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这位老人，用四分之三的侧脸对着观看他的人，黑色的毛衣包裹他微微佝偻的身子，白色的衬衫领子翻在外头，笑眯了的眼神和煦如阳光。这神情特别般配3月12日在台湾世新大学一整天的追思、研讨会上所有人对他的称呼：老林。
“老林”就是“老林”，从同学、同侪、保钓战友到学生、家人，没有人客套地称他林老师、林先生、林教授，甚或他的全名：林孝信。
在台湾，林孝信这个名字长期和“保钓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确，1971年在美国爆发的“保钓运动”，是他人生的转捩点，他的骨灰也预订5、6月间出海洒向钓鱼台。但“保钓”却不是他人生的多个志业中最早出现的一部分。
一生志业，创办《科学月刊》
林孝信1944年出生，大战结束后在台北度过了6年童年时光，接着跟随父亲的工作搬到宜兰，一直到1959年才再回到台北进入建国中学，之后保送台湾大学化学系，再转进自己更有兴趣的物理系。
从建中到台大物理系，林孝信经常苦于找不到简明扼要的科学普及书刊，因此到了大学，能读原文书之后，林孝信和同学就在当时的《台湾新生报》创办了《中学生科学周刊》，这也是他后来一生的志业《科学月刊》的前身。
1966年林孝信台大毕业，服役后前往美国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在美国，他开始筹办《科学月刊》，1970年创刊号在台湾发行。
“这是你的杂志，不是我们的杂志。不要被动地等待我们出什么文章，便读什么文章。积极主动地把你的看法，你的要求，你的困惑写出来，让我们这个社会共有这份刊物罢！”
为了经营《科学月刊》的需要，林孝信在同事之间发行了《科学月刊工作通讯》，以此建立一个联系网络。但1971年，包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日本和中国三方对钓鱼台列屿的领土归属发生冲突，激发了日后影响深远的“保钓运动”。在当时，林孝信主办的《科学月刊工作通讯》原本是为了联系《科学月刊》的作者、编辑群之用，此时摇身一变成了串连保钓人士的机关刊物。
林孝信从保钓发动之初就一路参与。1971年1月和4月，保钓人士在美国举办两次大游行。日后钓运成员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前者又称“祖国派”，认同当时施行社会主义的共产中国才是人类的希望；后者又称为“革新保台”派，他们的政治立场较接近国民党，但因为当时在台湾的蒋中正政权需要美国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当时迫在眉睫的危机：“联合国席次保卫战”。
1971年4月7日，蒋中正在日记里写到了对钓鱼台危机的处理方针：
“该列岛之主权在历史与地理上而言，其属于台湾省的乃无问题，亦无可争辩。……此事不可能以军事解决，以我此时无此能力驻防该列岛，如我力分散，则徒为共匪所乘，则我现有基地且将不保矣！”
蒋中正的顾虑，反映在对美、日交涉瞻前顾后的姿态上。这让保钓运动的“战报”毫不留情地痛骂：
“蒋政权，蒙喳喳，发表声明软趴趴；
日人一声吼，群官满地爬；
三岁小儿知廉耻，群众大会叫哇哇；
人民愤怒齐声喊：干掉这群老王八！”
立场接近国民党的“保钓右派”此时受到无情批判，海外保钓运动的话语权大半落入亲共产中国的左派手中。当时最具指标性的事件，是5位台湾留学生受邀访问中国两个月，他们是李我焱、陈治利、陈恒次、王春生和目前仍在台湾报端撰写专栏，指点时政的知名导演王正方。
这5人参访了广州、上海、南京、山西大寨和工厂、学校，解放军营区等，“见证”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并且参加了“十一国庆”庆典。11月23日，总理周恩来亲自接见这5人。经过这场访问，海外“钓运”逐步转变为“统（一）运（动）”。钓运左、右派分裂，一方面寄托共产中国，另一方打着“革新保台”的旗号，成员回到台湾学校或党政体制内工作。
相当一些保钓分子在这个局势大动荡的过程，并没有忘记对台湾的关怀……他们又说，主张社会主义就应该支持台湾劳工，农民以及其他弱势者的抗争，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换言之，保钓运动应以关怀与支援台湾内部人民的奋斗为方向。
在钓运“左右分裂”时，另有一批台湾保钓运动人士没有向左转或者向右靠。林孝信就是这批“中间派”的灵魂人物。相对于保钓左、右派各自背靠一个政权，中间派不仅没有奥援，甚至受到政权打压。
保钓运动中间派，沦为政府黑名单
林孝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注销了中华民国护照，成为有家归不得的“黑名单”；由于他也不愿意申请美国绿卡，于是成了没有身份的“黑户”。很长一段时间他靠着30个朋友，每人每月资助100美元度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的资格也丧失了，他只能成天在芝大图书馆读书度日。
既然不愿靠左，更不愿倾右，林孝信默默地把“中间派”的保钓能量转向对台湾民主化前途的关怀。他在美国成立了“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在美国举办大量的座谈会和夏令营。关注乡土文学、环境运动、原住民权益，以及声援在台湾遭到当局整肃的政治犯，背后都有“支援会”的力量。
1984年7月，支援会在密西根州（香港翻作密歇根州）举办了3天的夏令营，这场夏令营最特别的一项“议程”是：林孝信和陈美霞的婚礼。
“当大家回顾我爸这个人，我不希望大家看到他只是一个牺牲奉献的‘超人’。他其实个性很急，是个一急起来无法沟通的人。……但这也是他‘完美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林嘉黎在纪念会上讲述着她的父亲。她和妹妹在林孝信流亡芝加哥期间先后出生。林孝信教育孩子的态度，一样很“物理学”。林嘉黎回忆：
“他的‘完美主义’，表现在教我开车时，他会告诉我：前头有车时就不要再加速了，否则到时得要花更多的能量减速，没效率。……甚至，家里洗好的碗盘该怎么摆放才能最有效地运用空间，都是他精心算出来的。”
林孝信之所以被迫滞留海外多年，导火线当然是整个钓鱼台运动的“左转”。林孝信虽然没有附和后来“钓运转向统运”的发展，但他关注、论述台湾民主化发展的思想底蕴，却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这让台湾国民党政府对林孝信格外忌惮。
当年也在美国参加保钓和支援会，如今仍然活跃台湾社运界的郑村棋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说，林孝信代表的“中间派”，希望走“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就搞劳工、阶级运动。”
尽管保钓不可能回避“国家主权”这个问题，但郑村棋相信，“我们应该可以超越统独”。具体的“超越”就是对资本主义掠夺世界的反对和对抗，这是左翼的精神。更是当年保钓运动之后开枝散叶的成果，“至少老林有一部分认识，是要走这条路的”。“中间派”因为不跟任何一方的国家机器结合，所以看来势孤力单，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但今天回头看，搞不好这条路才是正确”。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接任总统，台湾的“两蒋”时代划下了句点。随着民主化的推进，1988年11月，林孝信获准返回台湾，也将支援会的关怀和思想底蕴带回了台湾。
“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新的洞见，就如当年列宁的洞见一样。做一个左翼，不能被现状所罩。从第三世界被压迫，而且愈来愈严重此一基本事实出发，我们相信反抗总会从某些角落冒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过份的悲观，而应致力于‘反抗从我处冒出’的准备。”
1999年，林孝信在台湾创办《左翼》杂志，希望藉助这个平台，让台湾的左翼群体能够进行对话、讨论，以形成共识。具体的行动则是投入劳工阶级的组织、串连和发展，希望能够发展出成熟的组织力量。紧接着是一连串针对劳工、农民、遭迫害的性工作者权益的运动、抗议和游说立法行动，这堪称台湾近年近30年社会运动最重要的起点之一。
陈崇真是世新大学“钓鱼台公民教育专案”助理，被视为“保钓”的年轻一辈。他在纪念研讨会上说，自己从“台湾左翼运动”的历史中理解保钓运动，“如果要了解台湾社运，必须从保钓运动开始。但现在的年轻一代，多数人都只谈‘野百合’（编按：指1990年3月发生在台湾的学生运动）。”
在此同时，林孝信也投入他所称的“知识解放”运动，具体表现在各地“社区大学”的筹办。他主张社区大学不必设入学限制，因为知识不应该只专属于“考得起好大学，并且付得起高学费”的少数社会菁英及他们的子弟。知识具有公共性，不应该私有化，过度“私有化”的保护措施，事实上就是一种不公不义。
钓运转向统一运动，台湾社会漠然
回到台湾后，保钓仍然位在林孝信的关怀的核心领域里。在2011年保钓40周年后，他开办了“钓鱼台公民教育”计划，从资料展、巡回演讲到研习营。但陈崇真说，台湾社会对于保钓运动始终冷漠，对林孝信的打击很大。
保钓运动在台湾推展不开，根源恐怕仍然来自海外保钓运动日后很大程度转为“统一运动”。在台湾，热中推动保钓运动的人士、团体，也大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
郑村棋受访时，同意台湾保钓运动陷入了某种困境。他分析当年的海外保钓运动，特别是林孝信这一支，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保钓是个爱国主义，但“你到底爱哪一国”？当年的大方向是往左翼走，因为国民党是右翼政党，当保钓青年发现国民党的欺骗性和不足时，他们就往中国去，当时的中国是左的。
“但现在的中国政府，十足是个右派。”郑村棋分析，当年海外保钓的人士，当年最激烈的就是直接到中国去服务，没有去，还在台湾这一批老保钓人，也比较亲中、反日和反美的。这和一般主流舆论诠释下的“台湾利益”是违背的。
但郑村棋也直言，自己不同意上头的所谓“主流论述”，也就是压迫台湾最深的是中国。“我还是认为压迫全世界最深的是美国”，但反帝、反美不等于台湾就要“亲中”，就要“被统”。 如今谈保钓，掌握的是它“左”的精神，仍要追求左翼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但这一条路线在台湾没有被突显出来。
虽然和爱国主义必须有区隔，但为了弥补本身动员能力的不足。即使是林孝信这样的“中间派”，在台湾推动保钓时仍然免不了要和亲北京的政治、社会团体相结盟。郑村棋对此很直白的地回答：“我不同意。”
郑村棋说，保卫钓鱼台运动的精神，是要去追问“爱国”的那个“国”，背后究竟是个什么“国”？服膺左翼或者右翼路线？这是最重要的判准。一旦这个问题不突显，还在国族主义的框架里，台湾保钓运动就会落入困境。因为它没有办法处理“爱国主义”这个议题。
“只是，今天的会，更多是大家来纪念老林，就先不逼问这个了。”郑村棋做了一个不太算结论的结论。
“为了台湾及两岸社会将来的好日月，我们继续传承、发扬老林毕生投入的正义事业。因为老林的正义事业，就是我们的集体事业。”
世新大学大礼堂的舞台上，关于林孝信一生的“报告剧”逐渐进入了尾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
一群身着黑衣黑裤的表演，一边高唱着国际歌，一边在舞台四处摆上一把一把种植着小树苗的土壤，象征林孝信“保钓”、“科普”、“知识解放”、“通识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志业，逐渐在台湾落地生根。但林孝信一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让他在右派思潮占绝对主流的台湾，成了一位光荣的“不合时宜者”，一如他的妻子陈美霞的一席讲话：
“老林生命的终结，让不同领域、不同世代、不同立场的许许多多朋友们，更清楚看见彼此，并且发现原来我们这些人，都与老林一样，都担忧着台湾社会的不公不义，不完美。都认同老林的终极目标：建立一个自由、公平、正义以及没有剥削的社会……”
话说到这，陈美霞忍不住哽咽，她吸了口气，稳住了情绪，用坚定的语气讲完了最后一段话：
“为了台湾及两岸社会将来的好日月，我们继续传承、发扬老林毕生投入的正义事业。因为老林的正义事业，就是我们的集体事业。”
陈美霞讲话里的“为了将来的好日月”，典出纪念中共党员“刘胡兰”的歌剧，是林孝信最喜欢的一首歌：
“过了腊月就是阳春。为了将来的好日月，
咱受些风寒要的什么紧，要的是什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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