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未曾亲历文革，却在陪父亲返乡之际与如火如荼的文革擦身而过。文革五十年专题，触动了不少香港读者的文革记忆。
鸦片战争使香港因祸得福，避过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大动荡。
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前爆发时，我年纪小，不真的懂得是甚么一回事。但我这个在香港出生的华人，头一次回老爸的老家上海，就是文革的高潮期1967年。
从尖沙咀火车总站乘车北上，到了罗湖过关，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大陆海关接受检查时，那些关员的眼神好像都是在捜查敌人似的。
坐上火车，要花30多小时才会从广州到达上海巿的北站。也记不起火车出发了多久之后，挤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原本只能坐硬座车卡，途中挤满参与串连的人，不光在车厢通道上坐个满满，连接近车顶放小型行李包的架上，也躺卧著人。从车窗往外望，不时会见到一些年青人组成的巡行队伍，手臂挂著红围巾，一路游行一路喊口号。
有些时候，火车停站后，会有一些穿上解放军服装的人跑上来，拿著红色的毛语录带领我们唱革命歌曲和喊毛语录。因此，到火车后来快抵达上海时，甚么“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我已是朗朗上口了。
列车所过之处，不时也见到偌大的革命语录写在田野间、建筑物之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取万难，争取胜利。”
也不知在列车上坐了多久，我的硬座位置也没有了。我只能坐在窗旁通道边的一张折椅上。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位背著长步枪的年轻解放军站在那里良久。我坐著时不时会往窗边外望，看经过的风景。
可能是站久了太疲累了吧。年轻的解放军终于鼓起勇气往我这里跑过来，对我说：“小弟弟，可不可以让你的折椅给我坐，然后我抱著你坐在我的大腿上，好吗？”我想这主意不错，于是便照著做了。
这是我头一次与解放军人极近距离的接触。
甚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当时还是小孩的我，自然是不甚了了。
记得在文革期间一次随父亲坐火车到上海，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士，知道我来自香港，便主动跟我说，你们在英国殖民地区生活的人很惨吧，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又问我在香港有没有蔬果吃。
对他的前半段话，我当然不知所云。但我说在香港吃蔬果没问题啊，为何您这样问呢？
后来我们就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竟就在车厢里讨论起来 。
我这念小学的家伙说了些甚么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我已记不得了。记得的是，我说如果香港是资本主义，那也不比上海浦东差啊，因为我在浦东乡下河边玩时，把一块石头丢到河里，我旁边的大大(即堂祖父)马上叫我下次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是浪费。
我想，在香港这样丢一块石头玩著也不算浪费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怎样的呢？
我爸在家乡是个孤儿又是贫下中农，解放前当上了裁缝，1947年来到香港打工，之后留了下来，因此没有直接经历过新中国的阶级斗争。
开放改革后我有一次回乡，才知道家里多年前原来是有些房地财产的。但好几代前，爸爸那一支的一位老大大由于抽鸦片烟，把祖上传下来的农地都卖光赔上了。到我爸出生时，我家已是贫下中农，属于后来的“红五类”。鸦片无意间让我家在新中国逃过多劫。
1967年我第一次回浦东乡下后，由于和家乡的人相处得不错，之后不时我还是愿意陪父亲回乡省亲。记得一次在上海华侨饭店吃饭时碰到被港英递解出境的左派艺人傅奇和石慧，父亲还上前和傅奇攀谈了几句。
一年冬天，我穿著皮鞋，戴著英式鸭咀帽和长身绒皮大衣回乡。才踏出上海北站，竟然被近二百人包围著观看，对我的装束指指划划。我往东走时人群便移向东，往西行时他们又向西靠拢。扰攘了好一论，好不容易才上了汽车摆脱了人群。大概文革清一式的毛装打扮，对他们来说也是太过单一了。
在乡间，有一次父亲和亲戚们决定要祭祖，但事前却神神秘秘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好像是保密的军事行动。
到了当天，我以为祖坟像我们在香港到和合石般是很开扬公开的。后来才知道，要在长满凌乱、生得高而密集的植物丛中的一些隐蔽荒弃了的角落里寻找一轮，才把祖坟找得出来。拜祭时也是怱怱忙忙十分低调，唯恐让人家知道惹来麻烦。
祭祠完之后，在回家的路上不时会踏在一些墓碑之上，因为这些墓碑都拿来用作铺路之用。
我当时只好奇地看墓碑上刻著逝去的人的名字，其他并没有甚么感受。长大后才认识到，这正值是革文化的命的时代，但凡传统中被认为是迷信没用的，大概都是牛鬼蛇神。区区的墓碑，一般又如何逃得过革命的洗礼呢!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宗族家庭。要革文化的命，在华夏便是革家庭的命。
“爹亲娘亲，不及毛主席亲。”
我们这些生在深圳河以南的，真要庆幸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西方政治哲学有些说法认为，我们没有道德上的权利，在社会的分配中享受幸运之神的眷顾。我总觉得这些观念非常抽象“离地”，充满唯理主义的迷思。
唇亡齿寒。大陆的风浪和文化大革命免不了波及香江。
我知道一位反右之后离开大陆来了香港的人，几经辛苦把家人辗转申请到来一家团聚。女儿来到香港后，见著他一句便说出“爸爸是叛徒”来。遇上这种情况，会是甚么滋味？
67暴动，我曾因为遇上“土制菠萝”（编者注：土制炸弹），被困在山边两小时，看著大批警察集结和炸弹专家拆弹。
那时很爱听商业电台林彬先生的大丈夫日记，觉得林先生除了声线非常动听之外，他在广播剧饰演的谦谦君子，很可以是我们的楷模。但暴动爆发后，林先生每晚在商台的一节针对暴动的评论，用上的都是战斗和咒骂式的敌我词汇，与大丈夫日记中的林彬，判若两人。
之后林先生上班时被暴徒在汽车上烧死。我开始隐约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十年文革，到尾声时，我已差不多进入大学了。当时大学里国粹社会两派璧垒分明，对文革的理解和评价泾渭不同。我和女朋友那个时候各为其主，不时因政治立场不同，争持不下。
一次我们就“4•5天安门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面红耳热，从大学图书馆吵到去陆佑堂。
我对工联会当时的最深印象，是和邓小平有关的。
周恩来死后不久，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中被拉下马，撤销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党籍。当时听到这段新闻时，感到杀气腾腾。我父亲当时大概是工联会的会员。邓小平下台后，工联会有位“阿姐”来到我家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大数邓小平修正走资的不是，以前如何与刘少奇勾结，大有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倾向。
半年后，老毛也去了见马克思。不久，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工联会做思想工作的“阿姐”又跑来我家。那天，她那种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的精神，直数四人帮如何凶险、邪恶、穷奢极侈，也真令我叹为观止。
大学毕业后，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大行其道。当时我和一位港大文社的同学原本想编一本伤痕小说集出版。我用几个月时间认真读了几百篇，后来觉得编不下去了。伤痕文学对我的触动太大。尽管我没有亲历文革，我的心灵还是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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