布后曾表示，未来（帮助女记者）的工作方向应是支持女性步入领导层，使媒体及其影响力共同推动媒体内容中女性形象刻画的转变，保证工作安全。
回归家庭VS 新闻即生活
谈及生活，女记者独行侠式的行事风格，也会陷入承担家庭责任与适应社会现实的迷思。如果说工作场合的性别平等指日可待，女记者对于家庭生活的期望抑或家庭对其的需求，会要求其在工作上做妥协、做减法，平衡似乎像个伪命题。
日本经济新闻社的一位女记者曾这样剖析女性生育与工作的关系：女性一旦生了孩子，一线岗位的选择就少了，这就是妈咪小径（Mommy track）现象。要么生孩子退居二线，要么保持单身继续在一线奋斗。曾经的《北海道新闻》记者、现在北海道商科大学的准教授佐藤千岁深以为然。
从1986年4月日本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以来，各行各业的女性面孔日渐频繁，女记者人数也不断增加，开始步入管理层，报社比例失调、面试暗箱操作的情况逐渐改善，但处理生活与工作的难题一直延续至今。佐藤说：“作为女记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平衡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因为记者的工作量很大，需要丈夫承担家务的一半，但在日本这样一个男性分担家务比例在发达国家之中倒数的国家来说，真的很难。”
在佐藤做新闻的第13个年头，在北海道新闻社做北京记者站站长的她决定回国生育，转入大学教职，原因之一也是想照顾家庭。
据她观察，生孩子五六年后的日本女记者，退居二线的居多，也有不少女记者一直保持单身。“在日本，报社的待遇较高，女记者学历高，收入高，觉得没有必要找丈夫，日本男人普遍也不太喜欢比自己优秀的女人。女记者在同学圈、同事圈内找伴侣的情况比较多。”
在中国，目前女性新闻从业者的数量已经超过男性，占比高达51.5% ，这一比例在很多记者的直观感受里还要更高。这一庞大群体，有著和其他女性类似的身份焦虑：要妥帖地组建家庭、孝敬父母、照顾子女，留时间打理自己。
在北京某报社做了5年调查记者的朱辰玉（化名），今年也选择了离开，去了外企。她说，自己在工作时虽然开阔了视野，但在日常生活里是个“不接地气”的局外人。她心里总是揣著选题，与家人朋友团聚甚少、缺乏谈资，也和女性口中常有的口红、包包的闲聊越来越疏离。
在台湾《天下杂志》副总编辑陈一姗看来，相比起女性身份带来的压力，媒体数位化转型是让生活失衡的另一砝码。媒体人作业时间被压缩，整体工作时间拉长，每个人都没办法完全脱离工作，这是对媒体人莫大的伤害。
她也注意到，女记者对家庭生活参与的多少，与其原生家庭的影响、与不同世代对家庭的想象的有关。她说：“现在越来越觉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须。”
柬埔寨首位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WMF）“新闻勇气奖”（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s）的调查记者宝霞·蓬(Bopha Phorn)，就是这样一个手机、电脑不离手，不去考虑平衡的人。她认为，做新闻的持久度在于多大程度上热爱并信任这份工作。蓬说：“新闻就是我的生活。如果不做记者了，我就没了呼吸。”
蓬报导人权、腐败、犯罪、环境等敏感议题，想通过报导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化，常遭遇险境。四年前，她和一名记者、一位社会活动者在泰缅边境调查毒品交易时，遭军警枪击，最终与记者涉险逃生，但被盘问数小时。家人一直让她放弃、改行，她依旧故我，向他们隐瞒了多年来受到的威胁和指控。
32岁的蓬一直单身，日程排得满满当当。自由撰稿、报导，在柬埔寨智慧大学教新闻课，写书，还参加各类培训、会议，参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的项目。她说：“平衡工作与生活实在是太难了。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所以我不在乎（有没有业余时间）。对我来说，新闻虽非枪械，但力量无穷。”
印度记者阿尤布也是一样。她晨起一睁眼就看Twitter，跑新闻，得空就和朋友聚会，去酒吧喝酒、跳舞，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打算。她的父母曾在新书发布前接到一位男孩家长的求婚请求，但对方看到阿尤布后来名声大噪、争议不断，不久便反悔。阿尤布说，这让她松了口气。
“家人都认为等我觉得合适的时候才结婚，他们觉得我做的事有益于国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做记者）这个天赋。为什么我要现在想著找男人呢？我才32啊。” 她说。
参考文章：
Situation of women journalists in Asia-Pacific, 20 years after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UN Women
Surbhi Kaul, Rana Ayyub: The Fallout of Going Undercover, Uncovering Asia, September 25, 2016
Bopha Phorn | 2013 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I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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