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很多人还在对中国经济以及改革前景有所乐观时，党媒《人民日报》5月9日发布了“权威人士”对市场的看法，引发中国国内与海外市场高度关注。
对短期经济走势，这位没有署名的“权威人士”在文章中指出，今年开局的经济形势平稳，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符合预期，有些亮点还好于预期。但是，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没缓解，一些新问题也超出预期。因此，很难用“开门红”“小阳春”等简单的概念加以描述。
这位“权威人士”强调，中国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没根本解决。“稳”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即投资拉动，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人民日报》此文一出，再次在舆论上形成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点评新热点。
“权威人士”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局限性，尤其是如火如荼的“供给侧改革”到底如何操作？国外供给学派有哪些可借鉴之处？端传媒日前专访了著名美籍华裔经济学家文贯中。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在此之前，他于1999-2000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值得介绍的是，文贯中是国民党中将文强（毛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之子。
学术方面，文贯中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
端传媒：当前中国进行着如火如荼的”供给侧”改革来调结构，但从这么年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来看，很不乐观。您如何理解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或者是否能等同于美国里根或英国撒切尔时期的供给学派思路？
文贯中：因为长期在海外生活，对国内各派的观点还不是很清楚。不过肯定是热点问题，就冒昧多说几句。首先，我想指出，今后改革目标和主攻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表述得非常清晰而完整，这也获得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高度的评价。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既然通过了历史性的《决定》，就要拿出历史的担当和魄力，不应再将市场经济最核心部分的重建任务推给后人。今后经济体制的主要改革方向不应再零零碎碎，随机而作，随性而为，欺软怕硬，回避、蹉跎，而应知难而上，下定决心，将经济体制中最深层，最棘手的要素配置机制的重建这一历史任务攻克下来。谁能在任内完成这一任务，谁就能青史留名。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实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加剧的历史大潮中，中国才能获得最强大，最可靠的基于动态比较优势之上的竞争力，来自亿万民众的基于自利之上的最灵活的反应力，被释放出来的亿万民众的智慧和内在活力才能形成永恒的创新力。
从今日欧、美、日这些强国的经济发展史来看，正是完善的要素配置机制，才使他们得以调动亿万民众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才是它们强大和持续的内在经济活力之源，宪政则是另一个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生产要素市场
端传媒：今天中国经济的难题也跟政治有关，宪政几乎不提了。而实际上，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目前做了什么，而且，似乎对市场的干预能力还在加强，比如去年股灾时，包括最近证监会原副主席高西庆在国外也谈到中国政府不以市场为核心要素了。
文贯中：的确。《决定》的精神很清楚，要尽快用要素市场，而不是行政命令，来决定性地配置各种资源。可是，现实中我们看不到很大的进展。尽管《决定》指出了改革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了强调其急迫性和重要性，还用了”紧紧”和”围绕”这样的词，甚至还用了三个”加快”这样的词。然而这份《决定》通过后已经两年半过去了，”紧紧”，”围绕”，”加快”这样的呼吁并没有发生什么奇效。
原因何在呢？我觉得需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尽量扩大改革的群众基础。要素市场的发育本来应该来自民间基于自利的主动性。如果民间的主动性或者受到政府的漠视，或者受到现行制度的束缚，改革必然变成空洞的口号，不会有来自民众基于自利的积极响应和配合。改革会变得越来越冷冷清清。
高达二亿六千万的农民工大军已经浩浩荡荡进了城…这是一股何等强大而有序的自发力量啊。可是，户籍制度硬是不承认他们有在打工所在地获得市民身份的权利。
所以，改革的形式，或者说改革的途径本身，也应该注意市场化。要知道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中央计划经济，就在于将日常的经济决策权、资源的配置权从几个官僚的手中还给了亿万民众和企业，所以能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基于自利的主观能动性。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变得十分活跃的产品市场，已印证了这一结论。
可是，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却缺乏民众和民营企业的自发参与。漠视乃至排斥民众和企业基于自利而产生的能动性和自发性的结果，使要素市场的发育死气沉沉，动辄得咎。
其实，来自民间要求参与的动力非常强大。可惜，中国政府往往视而不见。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制度甚至对此十分敌视。
例如，高达二亿六千万的农民工大军已经浩浩荡荡进了城。他们不用政府动员，不用任何人的强制，不请自来，自掏路费，自找住宿，自找工作，失业了动用自己的积蓄坚持下去，或者干脆自动返乡。这是一股何等强大而有序的自发力量啊。
可是，户籍制度硬是不承认他们有在打工所在地获得市民身份的权利。又如，这么多农民工进了城，也没有找政府要廉租房，很多就住进了工棚，老城区的阁楼和地下室，特别是城中村中的所谓小产权房。这帮了政府多少忙啊。可是，土地制度硬是不承认城中村和小产权房的合法性。
由于各种制度性障碍和过时观念的存在，要素市场的发育寸步难行。
资本市场也不例外。从去年发生的严重股灾来看，资本市场的发育面临极大的困难。由于政府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不当干预，资本市场很难按照内在的规律发育起来。所谓不切实际的期望，是指政府一开始想人为营造出一个牛市，动用媒体暗示股市将有一个只涨不跌的长期趋势，这就违背了股市的内在规律。
所谓不当干预，是指股市因改革红利迟迟没有兑现，股价因缺乏经济实体基本面的支撑而下跌后，又匆忙采取许多违反市场原则的，以只准做多，不准做空这种违背市场规律为特征的干预措施，阻碍了股市自动纠错机制的正常发育，也阻碍了监管制度的自然演进。
端传媒：我知道您对土地制度有多年的研究，而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目前出于悬置，如何看待中国的土地去库存？
文贯中：是的，至于土地要素市场，其发育更为滞后。刚才提到，由政府垄断操控的土地市场对市场所反映的民间自发性一律视而不见。在管理部门看来，既然土地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土地资源的配置当然不由老百姓和企业决定。
无论是农田转为城市用地，或在已经转为城市用地的土地中准许哪一特定地块进入招拍挂程序，及其特定用途的确定，均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在中央一级，对土地的配置则是通过土地指标完成的。至于基于何种供求的信息，使有关部门得以信心满满地大笔一挥，确定每年全国土地指标应该多少，以及如何在各省市之间合理分配，则只有天知道了，否则也不会冒出如此多的库存房需要消化，如此多的鬼城需要动员民众前去居住。
到今天，空置房数量之巨终于惊动各地决策者，去库存也突然成为一项带有高度急迫性的政治任务。
“供给侧改革”这五个字在各种媒体中虽然铺天盖地，引起的理解困惑也不可轻视。坦率说，我就有这样的困惑…难道每隔几个月，推出一些新词，能代替改革本身吗？
一些人异想天开地希望囊中羞涩的农民工去勇敢接盘。这一幕不禁使人回想起一年以前，为了营造牛市，也有人曾呼吁。股民勇往股市，为国接盘。但是，农民工毕竟不是城里的股民，不说没有闲钱，即使有，也早已响应号召，在老家盖起养老的房子，说是为政府分忧，不去和城里的市民争养老的公共服务，增加城里的拥挤。如今他们哪来闲钱再去城里购买第二套房呢？
况且房价在政府的救援之下，又迟迟不肯下跌，而他们在老家的养老房，又不准向城里人自由出售。受到如此歧视的农民工，为何忽然有了这样的义务，去承担这种双重的牺牲？
现在，“供给侧改革”这五个字在各种媒体中虽然铺天盖地，引起的理解困惑也不可轻视。坦率说，我就有这样的困惑。明明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语言明确而坚决，又体现了集体的意志，为何舍近求远，偏要用容易引起误会的语言？难道每隔几个月，推出一些新词，能代替改革本身吗？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端传媒：您一直在美国生活，对国外的供给经济学有什么近距离观察？
文贯中：美国里根时代的确有过供给经济学的提法。我初到美国留学，正遇到这一学说大行其道。当年美国政府为了维持日益增加的福利开支，不但税收越来越重，而且又用通货膨胀敛财，致使物价飞涨，企业负担过重，失去活力，美国经济陷入滞涨。里根提出减税，并大力控制货币发行，对当年的美国不失为一项良策，既激活了民间企业，也终止了通胀。结果生产扩张，供给改善，就业增加，民间收入提高，政府反而增加了税收。
但美国成功的前提是，人家已有高度发育，反应灵活的市场机制。一旦政府减低税率，控制货币供应，纠正了政府强加的价格扭曲，本来就十分强大的要素市场立即行动起来，促使有效率的企业迅速胜出，低效的企业则被迫作出努力，否则坐等淘汰。
何不干脆用“加快要素市场的发育”这种提法？
可是，正如刚才所说，中国虽然搞了三十多年的改革，要素市场却迟迟未见发育完善，资源配置基本仍依靠政府的直接行政配置。
因此，“供给侧改革”仍然必须聚焦到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由要素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向上来，以纠正经济结构中的扭曲。那么，为了表述的精准和权威，何不干脆用“加快要素市场的发育”这种提法？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调节，就是价格调节，也就是允许要素基于自利的考虑而对价格作出趋利的反应，以便要素从价格很低，因而无法实现其自我价值极大化的领域流出，流向价格较高，因而能够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的领域中去。这是一个反复试错和博弈的过程。
要使要素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就要让要素的价格产生出来。而产生价格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要素供需双方自由交易。可是，除了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存在于劳动者的肉体之中，其他两大要素资本和土地都是物，并不可能基于自利的考虑，决定流动的方向。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其所有者和使用者。
要素市场的发育是否正常和顺利，取决于产权是否分散，需求和供给双方是否拥有界定明晰的产权，并拥有自由叫价的权利
由现代经济学，我们知道，资本和土地如果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必然形成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产权必须分散。同时，有法律长效的交易，必须基于明晰的产权。所以，要素市场的发育是否正常和顺利，取决于产权是否分散，需求和供给双方是否拥有界定明晰的产权，并拥有自由叫价的权利，如此，才能由自由博弈形成均衡价格。即使形成了均衡价格，也要允许自由波动，以便吸收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冲击。
端传媒：现在有经济学家认为，只强调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也忽略了另外的需求侧管理。
文贯中：“供给侧改革”引起的困惑其实是不必要的。既然中国已经决定，今后要用要素市场自由形成的价格，而不是政府人为制定的价格，来配置资源，那么就要注意，均衡价格必须由供需双方的同时在场，相互博弈才能决定，在像中国这样要素市场尚未发育出来的国家，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无法形成真正的均衡价格。
单方面强调供给侧，无法知道现有的价格确实为需求方所能接受，而不是供给者的一厢情愿。离开需求侧对价格形成的影响，由供给侧单方面形成的价格不可能是长期的均衡价格，因而无法用来判断过剩和不足。
没有要素的均衡价，哪些企业应该被淘汰，哪些企业应该保存，就没有客观标准，只能依靠政府调节。
例如，大量库存房无人问津，供给侧的供应能力不是问题，但几亿农民工急需的廉租房却无人供应，所以，只要供给侧对需求侧视而不见，房屋的构成就会严重扭曲。由此看，如果单强调供给侧，而没有供需双方共同决定的长期均衡价，无法知道何种需求已经不足，何种需求尚有过剩。离开供与需的同时存在，离开允许供需双方自由博弈的环境，是无法形成兼顾供需的均衡价格的。
没有要素的均衡价，哪些企业应该被淘汰，哪些企业应该保存，就没有客观标准，只能依靠政府调节。例如，从意识形态出发，按照所有制或给予优惠，或给予歧视。可是这样做，必然导致低效的企业反而被保存下来的怪事。如果让要素市场决定，就十分简单。要素市场上形成的价格会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
如果用统一的要素价格配置资源，那整个部门的产能过剩，不等于每个企业的产能平均减少，优质企业反而可能扩充自己的生产，用优质产品击败只能生产劣质产品的企业，将它们兼并过来。如此一来，要素市场会将本来滞留于低效（僵尸）企业内的各种资源交给更有效率的企业经营，提高本来无效的资源的使用效率。
这既是公平的竞争，也是使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的竞争。这才体现了为何我们要让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根本原因。随着资源迅速从僵尸企业流出，流向更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国民财富自然得到增长。
僵尸企业
端传媒：中国政府今年定的GDP增速目标是6.5%-7%，学者们有一种担忧，如果GDP定的过高，则一定程度上是把稳增长放在首位，这可能会延误改革，包括最近人民日报刊登了权威人士对经济的看法，也是这个道理。
文贯中：我觉得不能一味迷信增长率，而忽视增长的质量。目前发生的严重产能过剩，是和长期来忽视民众真实需求，盲目投资分不开的。
要纠正经济结构的扭曲，必须有来自要素市场的信号。要尽快使所有的要素，特别是土地，能够交易，使要素充分就业，大大提高要素（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的就业，则它们的收入就能提高，收入分配也能更为公正，因而提高有效需求，提升内需。日本最近二十多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不高，有时几乎为零。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要素配置的有效，充分就业的实现，收入分配又相对公平，日本社会竟然做到在增长极低的前提下，失业率很低，社会生活高度稳定。
反观中国，总是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刚性地联系起来，似乎只要增长率低于某一水平，社会必然失稳。日本的例子说明，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中国今天必须要加快改革，尽快建立要素市场，要在增加全体人民分摊改革的短期成本的意愿前提下，使期待已久的改革红利尽快兑现。如果不顾现实可能，一味追求速度，同时继续推延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那么，由于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严重扭曲，改革红利难以释放，结果必然继续借助政府的大量低效的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便勉强获得预设的增长率。而且，政府干预措施必定使要素市场的发育变得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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