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B的回信：不要过早绝望

小端信箱006：沉默到枝杈满口

和所有的在港内地生一样，我也常被问为何来港。标准答案，大概是“国际化”、“文化多元”；但我没有忘记真实的理由，是中学时期饱受校园霸凌，而老师竟不作为。我激而离开，既已浪费了大把时间高考，我再也不愿把大学里的光阴分给“马哲”、“毛概”、“近代史”。我走得很决绝，因为彼时完全见不到任何留在“僵硬体制”中的理由。

我已经很少再说这些，因为去了香港之后发现，这样草率的叛逆，在香港同学眼里，竟成了新的“政治正确”。当他们希望我讲述“水深火热”时，我开始反感，并重新思考，我的中学是否有那么糟糕——以及，它到底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内地中学生活”。

悄然的撕裂每天都在进行。我也曾好奇，一个日子究竟意味著什么，为何它必须消失？然而，这种好奇究竟被恐惧掩盖了，尽管没有完全吞没。这个日子很重要吗？大概很重要吧？可是，在不知道这个日子的许多年里，人们不也生活歌唱？而当各样的学生团体都把它写进竞选纲要，我感觉这个日子也从隐喻成了反讽，从幽魂成了空洞的回声。

困惑在2014年10月达到了顶峰。我同时观看著两地的极端话语，每每想争取对话，欲言又止。我自问：你可以代表谁？自答：我自己。然而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一点。我不想站队，哪怕身边许多朋友、老师都在站队。我成了墙头草、两面派，我知道这不同于“中间派”，我没有足够坚定的立场，只能在信息风暴中被卷走又拍落地。

这时我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历史记忆”。我这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那一个不能够提及的日子，足够重要。如果我曾接受过抗争的教育，一切看法都会不同。没有接受过也不要紧了，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场雨，浑身湿透，但不一样了。

两年过去了。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仍然说不上。这两年，我读了些古籍，落笔只谈风月，其余皆不敢言；离开了政治变革，谈论教育、美与生活方式，总觉得空洞；但我如此害怕触犯禁忌，又分明见到言论空间越收越窄。

我也向往自由，但自知不能为之付出代价。我们都太害怕了，害怕连眼前的一点“小确幸”、亲人的拥抱、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抓不住。铜锣湾书店对于港人的冲击，我也是切实感受到了，那份恐惧太真实，以至于又一次失真了。在文字中，任何事情都尚有余地，但脱离了文字，生就是生，死就是死。

在这样的时刻，假装平静并不奏效。唯有持续的自剖，才能勉强缝补与现实破裂的写作与阅读。于是我也终在犹豫中写下了这封信，看看自己正处于怎样孱弱的边际。昨晚写了三行“诗”，作为结尾吧：

歧义如倒装的树，

而我沉默，

直到枝杈满口。

布

给B的信：不要过早绝望

带著诚实，自剖地持续书写阅读，确实是在一个歧义漫生的世界里，要去剪裁出某种身而为人的内在一致性，无法回避的日常实作。而吊诡的是，当你面对的意义世界越是割裂，这种寻求统整所需要的心智劳动强度，也越可能把你引领向哲学上更深遂的境界──即便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旅程也带有更高的，坠落的风险。

读你的信，我看见许多熟悉的生命轨迹——关于反抗与出走、关于跨界的视域与迷惘、关于历史记忆“有何意义”的拷问、关于冲突火线见证的世界断裂、也关于威胁与勇气的辩证。

我自己成长于戒严年代、学校必修“三民主义”与“军训”的台湾；也曾在英国留学时，面对过自己笔下关于亚洲社会的证词，是否在西方学圈掉入“自我东方主义化”的疑惑；我面对过台湾政治转型的年代，割裂分歧的历史记忆继受者间，曾让人绝望的对峙张力；我也曾被不少前辈耳提面命过，关于如何“少说话”的生存智慧。

不过作为读者，我显然比此刻的你更为乐观，而这种乐观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来自我对你的阅读：你决绝出走，巩固了自己抗拒被宰治的“主体性”。你反省了来到香港后，自己素朴的生命叙事，如何被挪用以成就别人的时代叙事，展现出对生命叙事立体的后设思考。面对伞运割开的意义世界，你真实面对自己在冲突立场间的犹移，也避开堕入刻板立场的陷阱。你也清楚自陈，面对大时代中你身为一个中国人的生涯风险，个人勇气的有限；而看见恐惧，其实是让自己能更勇敢而不致于盲目的前提。

即便你信中写的是迷惘，但我读到的却是你在内在生命的积累。这段看似仍找不到出路的文字中，你已展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的若干核心能力──主体意志、诚实内观与批判反省。你若举目四望，不难领略：有这样的能力与习惯，并不是这个时代中理所当然的结果。

二方面，则来自于我见证过的，历史在长时间尺度合理性的“可能”：我自己也体会过各种绝望── 例如1980年代台湾僵化的教育体制与政治箝制、两岸看似永恒的割裂，乃至世界尺度坚若磐石的冷战结构；但后来，远比我想像得更快，我见证了这一切的松动。2000 年以来我也曾心焦于台湾的蓝绿恶斗，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侵蚀蔓延；但在过去几年，即便台湾尚未完全跨越这样的结构，我却已看到不少搭桥跨界，邀请对话理解的努力。

当然文明可能倒退；不用回望历史，此刻的伊拉克、叙利亚、委内瑞拉，都有比我们此刻所面对的，更绝决而摧残人性的处境。所以我深知这种历史合理性的脆弱，是如何需要许多人持续用价值、信念与努力去创造、维系。努力当然可能枉然，可能的代价也不少；但最少，个人秉于信念与价值的努力，能让一个人在其深层哲学的基础，创造出一种定义其生命意义的坚实力量。

至于这种信念沈重，与现实的“小确幸”之间的取舍，那是神学与信仰层面的问题，这仍然要回到你自己的生命中，由你来回答。

端传媒评论总监 曾柏文

给端写信：editor@theinitium.com，和我们谈谈自由，谈谈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