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胡晴舫：我带着“台湾的礼物”来到香港

编按：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9月22日傍晚证实作家胡晴舫即将在“9月底”接任台湾文化部驻香港机构“光华文化中心”主任。对于早先传出胡晴舫被定性为“港独”使得此一人事案遭到北京关切、抵制的传闻，邱垂正回答：“对相关传闻毫无所悉”。

胡晴舫在台湾出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戏剧硕士，1999年第一次移居香港。她毕业后致力写作，不曾参与政治。她受访时说自己和文化部长郑丽君之前完全不认识，遑论私交。郑丽君是通过看她的书认识她，进而邀请接任新职。

胡晴舫作品包括《忧郁的城市》、《她》、《我这一代人》等等，做为1960年代尾出生的小说家，胡晴舫认为“现代性会是我们的巨大翅膀，帮助我们飞高，看清楚整个世界的景色，而不祇是从我们所站立的地面角度。”

《我这一代人》

作者： 胡晴舫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0/06/25

到港上任之前，胡晴舫接受端传媒的专访，以下为内容纪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你接任光华文化中心主任的消息刚一传出，就引发了一阵讨论。有些评论者把你总结为“港独”，你怎么看待这个标签？你觉得你是吗？

胡晴舫（以下简称“胡”）：我们是台湾人，从小对于有人拿政治标签四处去贴别人、论断人这件事，已经很习惯了，懂得要淡然处之。

我是一个写文章的人，从一开始写文章我就知道“误读”这件事是避免不了的；但我同时也知道，当旁观者“误读”时，其实和写作者没有关系。就像文学理论说“（作品产生之后）作者已死”，文本出去之后，我其实不能控制别人怎么读这份文本。也就是说，读者如何总结，很大程度是反应他自己的意识型态。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拿去反问认为我是“港独”的人，贴我标签的人，他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讯息。我一直相信读者的评价反应了他自己的结论和态度。所以我没办法代他们回答，因为那是他们的反应。

端：虽说如此，但你仍然有一些比较浅白的文字，例如你对雨伞运动的支持？这似乎就不太存在误读的可能。

胡：我可以再说一次，如果有人要单单关注这一点，我无法控制。但如果有机会读过我所有相关的文章，我一直强调的是：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一体的，利益是共同的。政治清明，人民就幸福；人民好，政府就好，反之亦然。我相信所有的社会对话，无论当时看起来多么紧绷，也可能产生不愉快的暂时震荡，但有对话肯定是好事。彼此沟通，互相聆听，因此凝聚共识。出自于我对香港盲目的爱，我相信香港社会集体有足够智慧找出一个正面的方向，继续前进。

端：香港接下来会进入政治的热季，你在香港尽管做的是文化工作，但恐怕也无法避免被问到香港政治的问题，你会怎么看待这个情况？

胡：我其实说不上“看待”，因为我个人一直没有参与政治活动，我写作会触及文化、政治和社会观察，但这是我做为小说家的责任，我不可能不关注这些现实议题而能写好小说，这是我要做的事情，不容逃避。

但我在台湾长大，我习惯政治，也知道政治活动的目标，是谋众人的利益。我个人没有特定政治立场，但会继续关注政治这样的议题，这是为了把我笔下每一个人物写得鲜活立体。文学、戏剧是我的专业，听清楚每一个角色的声音，为他们发言，是我的责任。

不过我当然相信普世价值，这也就是民主社会的特质：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位置、每一个阶级，都应该有自己发言的权利和管道，我所做的就是聆听、写作。

端：谈一下你的作品吧。你毕业于台大外文系，是当年毕业公演的导演。当时你选了“蝴蝶君”（M. Butterfly）这部剧本。再反映到你后来的作品，似乎里头有两个特别突出的主题：“性别”和“跨界”。

胡：我是生长在亚洲的女性， 生命中意识到“性别”这件事是自然而然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女性所受到的束缚还不少。束缚是文化加诸的，“性别”某种程度也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它会连带带来一连串“规矩”，要求你做为一个女性，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所以对我而言思考“性别”这件事就等思考“我”：我是谁？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对探索“性别”这件事的兴趣起于这里。

从性别，连带你提到了“蝴蝶君” ，就会指向你说的第二个议题：跨界。种族、文化、国籍、语言等领域都有界线，界线两边的互动关系是深深吸引我的议题。

从这里就可以连系到我即将开始的工作。作家木心说过，文化是风，而风不知边界。我的个性也比较像这样，“风的性格”。人和人之间可以有不同，有冲突、有隔阂，但不必因此生出仇恨。这是我为什么对“交流”这件事很有兴趣；同时我也相信文化的力量是最大的，文化会唤醒人性好的一面，人类社会的文明和有序运行、前进都由它组成，或者直白地说：它能让每一个人活得好一点。

端：你在台湾出生，在美国求学，在纽约、巴黎、东京、北京、上海和香港都生活过。如果集中谈“华文文化”的区域，你觉得香港在“华文文化圈” 里被安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胡：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2岁，不过那时什么都不懂。后来意识到了，做为一个台湾出生的小孩，香港最初教育我的是“国际化”、“现代化”和“都市化”，这是我二十几岁就得到的感受。我非常感谢香港给我的启发，我在香港第一次看到一个如此开阔的海港，来自五湖四海，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可以一起生活。

这就是国际大都市，香港，就像伦敦、纽约一样，刚到的时候很多人都骂骂咧咧地，但到了要走的时候，人人都舍不得走。因为在这些地方你才真的可以知道，人和人总是会有办法找到方式相处得好。特别在这个时代：极端政治主张兴起，难民潮四起，川普（杜林普）搞不好就要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类被鼓励流动、互相接触、互相好奇、互相说对方的语言……这些事特别珍贵。我们能坐下来，真正感受到彼此的体温，跨过边界，体认到对方和我一样是个人，脱离了动物性的本能，感受到其他人的感受，我认为这就是文化的起点。

端：落实到未来具体的工作上，你的工作是推进台、港两地文化交流，你会把开展重点放在哪里？侧重的方式是什么？

胡：就我这一阵子的体会，以往的工作，集中在节目展演和介绍台湾文化，除了现有基础上继续推动，我也想推动和香港本地社会的交流与合作。

这是全球化的时代，各个版图快速变化、重组。你看欧洲就知道，各国之间人才、资金和文化的交流愈来愈紧密。文化需要最好的人才，再通过随机组合，才能碰撞出最好的作品。

台、港之间有许多共通点：都读写繁体字、近似的艺文品味，也向往共同的生活品味。因而两地不只是可以对望、相互了解，且可彼此合作，发展出感染力强大的文化产品。处在这个时代，不能只是消耗、消费强势欧美文化产品。我们现在也变得比较强势了、富裕了，我们有深具创意和爆发力的新生代，可以担当起文化产品生产者的角色，而不只是个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我年轻时已进行这类思考与反省，如今人已中年，更渴望朝原创性文化这个方向努力。

端：最后一组问题中的第一个：在你未来的工作领域里，你期待香港朋友看见台湾的什么？

胡：台湾文化部给我的工作，以及我自己期许的角色，就是一名“文化大使”。台湾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各地，都有文化中心。文化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台湾送给世界的礼物带出去。台湾这么小，但我们渴望和世界联结。我们用尽善意告诉全世界的朋友：我们要送给你们一个最好的东西， 我是带着“台湾的礼物”来到香港。

这个礼物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台湾在过去几十年来，创造的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我们或许没有最美丽的城市街道，或许没有世上最古老的建筑或最尖端的前卫时尚，但我们学会了人性的价值。对我来说，“当台湾人”这件事是实践一种信念；当台湾人最好的事是“混乱”，这里的“混乱”是正面的意思，就是我们相信多元，我们相信混乱能刺激创造性和爆发力。只有台湾这样不同群体彼此共存的社会才能成就这种多元。

端：第二个：你期待台湾人看见香港朋友的什么？

胡：我期望台湾人要看到香港人的法治观念，对专业的尊重，这就是“共存”的实践。你想想，八百万人口集中生活在这么小一块地方，每一天每一天能够有序地运行，而且成为世界得以运转的心脏之一。他们怎么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就。

台湾可能和香港太接近、太熟悉，有时会忘记我们这个邻居是拥有国际地位的全球大城市之一，和纽约、东京、伦敦平起平坐的。它是亚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们如何在全世界发光发热，和全世界其他地方沟通，同时保留他们的在地性格，这是台湾人能够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