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疯子一样爱和记忆,直到世界土崩瓦解

记忆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维多利亚港被大雾笼罩。
编读手记

【编者按】由于一位专栏作家的凭空消失,“失踪”,成了这几天中国的写字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哈光甜是端的评论作者,他来信说,令他觉得可怖的,不只是“失踪”后未知的危险,而是黑暗之中生命从未存在过的幻觉。它吸光了生的活力,让一切都无意义。

维多利亚港被大雾笼罩。摄:PHILIPPE LOPEZ / AFP
维多利亚港被大雾笼罩。

每次遇到熟悉的人“失踪”,越是抑郁,我就越想去帮助别人,关心周围所有的人。这不是因为我想去关心别人的苦难,不是因为我因为一个人的消失而想去珍惜还在的人。只是因为我脆弱,所以想要尽力在别人的生活里、在这个世界上多留下一些印记,多让别人欠我一些人情,多让别人记住我的存在。

这类事永远都是双重的:你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些权力力求让你忘记的人,同时又绝望地希望别人也不要忘记你。除了不停底付出,不停底让别人欠下你的帐,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事。这个debt几乎是个体在庞大的历史和强权下的全部重量,轻如鸿毛。帮助别人的出发点,乃在于绝望。生命真的是一场苦旅。

忘却是一种奢侈,记忆是痛苦的负担。我们生来为了享受奢侈,却总希望别人可以为我们承担痛苦。我们不愿分享别人的苦,我们选择忘却——这不但容易,还能获得权力的嘉许。

但我们却竭力不想要别人忘却: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所有人,我们把名字印在名片上、写在书里、刻在石头上、埋在土里。我们希望通过名字可以永垂不朽;我们想让所有人记住,我们曾经到过这个世界。

而死亡却不一定是肉体的消失。曾有人讲述过被逮捕后的经历:她坐在警车里,透过暗色的玻璃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一切细节都如此清晰鲜活,一切生活都照旧如常:她的消失对世界毫无影响,因而她的存在对世界而言也就毫无意义。似乎她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未来也不会存在。

隔着一层玻璃,似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平行宇宙。她希望听到警察相互间可以聊一聊家长里短,这不仅会让她放松,更会让她觉得,玻璃的这边,仍旧是一个有生命的世界。一边是流动的时间,另一边是死亡的沉寂。

死亡不是肉体的消失——死亡是你的名字飘零在风中,是你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即便放声大叫也没人可以听到。死亡是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生的还是已经死了,是开始自问,是不是自己从未生过。

恐惧的目的,就是不断生产这种怀疑。它希望永远把我们囚禁在一个密室中——这个密室不是静房,它也不狭小。它不黑暗,但也不光明。这个密室中有淡淡的光,墙壁是可以有回音的。恐惧要的不是彻底的安静,也不是要我们迫于黑暗而产生幻觉。

恐惧要的是你在一个有微光的巨大房间中忍不住开始讲话——不是讲给任何人听,甚至不是讲给自己听。它要的是你在这个有回音的密室中试探着通过发出声音来努力确证自己的存在——它要的结果也不难揣测:你孤独的声音在空室中回荡,你开始发觉你的声音很古怪,你开始发现这个声音似乎不但不能确证你的存在,反倒似乎根本不属于你。

在一个空荡荡有回音的密室中,你发现你不敢发声、如鲠在喉。你丧失了最后一点可以向自己证明自己还存在的证据。你没有被禁声——相反,你的声音通过回音反而得到了放大。但正是这个放大彻底夺走了你的生命,了结了你的呼吸。你开始害怕自己的声音,你声嘶力竭的呐喊反倒成了绝对的死寂。你宁愿变成聋哑——你已经聋哑了。死去的人如何可以发声?

我们的言和承载这个言的声就像是即将靠岸的船抛出的缆绳。我们总期盼能有岸,岸上能有人——没有人的岸只是固化了的海洋,而不是陆地;不能靠岸的船也不是船,只是海面上卷起的浪花。只有在岸上有人一把抓过缆绳,我们世界的一切才有意义,我们才能感到生的活力。

这诉求既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困难的:它最基本,因为它只要你抓住缆绳,只要你确证自己可以听到,它不要求你在这之上做任何其他选择,它只要你说“我听到了”;它最困难,因为它要求的,是毫无条件的倾听,是在绝大多数人听不到或者宁愿不要听的时候,仍旧毫无条件地倾听。它不要你做灯塔,不要你照亮整个海滩;它只要你做一个深深扎根在岸上在黑暗中甚至看不见的矮矮的缆桩。只要它抛出缆绳,就能确定你会在那里。

我们不可能击败恐惧,我们也很难找到希望,一切看起来都坚如磐石天长地久。但我们都得记忆,我们只能像疯子一样癫狂地爱,记住每一个名字,记住每一件事。记忆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唯一的武器。直到这个世界土崩瓦解、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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