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我选定了朝鲜作为长期追踪的题材。那时华文资料极少，我从采访脱北者与相关民间组织做起，从他们的口中经历，从头还原朝鲜面貌。
2012年，透过友人转介，我将一位名叫“金永焕”的韩国籍运动家加入脸书，希望能保持联络。当时对金永焕还不熟悉，只知他在朝鲜人权组织工作。没想到，过没多久，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新闻上。
1980年代在大学内曾被奉为“主体思想”典范人物，后来转换跑道成为朝鲜人权运动家的金永焕，今天确认遭中国公安逮捕拘禁。包括金永焕在内的4名韩国人，3月29日于中国辽宁省大连被捕，遭关押于丹东的调查局。
那年正是韩国政府，针对遣送脱北者问题与中方闹僵之时。90年代中期，朝鲜发生饥荒，越来越多百姓越境逃往中国。透过人权组织或专业掮客协助，这些“脱北者”们能辗转经蒙古或东南亚，来到韩国，获合法身分地位生活。
只不过，因朝中关系紧密，警方时常拘捕并遣返境内脱北者，这样的“人道危机”成为韩中间的芥蒂。
金永焕被捕，引发两国外交战。中方称他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罪”，韩方则否认并要求尽速释放，执政党还为此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寄发陈情信。拘留114天后，金永焕与同伴们获释。
不久前，金永焕将过往经历，透过自传《以钢铁之名，再次活下去》发表出来。“钢铁”是金永焕活跃于运动圈时的笔名。邀约许久，我与这位“教父级”脸友见到面，他透露自己是如何从朝鲜金氏体制的信奉者，转身成为推动朝鲜民主化的运动人士。
从反军政独裁到信奉主体思想
“我1982年进入大学，那时学运风起云涌。197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期，学生抵抗已很强烈；之后登场的全斗焕，又非法夺权，使得更多学生参加了要求民主化的运动。”金永焕说道。考进国立汉城大学(首尔大学)公共法律学系后，他受蓬勃的民众运动渲染，开始加入反对军政独裁的示威行列中。
我很积极研读马克思主义，但我认为只靠马克思主义，是无法正确解释朝鲜半岛情势与南北统一问题的，所以也开始研究其他学说，那时就碰到朝鲜主体思想了。
受当时反共政策影响，主体思想的资料流通，都受政府控制。“我当时是透过政府针对特定研究者发行的论文，接触主体思想的。”金永焕更说道：“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唯物论，相较下，主体思想就对人类意识所扮演的角色，赋予了积极价值。”
事实上，当年的韩国学运界，弥漫一股反美与对社会主义抱有憧憬的强烈气息。金永焕独步接触到难以听闻的主体思想内容，并开始信奉。
这套源自朝鲜，主张人民作为主宰国家革命与建设的个体，革命领袖则赋予人民生命并加以指导，实现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让金永焕颇受激励与感动，自己也在运动圈中加以解释与推广，使他成为主体思想在韩国的代言人。
活跃于学运与推动主体思想的金永焕，曾在1986年遭情治单位举发，被拘留并刑讯长达47天。由于当时金永焕年仅23岁，相较其他学运分子年轻许多，当局怀疑他是受其他人物背后利用，而最终获释。
“之后，朝鲜派了工作员过来，我们在汉城(今首尔)见面并搭上线。之后朝鲜主动联络邀请访问，我在1991年5月，在仁川江华岛搭著潜水艇出发，到了朝鲜海州，再搭直升机抵达平壤。”
两度面见金日成 却渐对朝鲜失望
那次行程，金永焕受朝鲜第一代领袖金日成两度召见，这样的“秘密访北”行为，在韩国若被揭发，将获判刑，只是当时全无人知。
他回忆起首次踏上那片神秘土地的感觉：“那时我对朝鲜社会很好奇，曾认为朝鲜会很优越。但当时经济条件已经不是很好了，我看到道路毁损，都没被好好整修…”尽管如此，他仍对社会主义怀有理想。
“当时没有失望的感觉吗？”我问道。他回答：“是有点，但平常在韩国报纸上，就常看到‘朝鲜经济发展艰难’的消息，来到现场就觉得‘啊，原来和之前看到的叙述一样’，但这还不是让我对朝鲜最失望的原因。”
金永焕想起了与金日成的对谈过程：“他只是一直提起以前在满州的抗日运动，思考方式还停留在1930、40年代，对主体思想的哲学，也理解不清。”他曾批评，金日成从抗日后过了半世纪，还不知世界如何变化，只是一个“会回忆起灿烂过往而活”的老人。
与金日成的会面，金永焕并未详细著墨。但据后来亡命的前朝鲜心理统战官员张振成在其著作中透露，此时的金日成，早已被儿子金正日架空多年，并无实权。
金永焕继续回忆道：“让我产生决定性动摇的，是当时和朝鲜派出的学者讨论主体思想。我发现，那些人没法自由言谈。我当时知道，朝鲜当局会对社会有一定程度控制，但实际感觉到，他们连最低限度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与他面谈的是“主体思想研究所”的专员。金永焕在自传中提到，他当面向这些学者求教：“主体思想坚持首领是不会犯错的，但若真弄出像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误，要怎么办？”对此，在座学者都闭上嘴巴，不敢发言。这让他顿悟，主体思想在朝鲜已形同“国教”，无法对其做出批判思考。
主体思想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已完备的理论，我原本期待可以很有兴致地和金日成和学者们，努力把主体思想给完成，但金日成实际上不了解也不关心，我对此是很失望的。
回到韩国，金永焕在朝鲜协助下，成立地下政党“民族民主革命党”，展开亲主体思想式的统一运动，但由于对朝鲜体制产生质疑，他开始提出批判并与组织渐行渐远。
直到90年代中期，朝鲜因天灾与政府处理不当，发生百万人因饥荒饿死的惨剧，在运动前线的金永焕，首先接触到脱北者令人震惊的说法。
“去朝鲜时，无法跟当地居民见面，真的见成了，也无法自由交谈，无法知道他们实际生活为何。但听到脱北者的说法，各地都有公开处刑、拷问等人权蹂躏的例子发生，特别是还有比纳粹集中营更严重的政治犯收容所，镇压宗教自由等问题。我最终在1996年，决定开始朝鲜人权运动。”
事实上，当时在韩国及国际社会，获悉朝鲜内况者，仍属少数。截至1996年，逃往韩国的脱北者，还不到300人，现在已有2.8万人。
1992年，曾被关押在收容所的脱北者姜哲焕，成功来到韩国，公开朝鲜政权以连坐制将任何“危险分子”送往劳改，强制奴役与精神洗脑的实态，当时虽已见报，却未能在韩国社会引起重视，直到姜的著作被先后译为日文、法文与英文，才受广泛关注。
积极接触脱北者 望自主革命风北吹
开始否定自己原先信仰的金永焕，随后赴中国，以东北地区为基地，从事支援对北运动。除转介让脱北者来到韩国，他还得在当地说服往返中朝人士，加入行列。金永焕必须积极朝朝鲜内部布线，获得包括米价、交通与民生动态等情报，以作为战略参考依据。
更进一步，金永焕的团队得试图与脱北者及朝鲜留学生接触，拢络并培训他们返回境内从事包括散播反体制宣传物、建立各地联络网等工作，让内部民众能接触到外部资讯，促进百姓对政权产生动摇意念。金永焕想做的，是启发朝鲜境内能吹起自主革命的风潮。
他们复制一张张外壳印著电影海报的光碟、随身碟或记忆卡，里面除电影档案外，还制作能让居民了解体制真相的宣传物。与团队接触并获认可的朝鲜线民，潜回故乡后，选定时间地点，并串好不在场证明后，开始配发光碟至各处。光碟可能装在运往朝鲜贩售的冰箱门缝或电视机，也可能透过线民夹在食物或包装纸中，放在椅子底下、公共厕所或树荫下，让内部民众能不自觉发现并接收。
他们平常在中国从事贸易或经营餐饮、网咖等服务业，以募集运动资金。加入活动的有在中韩两地的韩国人、中国人、朝鲜族与脱北者等成员，都须经层层审核与定期体能训练，经确认无问题后，各自被分派任务，单独行动。运作时，得提防跟踪与监听，电脑资料也经过加密，工作过程如同谍战片情节。
“这当中最困难的，一个是中国公安部门，不断抄查取缔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得避开这层监视网活动；朝鲜也一直搜寻我们，试图绑架或暗杀。”他说道。
“另外，朝鲜本身就是极端的恐怖社会，对社会内部试图从事民主化工作或批判发言的人，都会残忍地量刑，有很高机率会被送进政治犯收容所。要使人产生决心拉进来做事，是很艰辛的。就算下决心要做，还要随时克服恐惧。”
活动过程中，有朝鲜居民与金永焕的民主化团队相遇，而开始对被称为“地上乐园”的祖国产生质疑。
一位朝鲜留学生，在中国透过团队成员，接触到包括姜哲焕《平壤水族馆》及金正日亡命韩国的侄子李韩永透露金氏政权秘辛的《金正日贵族世家》等披露朝鲜实态的书籍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受到动摇，而开始怀抱“革命之梦”，希望金氏政权能被推翻。
她说：“我希望贴在我们家墙上相框的人(指金氏父子)赶快为罪恶付出代价。最近只要在家里看到那肖像照，我都祈祷他们赶快死一死。”
也有人在脱北后，返回家乡投入这波“革命事业”却被举发，而遭刑讯或送进政治犯收容所之例，金永焕传记末章曾提到：
“一位柳先生，父亲在任职于某市人民委员长时，遭遇交通事故死亡。原本收到从朝鲜政府支付的大额抚恤金，他却将这笔钱都捐给劳动党，因而成为受党与保卫部等机关封为‘英雄’待遇的家庭…柳先生利用这点，从事各种情报收集活动，发挥了高出我们期待的能力。特别是他确信朝鲜某处有地下教会，想找到并为我们牵线…”
“(越北来到中国会晤后)，他带著新任务，返回朝鲜。任务有两个月执行期，我们并约好再次于中国相见。但过两个月，到了约定时间，都没他的消息。打听结果，他被抓捕并移送到道保卫部审讯…转交至集结所，结果无法克服拷问后遗症而死亡…”
“得知消息的那天晚上，我无法让自己镇定下来，而喝了酒。除了酒外，我已无克服悲伤与冲击的方法与自信。透过酒，我想把这事实给忘记…刑讯过程从头到尾，柳先生都缄口保护我们，才遭遇死难…”
先前就曾发生过，费尽千辛万苦招拢到并定期保持联络的朝鲜线民，遭密报后被捕，受到严刑而死在拘留所的事件。而每天提防重重谍网，金永焕自己也掉进了恐怖深渊。
2012年3月底，他与4名伙伴，在大连会合，连日讨论活动现况与第二代领袖金正日死后的朝鲜情势。但在会议结束隔天，四人先后遭中国安全部门人员逮捕，罪名为“危害国家安全”，他被送往中朝边境的丹东拘留所询问。
在拘留所，金永焕自始至终行使缄默权，不愿透露任何活动内容。他希望强调他们的活动是针对朝鲜，而非中国。
据金永焕自述，拘留期间，他曾遭到刑罚。“我的皮肉出现焦味，我笼罩在连头发都竖起来的精神冲击里。肉体遭遇的痛苦是痛，但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更严重。”他于自传中提到。
直到后来他与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领事会面，韩国政府展开连串交涉后，金永焕最终才以“驱逐出境”为名被释放。
“中国国家安全部后来的说法是，朝鲜原本试图要绑架和暗杀我们其中一名同伴，计划已经被发现，所以提早‘先做出处置’。但实际上，是不是朝鲜国家保卫部，向中国国家安全部要求，处理我们这些‘问题人物’，还是真如中方所说，确切情况为何，我们不得而知。”金永焕说道。
金永焕认为，两国安全部门平常就互有联系，何况他还被移送到中朝边界的丹东，他相信事件与朝鲜有关。
其后朝鲜当局发表公开声明，指责金永焕涉嫌参与绑架与蹂躏境内百姓。
金永焕此后未再踏入中国，但仍从事朝鲜民主化运动。面对第三代领袖金正恩上台后，朝鲜情势对运动的变化，他分析：“中朝边境的封锁比起以往，更加严厉了。对于民众试图脱北与政治问题上的处罚，都比金正日时代来得险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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