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房间熄灯了。
一群刚“下班”的全职妈妈，各自来到她们的电脑前准备“上班”。像这样深夜的“键盘会议”从去年开始。起因是台北指标性公园──青年公园、大安森林公园的水泥磨石子滑梯陆续被拆，台北市政府只打算以PE（聚乙烯）或FRP（玻璃纤维强化塑胶）材质，俗称“罐头游具”的设施取代。这些被惹恼的妈妈们为了替孩子们讨回童年，这样的深夜会议便成为生活新常态。
“玉华，你帮忙翻译这篇外国儿童游戏场的报导”
“淑蓉，你帮忙写一篇沙坑对儿童发展重要的文章投稿”
“瀚云，你帮忙找幼教专家支持我们反对罐头游具”……
整天带孩子的疲惫，让林亚玫累得只想躺在床上拥抱周公，但想到不快点行动的话，已经所剩无几的磨石子滑梯眼看就要被台北市政府拆光……她揉揉眼睛、振作精神，和其他同样困顿的妈妈们继续讨论着“还我特色公园”计划。
公园滑梯之死
蓄着一头短发、个性很急的林亚玫有个4岁的女儿，去年夏季末她注意到，原住民文化主题公园入口处的4线水泥滑梯不见了。这座公园位在台北市近郊的外双溪，平日里光顾的人极少，与一旁整日接待络绎不绝外国观光客的故宫博物院形成强烈对比。但正是这一份幽静，让它被许多父母收藏为“秘密公园”，爸妈带孩子去玩总能开心滑到饱。
“我生气，但那冲击还不直接，等我们万华区的青年公园水泥跟铁制滑梯都被拆了，我才开始感到愤怒。”林亚玫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她是这座启用超过40年公园的重度使用者，女儿小夏找不到滑梯，一直伤心问她：“妈妈，我的溜滑梯呢？”林亚玫有同样的疑问。打电话问台北市公园处，得到的答案是：不符合“国家标准”（CNS），为了小孩安全所以拆了。
不安全要改善，林亚玫是赞成的。“我跟他们（指公部门）要设计图，对方说验收完你就可以看到了，结果就是跟所有公园都一样的4具PE组合游具，‘这种只求方便的作法，难道就是公部门所谓的‘安全’吗？’”
“公园滑梯之死”的愤慨，让林亚玫尝试主动出击。她开始把公园样貌改变的失落和担忧，告诉她身边一样是母亲的朋友们。同一时间，台湾的“公民运动”风起云涌：揭发军队残害人权、抗议建商强诉民宅、反对服贸协议……等等。
这些妈妈多数不曾投身上述这些公民运动，却凭着“自己的公园自己救”的信念，着手规划一系列行动，目标是要公部门正视塑胶游具不利儿童身心发展的问题。
“结婚生小孩前，我就是一个‘愤青’，我以为当了妈妈之后，我会变得温柔、体贴，不需要再愤怒，但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变成‘愤妈’跟‘愤爸’。”
2015年10月底，“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特公盟）”正式成立。第一步，寻求民代支持。“一个平常只在家里带小孩的妈妈，真的要去面对一名议员时，内心还是有些怕怕的，”林亚玫一边回忆一边不可思议说道，几个月前初次造访台北市议员王闵生时，本来以为得要费一番唇舌才能说服他支持，“没想到他听完后，二话不说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可能是他也有小孩，那种同理心真的特别强。”
在获得议员支持的同时，第二步，特公盟的妈妈们开始马不停蹄地拜访儿童发展、建筑、景观、“国家标准”等领域专家，并且在网路上发动“拒绝游具罐头化”连署行动，短短一周就获得近3千位个人及30个公民团体支持。
“其实有很多30岁以上的人，童年都有一座大象溜滑梯陪伴他们长大，滑梯被拆大家都舍不得，只是不知道怎么阻止政府。”林亚玫说。
万事俱备，第三步，就欠一场记者会了。11月27日，那是一个须要穿上羽绒外套的日子，特公盟和前来声援的妈妈们，或推着娃娃车、或背着襁褓中的孩子，大家高举标语，一同在台北市政府门口吼出她们的诉求：“游具设计要参与，我的公园我决定；拒绝游戏罐头化，还我多元游戏权。”
当天，怀胎6个月的李玉华带着1岁多的女儿阿皮，一起向台北市长柯文哲陈情。她说：“结婚生小孩前，我就是一个‘愤青’，我以为当了妈妈之后，我会变得温柔、体贴，不需要再愤怒，但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变成‘愤妈’跟‘愤爸’。”她希望，当大人们可以享受“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的小确幸时，孩子们也能拥有“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游戏场”的小确幸。
这场愤妈公民觉醒的记者会，成功吸引台湾媒体对磨石子滑梯的关注。公园处副总工程司尤国仁允诺，原计划要拆除的16座水泥滑梯会全数保留下来，不符合CNS的，会力求改善而不是拆除。更重要的是，未来公园的修缮或兴建，将纳入公民参与的环节；幼教、职能师、儿童心理师等，也将成为游戏厂商的评选委员。
公园梦未成功 公民仍须努力
救回水泥滑梯，特公盟的任务达阵了吗？林亚玫摇摇头说，“没有，那只是一个开端。”这时她心里想的，是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
大安森林公园占地25.9公顷，1994年最初开辟时是台北市区最大的公园，因都会森林的型态被誉为“都市之肺”。在特公盟看来，这座位处台北市人口最多行政区──大安区的公园，位阶等同伦敦的海德公园、纽约的中央公园，应该发挥领头羊的角色，找来各领域专家，把它打造成适合各种族群使用的梦幻公园；在儿童游戏场部分，一定要有自然素材、生态、组构设计，以满足创造性、社交性、挑战性。
为了将“公园梦”的心声传递给柯文哲，去年12月选举期间，当柯P全台趴趴走为立委候选人站台时，林亚玫决定直接到造势场合堵人。“那天他在北投替吴思瑶站台，等了3小时，我才终于有个机会把陈情信交到他手上。”柯p接获陈情后，曾打电话给公园处关切这个案子，但公园处回应：“大安已经发包了，真的没办法改，只能未来3个月和特公盟进行讨论改建方向。”最后争取到的就是一座结合沙坑、攀爬、多动线的恐龙磨石子滑梯给小市民。
不过，当这座打着全台第一座符合CNS的恐龙磨石滑梯于今年4月8日开放后，这群妈妈们却大失所望。她们发现，滑道低矮窄短、平台拥挤、且无法亲子同乐；认为滑梯缺乏原创美学、使用族群低龄化、忽略人口流量的安全考量及有公部门和厂商便宜行事之嫌。特公盟12日强调，“我们非常泄气但不会放弃，”将持续关注并监督公园处今年其他公园游戏场的更新工程。
“公部门答应要还我们磨石子滑梯，也邀我们共同去设计，现在他们敞开大门邀妈妈们进去，但我们有什么武器？”
尽管这场争取儿童游戏权的行动一路走来看似顺利，但其实记者会过后，她们便觉察到光是抗议还不够。
“公部门答应要还我们磨石子滑梯，也邀我们共同去设计，现在他们敞开大门邀妈妈们进去，但我们有什么武器？”林亚玫口中的“武器”是指，一旦参与公园儿童游戏场的设计，她们能拿出怎样的具体建议？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以学习？孩子们心目中想要哪样的游戏场？
既然要“自己公园自己造”，特公盟的妈妈们开始进行组织分工，成立4个工作小组，包括宣传组、网站组、论文摘要组、新北市组。宣传组又分翻译与写文章两类。前者专门把外国优质的儿童游戏场设计及理念引介进来；后者则在国内杂志、报纸等媒体发表文章，向更多公众推广游戏对小孩发展重要的观念。
负责翻译任务之一的李玉华表示，小儿子阿兜甫在4月出生前半个月，某天深夜看到了一篇澳洲“自然学习”（Natural Learning）网站的文章让她拍案叫绝，虽然即将临盆的孕妇是该多休息，但她还是忍不住立刻翻译分享。
这篇文章主要批判了儿童玩溜滑梯时，大人给予太多“碎念”，像是“一次只能一个人溜”、“绝对不可以反过来往上爬滑梯”等；但越管孩子他们越想挑战，与其这样，不如让孩子学会处理风险，进而学会照顾自己和他人。“翻译文章的快乐是，可以把各种进步价值的观念思想散播出去，看到不同国家文化对孩子的尊重和精采多元的设计理想，真的是在家都能开眼界，”李玉华说。
帮忙写文章发表的江淑蓉则是对台湾社会漠视“沙坑”相当感慨。她指出，只要讲到沙坑，不是公部门推说难维护、难管理，就是有一些家长觉得又脏又麻烦，“国外一样不好维护，但他们愿意为孩子去做。”
江淑蓉在学校学的就是“儿童发展”。她说，沙坑非常自由没有框架，让小孩能重建内在世界，那些挖叠与办家家酒的过程，对儿童抒解压力十分有帮助；“心理学家荣格就曾靠玩沙堆石头，度过他生命中的一段情绪危机，玩沙游戏的能量很强大，不是溜滑梯、荡秋千可以取代的。”
用数据争取支持
但特公盟的行动也非人人支持，例如就有网友在脸书上批评他们要求重建水泥梯是“压榨厂商”。为了争取更多家长认同，林亚玫决定让数字说话：
台北市公园处管辖的公园里，仅有30组秋千、4块沙坑。以台北市35万名儿童计算，每1万名儿童只能分得1组秋千；每1.8万名儿童分得1座攀爬架；每8千名儿童分享1座翘翘板，“当我把数据一拿出来，那些妈妈就知道荡秋千为什么要排这么久了。”
在自主学习之余，想要粮草充足就得向专家请益。“设计公园会遇到的问题超乎你的想像。比如说，我们想跟树亲近，他们（指公部门）会说不行，你们会把草皮踏坏，草皮踏坏土地会夯实。你听了怎么办？我们就去找人问，原来有一种游戏草的地垫，它因为有洞，铺在上面，草就可以从洞长出来，土就不会被踏实。”
每次去公部门开会回来，特公盟的妈妈们总是带着一堆疑问回来。为了不当门外汉，她们一边找幼教学者上儿童发展的课；一边找景观、建筑专家进修，要弄懂游戏场的设计原理。今年3至4月，她们还专门邀请讲授CNS法规的老师来帮忙开课，希望对安全标准有具体的了解。
“唯有这么充实自己，大家才会愿意听我们说话。”林亚玫回忆行动之初，因为没信心，一度想把话语权交给专家们，“后来有社运前辈告诉我们，公园是你们在用，不要把发语权随便给别人，不会有人比你们更重视孩子的需求。”
“当我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都因为想玩荡秋千不愿意让的时候，我思考到，不是他们不懂分享，实在是秋千少的过于珍贵。”
回头看看这半年，从愤青到愤妈的李玉华说，孩子应该是国家的资产，不是单纯个人家庭的责任，“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国家、社会、私人企业都该要有这种思维。”她感慨地指出，欧美国家都很珍视孩子，台湾自诩往进步价值走，对别人的孩子，总是用一种切割的态度，“公部门更是这样，欧美国家会想到小孩、老人、身障者等各种族群，台湾却只是顾好有投票权的大人。”
从家庭走向社会，梁瀚云最大的感触是：她跟社会重新有了连结，并且看到其他孩子的需要，“当我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都因为想玩荡秋千不愿意让的时候，我思考到，不是他们不懂分享，实在是秋千少的过于珍贵。”
而那个最初只是要公部门把滑梯还来的林亚玫，对于自我的公民觉醒是这样说的：“当母亲太久，我习惯受委屈，过去那段全职妈妈的日子里，我总是把自己藏起来，变成只是小夏的妈咪，别人好像也忘了我是林亚玫。但这场行动让内心的我出来了，当我开始变得勇敢之后，周围的风景似乎变得更明亮了。”
林亚玫最新的计划是，打算带着绘本去公办民营的亲子馆跟家长“开讲”。她以《街道是大家的》这本绘本书为例指出，“它是讲一群小孩住的地方，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最后连一个游戏的区域都没有，于是他们决定唤起大人们的注意，帮自己建立新家园。”
这本绘本传递的理念──即使是小孩，同样能争取自己参与公共空间决定的权力──正在这群妈妈们为之努力的孩子们身上发芽。梁瀚云既惊讶又欣慰地说，有一天她开完会回家，3岁的女儿蜜桃问她：“妈妈，你去开会喔？那你有帮我告诉他们，我要很多很多秋千吗？”
（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理事长张淑惠、特公盟成员张雅琳、潘汝璧、林珦如，对本文形成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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