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日前夕，计程车司机在驶往位于马尼拉奎松市（Quezon City）的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路上，向我解释他为何支持杜特地当国家总统。“坦白说，我并不相信所谓人权。如果你是受害者的家人，你会支持保护罪犯吗？”车头后视镜下方放有一个透明塑胶摆设，挂著一条印有杜特地大名的鲜色手带，烈日下异常突出。司机一口流利英语，不徐不疾，“你说制度吗，制度本身腐败，警察照样贪污。马尼拉的罪案实在太多了，无日无之，难以维生！这个国家需要像杜特地这样的政治铁人，去改善大众的生活。”
杜特地因为在竞选期间多次发表出格言论，获外媒冠以“菲版特朗普”之名，民粹狂人形象不胫而走。“杜特地确实口没遮拦，但拿他跟特朗普相提并论，实在言过其实。大众对杜特地的尊敬，来自于他对贪腐与罪案的‘零容忍’态度，以及清廉与亲民的作风。他治下的达沃市，是全国最安全也最进步的城市…”来自菲律宾南部城市卡加延德奥罗（Cagayan de Oro）的青年社区领袖T如是说，“只要程序正当，执法与秩序是良好管治的基础。你看看马尼拉，一个城市连基本的交通规则都无法妥善执行，发展与进步从何说起？”
“菲版特朗普”的比喻，常令人错觉杜特地的支持者，都是教育程度低下的市井怒汉。而T与我相识于几年前联合国属下组织一个交流活动。她出身贫困，曾与胞弟每天徒步两小时上学，只为省下仅余零钱买面包作午餐，自懂事起一直靠奖学金升学直至大学毕业，言谈间却从无怨尤。我一度以为素有正义感的她，断不会支持一个声言要把罪犯丢进大海喂鱼、或拿强奸受害者开玩笑的候选人，未料她的答案教我语塞。
“大选前夕，各党各派都会争相揭黑材料攻击对手，杜特地的失言因而成为众矢之的。但事实是，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蒙传统望族庇荫的权贵精英，唯有杜特地是例外。” T续说：“现实是我们早已无奈接受贪腐是政治体制的一部份，没有人能进入体制而始终清白。我只想投给一位不会开空头支票、能做实事的候选人。”T的选择出于“务实主义”，但她不忘补上一个注脚：“他是菲律宾历来第二位来自南部的总统候选人”。
杜特地的政治资本，无法抽离南部棉兰老岛的特殊语境：回教武装组织主导的分离主义力量在南部经年为患，乱局源于殖民历史、资源分配不均与文化差异交缠的世代矛盾。杜特地治下，达沃市却一洗南部赤贫、毒犯肆虐与武装冲突不止的污名，成为旅游胜地，更跃升至亚洲宜居城市之列，把马尼拉比下去。杜特地任内对穆斯林社群与原住民友善，积极与当地毛派武装谈判，同时主张菲律宾行联邦制度，以打破中央与地方贫富不均的困局——这些都与特朗普的右翼排外色彩相去甚远。
“南部”身份，使杜特地的总统选战，成为突破北部中央霸权、挑战地域与阶级宰制的象征。别忘记举世知名的菲律宾拳王帕奎奥（Manny Pacquiao）在全国上下得到英雄式拥戴，正正与他出身寒微、“南部小子走向世界”的神话有关。
于是我想，从T身上，能够窥见多少 “菲版特朗普”以外的社会真实？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地执政的期许，反映的真是部份评论忧心忡忡的“威权主义抬头”吗？还是无数像T一样坚韧刻苦的大众，对改革求变的朴素渴望？
杜特地人权争议揭示免罪文化根源
杜特地广受争议的人权纪录，是他政绩最大污点，也是促成此人形象两极的关键。外间一直流传杜特地与臭名昭著的“达沃暗杀队”（“Davao Death Squads”）有关，国际组织“人权监察”（Human Rights Watch）指有迹象显示，当地政府官员与警察合谋将毒贩、轻微罪犯与街童法外处决，而有关当局却未曾调查相关个案并检控行凶者，试图寻求公义的涉事受害人家属、提供协助的人权律师与记者则受到威吓。
“确实不存在证据说明杜特地直接与暗杀活动有关，但法外处决个案数字在他任内逐年增长，期间更从没有正式调查与执法行动，若非有意纵容，便属明显失职。”国际特赦组织菲律宾分会主管奥拉诺（Jose Noel Olano）说，“所谓打击罪案、洁净市容，都是滥杀平民的幌子”。
分会项目统筹帕帕（Wilnor Papa）则表示，“坦白说，我自己也很惊讶竟然有不少人权组织成员转向支持杜特地──他们按理不会不知道受害人当中包括手无寸铁的儿童，甚至被无辜错杀的平民。”
奥拉诺则担心杜特地的做法会有蔓延效应，“杜特地当选最令我担忧的，是这种‘除草’式暴力打黑模式，会被其他市长仿傚，蔓延至更多地区。他也许知所分寸，但未必能控制阵营之内的地方派系。”
暗杀队得以逍遥法外、枉死生命不被记取，如此黑暗现象，其来有自。“法外处决现象渊源甚久，以马可斯执政与戒严时期肆虐最广。在偏远乡间省份，地方豪强聘用雇佣兵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雇佣兵当中有不少是地下游击队、毛派武装组织的残余势力。”而回顾二战后的菲律宾历史，在历任总统手上均终告失败的土地改革，以及失效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极端左翼思想在农村如不灭星火的缘由。
马可斯在美国的默许与庇荫下，于1965年就职总统，执政之初，本来有意藉巩固中央集权行强政励治，实施土地改革、建立民族资本，推动工业转型。但他最终摆平不了土豪家族的抵制，改革也影响到美国资本的利益，无功而返，最后走上亏空国库、滥权暴政的不归路。帕帕表示，“1986年的人民革命，曾经象征许多人对改革的期许与愿景。民主选举恢复后，阿基诺夫人获推举上台，但穷乡大众苦候多年的承诺，一再落空。经济未见好转，法外处决继续时有听闻，没有人承担过任何责任。”
革命此去三十年。“大众感受到的，是年复年的挫败与绝望。”帕帕的声线带著同情。“这解释了杜特地的支持度，也许解释了何以民间有所谓怀缅马可斯执政之声。”我想起那位计程车司机对人权不置可否的态度：在一个历经两度殖民、二战侵略、冷战剿共与独裁统治的国度，平凡生命能有何价？当赤贫与苦难成为日常，权利与尊严，顿成抽象空想。司法不彰、免罪文化的延续，都加深了“宁枉勿纵”的暴力循环。
奥拉诺指出，菲律宾没有完善的证人保护计划，很多掌握真相的人，结果终日活在惶恐之中，不愿挺身作证。“在这里，很多证人宁相信教会，也不愿接触司法部门。”事实上，从反对马可斯统治的先行者队伍，到在南部纪录暗杀死难者数字的志愿者里，都有教会人士的身影。
人民革命的失落与传承
1986年2月，成千上万的群众挤满马尼拉的桑托斯大道，抗议马可斯贪腐与选举舞弊；群众纷纷以黄丝带纪念在三年前遭暗杀的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市中心街头俨如一片黄海。那年，Jay Mercado年仅18岁，与家人一同投身这场天翻地覆的抗议浪潮。
当时Mercado身边不乏戒严受害者的家属，但他的双亲本来并不是坚定的反对派支持者。“事实上，我的父亲可以说是马可斯执政时代的得益者，戒严时期一直晋升至一家美资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我们说得上是中产家庭。”但转捩点是阿基诺在结束流亡生涯回国之际，迅即在机场被无情枪杀。“那无异于当头棒喝。阿基诺之死，令我们明白马可斯在嘲弄、践踏我们的民主制度。”
加上民间异议媒体如雨后春荀涌现，大众开始接触到独裁时代不被书写的真相，“从选举舞弊，到马可斯本人杜撰的二战英勇‘事迹’，马可斯家族与朋党搜刮掠夺公共资产、拖垮国家经济等等，都令人忍无可忍。阿基诺夫人以遗孀身份竞逐选举挑战马可斯，令我对变天充满希望”。2月25日凌晨，马可斯一家在美国的庇护下，连夜登上美国空军飞机仓促逃亡，Mercado一家随游行队伍，由桑托斯大道走到总统官邸“马拉坎南宫”，庆祝人民的胜利。
已届中年的Mercado如今任职大型物流公司管理层，同时兼职在大学讲课，见证菲律宾推翻独裁、民主转型、重振经济的艰辛长路。“我非常肯定菲律宾在人民革命后可见的进步。虽说贪污依旧持续，但媒体可以自由报导贪腐丑闻，而多有名气的政客一样要接受法律制裁，这些都是独裁治下难以想像的面貌。”同样地，“新世代是无法想像戒严时期的生活如何辛酸；你的父母可以纯粹因为与上级意见相佐就失去工作，你的孩子可能在街上遭军警随意恫吓滋扰，甚至拘留虐打。”
马可斯时代终结，没想到今年他的儿子小马可斯以大热姿态竞逐副总统，令见证过戒严暴政的Mercado深感不安。
我曾经问奥拉诺会否觉得宪法限制总统不得连任的规定，是其中一个先天窒碍政策持续性、刺激大众投向“政治明星”的近因。“可能大众觉得反正总统任期只有六年，不妨一试。但六年还是很长的时间啊。”这个规定亦是人民革命的产物，“马可斯操纵选举，令自己得以在位二十年。阿基诺夫人执政时修改宪法，本意正是为了防止总统恋栈权位、避免历史重演。”奥拉诺这样回答。
大选前一周，一个反对小马可斯竞选副总统的民间组织“Campaign Against the Return of the Marcoses to Malacañang（CARMMA）”，在网上发布一条关于戒严历史的宣传短片，迅速成为网络热话。短片以几个独立对谈剪辑而成，受邀青年在一开始分别被问及他们对马可斯与戒严时期的看法。短片里的青年对戒严时期纷纷流露正面观感，认为马可斯治下的菲律宾繁荣安定、遵从法纪。然后镜头一转，访问者向青年表白自己是戒严受害人，分别坦述在狱中被强暴、虐待的经验。画面上的青年都一脸错愕，表示这和教科上陈述的历史彻然不同。短片重现马可斯治下黑暗，也间接叩问历史教育的断裂与传承。
“作为一个有逾廿年大学讲课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年轻一代对史实的无知、对暴政的浪漫化，我自愧责无旁贷。也许，这是我个人性格使然。我希望学生能明辨史实是非，但过去的我却甚少主动提及过去，学生问起，也是支否以对。现在回想，是大错特错。而教育工作者之间也没有形成一个倡议力量，去增修教科书的相关内容。”Mercado说。
兴许这是亲历过战乱危难的上一辈的共通点：要亲述过去，有如直面一代人的未愈伤痕，教人不忍。传承历史的重责，不应单由一代承担。“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亲历革命的一代，当时都误信任务完成，寄望政府接手承担。如此，我们忘记了革命的内蕴是人民的充权与发声，忘记了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胜利，忘记了独裁者的下台，不过是长期抗争的开端。”
独裁者的幽灵，戒严黑暗的见证
“直至今天，马可斯当年搜刮得来的私财，仍有大部份不知去向；暗杀阿基诺的元凶、戒严时肃清异己的真相，亦仿佛成为历史谜团，无从知晓。再加上小马可斯阵营的舆论机器极力粉饰独裁史实、蒙昧大众，‘马可斯’的恶名在三十年后得以漂白洗刷成功。”Mercado审视革命遗产，认为人民革命最大的致命伤，是阿基诺夫人未能成功团结全国上下，令民主制度植根基层管治。“但我也明白团结国家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当年阿基诺夫人也许赢得过半数，但你可以想像剩下的一半则是马可斯的朋党利益板块。马可斯家族从未道歉反省，也没有归还国家的财产，（这种情况下）和解与团结，又该从何说起。”
今年33岁的马丁（化名），则是革命后长大的一代；其已故父母在戒严时期皆是工会活跃份子，因而被政府视作勾结共产主义武装组织，一度被迫各自潜逃保命。随后马丁父母的活动转向地下，直至阿基诺被杀才重返抗争前线。阿基诺夫人上台后，二人亦因此获委任公职，直到早年身故。跟Mercado一样，他认为现行的制度未能有效约束地方政治，令“民主”徒具空壳。
“与其打击罪案，何不建设更好的学校，将教育成为社会投资？人民革命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建立公民教育，以为马可斯下台就功成身退。”
已故的民族主义理论大师、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直接以“酋长民主”（“Cacique Democracy”）来形容人民革命无力破局的失败、西班牙殖民治下“地主起义”的回归。
酋长民主
阿基诺夫人卸任后，几位继任人都像各大政治家族世袭钦点的“音乐椅”游戏，难怪有人觉得所谓革命不过是敌对家族派系的角力，更以菲律宾的例子佐证“民主并非四海皆准”。“今天大力渲染所谓怀缅马可斯‘黄金时代’的一群，大抵就是马可斯朋党的下一代吧。”马丁说。
而菲律宾人深知今天的制度乱象，是美国殖民时期收编地方豪强埋下的远因（正副总统分开投票，也许正是为了平衡不同家族之利益）；正如他们知道马可斯的大起大跌、最后免于牢狱之灾，也是仗赖华府之令。但南海局势与南部冲突的内忧外患，都令菲律宾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爱恨交缠，是本次大选的一个重要副旋律：本来的总统大热候选人格蕾丝·柏吾（Grace Poe）的美国国籍风波，令外界质疑其政治忠诚，变相令主张和谈解决争端与加强国防自主、亲美色彩最弱的杜特地，成为民众首选。
纵观菲律宾百年历史，杜特地所凝聚的“改变”期许，仿佛侧映著某种更深沉的象征意义，在清醒求存与犬儒无信之间的幽微处，夹杂了菲律宾人在历史遗痕与地缘夹缝中追寻己身的自处意识。也许，为杜特地投下一票的人，真的不只在附和反贪打黑的民粹纲领。
“所以我觉得，杜特地与小马可斯能够同时得到中年选民的广泛支持，本身就充满吊诡况味。”人民革命的教训让马丁深信，“民主制度的改革必须持续而渐进。任何突发式的权力更替，都只不过是容许家族豪强去整合权力版图，无法跳脱历史轨迹的盘根错节，也无法奠定有效的国家领导。”这让我想起北岛诗作〈新年〉中的一句：“失败之书博大精深”。
挑战乡绅金权政治的新世代
如往届大选一样，本次菲律宾大选仍难逃贿选阴云。其中最普遍的，是“买票”现象。帕帕提及，所谓“买票”，通常是指以银弹福利换取选民放弃投票，“因为他们知道你一旦进入了票站，就无法确保你投给谁，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利诱劝阻你不去投票！”
在南部部份有选举暴力纪录的地区，投票甚至可以是致命的。于2009年底、上届大选前夕因发生屠杀一地方候选人团队与随行记者而震惊国际的玛京达瑙省（Maguindanao），在本届大选前夕再发生连环学校爆炸案。奥拉诺相信，这是地方势力在选前恐吓选民的手段之一。
早前，“菲律宾调查报导中心”（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报告就分析了自2004年起全国17个投票率最低的省份，发现绝大部份都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并主要集中在吕宋岛的北部与中部一带。
同时，中心的最新分析指出政治家族对地方选情有决定性影响：在1992年到2013年八次选举（包括中期选举）期间，有68个家族在全国六大投票率最高的省份持续赢得合共两成地方议席，意味这些地区能对个别全国选举候选人的选情发挥关键影响。而在这68个家族当中，阿基诺三世所属的执政党与反对派，各取得14个家族的署名支持，平分秋色。这让菲律宾政治，落得了“土豪政治”的名声。
土豪政治虽然难以打破，但选举监察志愿组织“Legal Network for Truthful Elections”（LENTE）决心透过选民教育，阻遏选举舞弊的“免罪文化”，令选民意识到有能力争取问责，重建对制度的信心。组织于2007年创立，不受任何政治组织资助，并由律师与法律学生组成与管理，专责在大大小小的选举期间宣传选民教育、观察选举与点票过程，并在怀疑涉及选举舞弊的选区协助选民作出书面申诉。
“事实上，过去从没有人因为‘买票’而被定罪。我们考虑到选民不愿具名作证，因此选择协助他们提请匿名投诉。法律上，匿名投诉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假如有大量投诉针对某个别选区，政府属下的独立选举委员会（Commission on Elections, “Comelec”）便有责任展开调查”。LENTE组织的研究项目主任罗塞特（Ryan Jay Roset） 强调，“重点是让选民认识到那是他的权利，而不是在于申诉程序本身”。
年轻律师阿曼（Kenjie Aman）相信选举本身就是公民介入、推动基层充权的绝佳契机。2010年上届大选前夕，仍然是法律系学生的阿曼加入选举监察志愿组织LENTE，如今是组织的法律事务项目主任。
“本次大选，我们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基础，首次引入了人权理念框架，令组织的倡议工作能超越一般选举法规的程序技术面向。”组织也加入了由数十个人权团体组成的民间联盟“Bantay Karapatan Sa Halalan”（Philippine Election Rights Campaign），人权委员会是其中之一。“我们是全国第一个走进偏远山区，在原住民社群推动选民教育的民间组织！”阿曼说著，面露自豪之色。“组织在2007年成立时，主要活动就是集中在投票率低的舞弊‘热点’。”
阿曼解释，“在部份偏远乡郊地区，原住民社区的投票率非常非常低。原因是土豪派系买票操纵选情，很多本已弱势的原住民害怕步行八小时到票站，最终只是被非法禁锢、骚扰阻吓。而他们事后也不愿作出具名申诉，因为他们缺乏法律支援，亦害怕会为自己与家人招致麻烦。”
革命三十年考验民主重建硕果
“人民革命之后，一直都有声音质疑菲律宾人是否真的有足够能力，去走西方民主的一套。正因如此，‘强人政治’有它的市场。尤其是对马可斯时代一知半解的新世代，会特别容易被新加坡管治模式吸引。这也许有一点道理，但问题是，所谓“善意的独裁”（benevolent dictatorship）要成功，前提是国民能够在生活上自主自强、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正是民主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石。”Mercado说。
我记得今年二月人民革命三十周年前夕，网上有好多声音指国家困局无从突破，质疑纪念革命所为何事。菲律宾的八九十后青年也许对独裁与戒严下的生活一无所知，但他们见证过埃斯特拉达下台、入狱，不会不明白群众力量的成就与可能；可尔后见证埃斯特拉达被阿罗约夫人特赦、再“凯旋回归”当选马尼拉市长，在网络媒体迅速普及下成长的他们也不会不明白群众力量的限制与虚幻。
诚如Mercado所言，轻言社会亳无寸进，是忽视暴政苦况、缺乏历史认知，也忽视了革命作为公民教育的社会文化意义。但我也记得当年在马尼拉生活其中一个最挥之不去的观察，就是在菲律宾媒体与民间泛滥的“民族英雄”情结、在政治与商品包装都出现的文化滥觞。
自主自强的对立面，就是政治人物的明星化、英雄化。怀念马可斯集权执政，跟沉醉革命光辉岁月，其实本质相近、殊途同归──如果菲律宾社会要真正重审戒严历史，也许必须超越马可斯家族与阿基诺家族的恩怨情仇与正邪对立，追问精英政治是如何炼成，探询“强人政治”的社会文化根源，以求真与和解为使命。而这次大选，难道不是一个契机？戒严受害者的未竟追寻、新世代的教育与传承，甚至联邦共治的愿景，这些在大选前后涌现的讨论，无一不在直面历史的遗痕、时代的挑战。
“强人政治”的本质，毕竟就是对集体的无信。而信任制度，必先信任自己有能力授权与推翻代议士，有能力维护制度的公正。
人民革命孰得孰失，菲律宾民主有多正当，答案也许不在别处。历史不必重复，革命怎会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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