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也斯
2016年初，《年代小说·记住香港》出版。这本小说合集由萧文慧担任策划主编，邀请了七位香港作家，包括黄仁逵、陈慧、王良和、林超荣、区家麟、麦树坚和韩丽珠，以十年为单位，开始自上世纪50年代书写香港。
但就像这书最后一页说的一样，“一座城市的今天，不会跟过去无关”。根据萧文慧，请不同的作者，为不同年代的香港写故事，这想法在她脑子里也酝酿大概接近十年了。
一字一句，重温香港来时路
“2002那年，香港连着上映了《异度空间》、《见鬼》、《我左眼见到鬼》及
《魂魄唔齐》 等多部灵异片，而2003年，除了SARS，张国荣、梅艳芳又相继去世。香港人经历了很多生死，是很不开心的一年。”萧文慧在报刊和杂志副刊版做过记者和编辑，这经验让她既敏感于社会的情绪和气氛，又与作家们建立了联络。她于是编了自己的第一本书，《10个男人有诡异》，邀请董启章、潘国灵、罗贵祥等十个香港作家探讨生死与灵异：“而李照兴交来的＜三世＞，里面暗写了香港1894年的鼠疫、一场由小说角色臆测的30年代疫症，以及正发生的 SARS。我觉得这跨代的故事很有趣，就想到找来不同作者，书写不同年代的香港故事。”
这本书不是历史书，只是刚刚好，这几位作家选取一些事件，和读者一起很纯粹地，重温香港这几十年来走过的路。
不过真正实施这想法，要到2012年。“那年的事，再加上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让我）觉得香港真的变了很多。我想要留住记忆，也是一种『inner voice』（内心的声音）的驱使，编书的想法又出现了。”
站在2016年的今天回头望去，那一年，梁振英以689票当选第四届香港特首，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完成公众谘询，学民思潮为反对国民教育科“占领”政总，双非孕妇和D&G风波掀起“反蝗”风气，上水站开始出现反水货的“光复”行动……点点滴滴，竟早已为今日种种埋下伏笔，而如果借着《年代小说·记住香港》各位作家的笔一路上溯，则草蛇灰线，又不知绵延了多少时日。
我希望这名字是很生活、很入屋的，而陪伴了香港几代人的，大概就是电视了吧。
追问来时路，难以有终。所以萧文慧说：“这本书不是历史书，不会让你看完整个香港，只是刚刚好，这几位作家选取一些事件，和读者一起很纯粹地，重温香港这几十年来走过的路。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土，但我真的是这么想。”
要做一本有主题的文学合集，不是易事。写作者心里多是天高任我飞的自由派，若拘束了，就可能变了味，若太散漫了，那合集的形貌可能也模糊了。萧文慧希望“作品之间有一种呼应，但又不影响作家的发挥”，最开始想到请作家们接龙写作，譬如一人写了50年代，下一个就任意抽取其中的角色接着写，可这从操作上难以掌控交稿时间，她就想不妨“重要人物采用同样的名字”：
“我希望这名字是很生活、很入屋的，而陪伴了香港几代人的，大概就是电视了吧。香港有过许多高水准的电视剧，其中《网中人》里有个角色就叫阿灿，甚至演变成某种社会符号，成为香港对国内人的统称。而饰演男女主角的发哥（周润发，在剧中饰演程纬）和DoDo姐（郑裕玲，在剧中饰演方希文）至今活跃，年轻一代即使不知道这套电视剧，也识得他们。”
《年代小说 · 记住香港》
小说策划主编萧文慧，在2012那一年，也即回归后的第十五年，深感香港，实在已经变得非常不一样，找来七位不同背景，不同书写风格的香港作家──黄仁逵、陈慧、王良和、林超荣、区家麟、麦树坚及韩丽珠，由1950’s至2010’s，一人一年代，合力为香港写故事。
虚实相间，共写我城记忆
《网中人》成为联结7个故事隐隐的线索：和周润发同年出生的黄仁逵写下<网中人 50’>，里面的阿母像艘船，载着未出生的“我”，“见”了铜锣湾电车上的摩登女子，闻了柴湾道口嘉顿的奶油蛋糕味，又听剥瓜仁榄仁、揼石仔的声音，及至“我”出生，回到“两个人的人间世，阿玲的，和阿发的”；到了陈慧写六十年代的<日光之下>，报馆主编女儿杜云裳，恋慕写工厂女工小说的左翼青年，她叫自己方希文，心里唤他程纬；王良和为70年代写下<华富邨的日子>，程纬一家因台风露丝，搬去华富邨，在《欢乐今宵》、《书剑恩仇录》、《猛龙过江》以及孟子、鲁迅、《大拇指》里长大，1979年他在电视上看了《网中人》，看到另一个程纬读大学、升职、被太子女方希文看中，又为还母债，盗取公款而坐监……
她尽量令书中提到的史实准确，因此花费了大量时间核对史实：“黑色大静坐”是维园还是应为跑马地马场？《倚天屠龙记》汪明荃演的是赵敏还是应为赵明？
80年代，没考上大学的程纬进了电视台，拍下维港首次放的烟花、天台屋拆迁、谭咏麟MTV……及至6月4日当晚，他在跑马地黑色大静坐，遇见高中时的女友方希文（林超荣<蔷薇谢后的八十年代>）；90年代，程纬是摄影记者，方希文是政治记者，经历着金融风暴、启德机场的谢幕、彭定康吃蛋挞、省港旗兵劫金铺……回归那天，拆下的港英徽号弃置在“猪笼车”里，郁结的时代气氛做背景，浮动着压抑的个人情欲（区家麟<归途>）；进入千禧年，方希文做电视剧助导，在拍摄烂剧的过程中意识里养出一头咆哮的无名兽，程纬是来读本科的内地生，听普通话不灵光的教授在本地生和内地生里艰难的讲课（麦树坚<千年兽与千年词>）；进入韩丽珠写的2010年代，面貌模糊的纬扔掉电视，在城市里不可抑制地奔跑，而原为电视主播的母亲方希文因痴呆，陷入“心无旁骛的凝视”，让郁结的人们以为“她懂得，你所无法说出的一切”，而大受欢迎，频频获得名为“观看者”的邀约……
在鹅颈桥三阳南货店打工的阿水家买了电视，吃消夜时爱看《欢乐今宵》，入了迷，“肉和筷子凝在半空”。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虚虚实实间，角色们走过的，正是香港真实经历过的。萧文慧说，编这书时，她尽量令书中提到的史实准确，因此花费了大量时间核对史实：比如小说里提到过马路时的“嘟嘟”声是否在小说的年代中已出现；1980年的高考人数究竟是几多；写的街名是在新填海区，那时已经有了吗？这款型号的相机又是否已经在90年代生产？“黑色大静坐”是维园还是应为跑马地马场？《倚天屠龙记》汪明荃演的是赵敏还是应为赵明？
我笑她做小说家的编辑却担起历史考证的工作，但她正色指着标题说，这书是，年代小说，目的是要记住香港，既然是写香港记忆，不会文笔挥洒，将史实都虚构。而她收来的稿子也确实如此。像王良和就和我说：“书中所写，除了个别地方依照情节需要而虚构，许多内容都和自身经验十分贴切。”
小说作为方法，留住有温度的历史
七位作者中，王良和是第一个答应这计划的作者，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写“自己最有感觉的”70年代：“我60年代出生，70年代初由板间房搬去公共屋邨，再加上那时婴儿潮，华富邨里好多小孩，我顿时觉得天地阔了。”
王良和笔下的70年代充满一般历史书见不到的细节，比如人人都晓得说，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普及文化盛行，本土意识兴起，到了<华富邨的日子>，抽象的历史就具化成：在鹅颈桥三阳南货店打工的阿水家买了电视，吃消夜时爱看《欢乐今宵》，入了迷，“肉和筷子凝在半空”；喜欢上中文课的程纬参加青年文学奖，见到蔡炎培说“满月扶光”，“说了一会就无端流下泪来了”，才知道“原来香港也有活生生的作家……慢慢的，他喜欢香港文学，多于五四文学，他知道谁是也斯、西西、黄国彬、何福仁”。
尴尬的情绪，大历史的车轮匆匆碾过，来不及留意，但确确实实是普通人的经历。这时代的罅隙，漏洞要交给小说来补。
萧文慧喜欢这样的故事，她高中时读戴厚英写的长篇小说《人啊，人！》，之后又看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胭脂扣》及至陈冠中写的香港三部曲，“除了人性、爱情、命运，也能见到时代背景，让我觉得角色的命运与时代很有关联”。
她笑说自己看历史书会睡着，但故事就“既能帮助记忆，也容易让人投入感情，是很容易沟通的体裁”。麦树坚的<千年兽与千年词>里，写“校方建议，班上只要有一个内地生，中文的教学语言就得由广州话转为普通话……这让土生土长、年近五十的黎教授左右为难”。萧文慧读到这里就觉得心酸，“这是三输啊，教授表达困难，内地生确实又一下子听不懂那么多广东俚语，本地生以普通话听课心里也不舒服。”尴尬的情绪，大历史的车轮匆匆碾过，来不及留意，但确确实实是普通人的经历。这时代的罅隙，漏洞要交给小说来补。
韩丽珠的<死线>，落笔是2013年底，成稿是2014年春。开篇没多久就写“抛弃电视日”，我自然不能不想到2013年10月为电视牌照的大游行。可韩丽珠却要说，“我不是要回应电视牌照这件事”：“我觉得文学很难对应实际的事情，或者说实际的事是一种表征，如果城市患了病，那牌照事件都是一种表征，而不是病的本身。”
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状态，出不去，也回不到自己的内在，人可以怎么样呢？
韩丽珠发现“城市塞住很久了”。在写小说那段期间，她常读到有关爆水渠的新闻，“这些很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觉得反映着整个城市的状况，爆，就是因为塞住。”
<死线>里有个角色，莫，他的肚子很胀很大，会常常无意识地以食指在饱满的腹部上画圈，他在超市排队、去游泳，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见到和他一样大肚便便的人。
“我想每个人都有一扇窗，比如有的人，就是电视。但去到一个地步，人们觉得没有一扇窗是适合自己的，没有一扇窗是他想望的风景，”韩丽珠说：“莫的肚子很胀，因为他内在有些东西淤塞了，但他又没有想望出去的窗。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状态，出不去，也回不到自己的内在，人可以怎么样呢？”
<死线>里有扔掉电视的人、因沟渠堵塞溢出的污水、堆填区垃圾臭气，和大肚子的人群……即使完全不熟状况的人，也能在这一块块拼图里，拼出H城的郁结。
关于过去，更关于现在
也斯在《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里有句常被引用的名言：“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年代小说·记住香港》虽然关于过去，但大凡这几年住在香港的人，一见到书题，怕都会想这是对当下香港试图进行的一种回应，因为正是有消失的危机，才有迫切的记住之必要。
现在让我写，大概会把70年代写的好一点。因香港不断消失，你就会忍不住更加眷恋从前。
不过萧文慧说，记住不是为了纯怀旧：“怀旧像是只见到以前的好，但如果看完这本书，就会见到每个年代，其实都有自己的困难。”她觉得这书如果上架分类，应该纳入“城市疗愈系”：“政权转移，城市变迁，气氛也在变得不好。读这书也许可以有一种安抚，或者共鸣。”
全书收入的小说大多写于2013﹣2014年间。然而不过两年，雨伞运动、旺角骚乱，香港越变越快。王良和说，“现在让我写，大概会把70年代写的好一点。因香港不断消失，你就会忍不住更加眷恋从前。”
所以不妨把这书，看成几位作家在和时间的赛跑里，暂时的切片。如同萧文慧说的：“这本书的主题是可以无限循环的，可能过多五年，再找不同的人写，整本书又会不一样。不过，这恰恰是一座城市该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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