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市中心证券交易所广场一角，整栋楼都属于法国《新观察家》（L’Obs）杂志总部。
坐上手动关门的老式电梯上到顶楼，端传媒记者第一次到达前驻华记者郭玉（又称高洁，法文名Ursula Gauthier）的办公室。
此时离郭玉被中国驱逐（2016年1月1日），不过半个月时间。
“最好不要（录音），就记一些笔记吧，像我在中国工作时一样。”郭玉拒绝了记者录音的要求。
话题从她如何与中国结缘展开。那时是1979年，郭玉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并为法国媒体撰稿。最开始的文章主题无非是北京出现的新兴事物：崔健的摇滚乐、时装走秀、画展中开始出现裸体等等。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郭玉回到法国，成为《新观察家》杂志的记者。此后每年，郭玉都会回到中国做报导。2002年，她关于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赢得了法国新闻界地位颇高的路易·阿谢特奖（Prix Louis Hachette）。2009年9月，她正式成为《新观察家》杂志长期特派驻华记者。
六年后的一篇报导，终结了她长达六年的驻华记者生涯。
愤怒，愤怒，愤怒
提到遭驱逐，郭玉强压的怒火瞬间爆发。
“是《环球时报》劫持了中国政府！”经历了一整串风波后，郭玉愤怒地说。
2015年11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法国《新观察家》，请你有点底线》，批评郭玉两天前发表的《袭击过后，中国的支持并非没有背后考量》（下简称《背后考量》）一文，“歪曲事实”、“毫无同情”、“以怨报德”。次日，环球网又发表署名为“劳木”的评论《法国《新观察家》反华言论不值一驳》，进而指控郭玉“为恐怖分子张目”、“分裂中国”。
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约见了郭玉，要求她做出解释；郭玉则表示《环球时报》曲解了她的文章。几天后，外国记者新闻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再次约见郭玉，态度缓和地表示《环球时报》把事情闹大，并愿意和郭玉一起解决问题，帮助她留下来。这让郭玉感觉外交部也很为难，会面后她把她的报道原文发给外交部，并给环球时报写了一封信希望表明文章原意。又过了几天，外交部再次与郭玉接触，这一次，她被要求公开道歉、公开声明不支持恐怖主义，并与那些将她的境况作为中国政府“侵犯新闻自由”证据的境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划清界限。外交部并没有向郭玉明确提出至于具体的道歉形式，但要求公开程度要和她的文章影响相匹配。
郭玉推测，如果是书面道歉，则道歉内容至少要在环球时报和《新观察家》官网上都出现。对她来说，这样的要求不仅无法接受，而且于事无补。“一旦道歉，环球时报们会接着说，你看，她确实反华了。道歉不能改变任何事情”郭玉说。很快，她接到外交部的电话通知，不再续发她的记者证。
对于双方的三次接触，外交部在后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双方达成的约定是选择不对外公布。”但郭玉对端传媒否认了曾和外交部达成此项约定。
12月26日，外交部记者会上宣布了郭玉“已不适合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痛斥郭玉文章“公然为恐怖主义行径，为残忍杀害无辜平民行径张目”。
2016年1月1日凌晨，郭玉离开了中国。成为三年来第一名被中国政府驱逐的外国记者。
“反华言论”、“分裂中国”、“双重标准”？
提到《环球时报》和外交部对她的评价，郭玉仍然情绪激动，时而敲击桌面，时而苦笑。她强调自己在中国结交了许多朋友，报导也并不全是批评，许多是中性的，比如阿里巴巴电商崛起和复兴集团收购地中海俱乐部；有些更是正面的，例如对习近平和他反腐运动的评价。
“因为某一篇文章驱逐外国记者，这并不是中国政府惯常做法。”纽约时报记者杰安迪（Andrew Jacobs）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对中国政府最终将郭玉驱逐出境的决定感到震惊。
2012年，中国外交部同样用拒绝续发记者证的方式驱逐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陈嘉韵(Melissa Chan)，但并没有公开指责她的某一篇报道,只是说她“没有遵守政府的报道规则”。此外，中国官方有时会要求外国记者为他们的报道私下写检查，一些驻华记者为了留在中国也会配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里甚至对此给出了一些写检查的建议，比如如何在满足中国官方要求的同时避免惹上法律麻烦。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认为外交部对郭玉的指责“既不成比例，也不合理”，并在声明中称“影射郭玉支持恐怖主义是对其在个人和专业层面的特别严重的冒犯。”
郭玉认为，《环球时报》最初的指控和她的原文确有不符之处。
有一些是法语翻译的错误。例如环球时报批评郭玉“对维吾尔地区以“国”相称”，并以此谴责郭玉意图分裂中国，但原文中“Pays”一词的意涵本来就有“国家”和“地区”两个，而原文中的用法明显是指“维吾尔地区”。再如批评郭玉写“新疆的年轻人都消失了”，对应的原文则是“一些年轻人消失了”，主要指她了解到新疆警方抓捕后不及时通知家人的做法。
另一些出入则更为隐晦。环球时报没有提到，郭玉文中强调与巴黎恐怖袭击“完全不同”的，是2015年9月发生在新疆拜城煤矿的一起暴力袭击事件。
9月18日，阿克苏地区拜城县铁热克镇一所煤矿宿舍遭遇严重暴力袭击，造成至少50人死亡。五天后，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亚洲电台（RFA）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并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持续跟进事件进展，包括袭击者携家属逃进天山，当地公安发动群众搜捕等等。
中国官方则直到巴黎恐怖袭击事发后才发布消息。11月14日上午，公安部的微博账号“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写道：“11月13日，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地球另一边，中国新疆警方，历经五十六天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同时配发了十几张突击队在天山山麓露营搜捕的照片。不过很快，这条微博很快被删除了。一周后，新疆官方媒体天山网发表图文报道，有限披露了抓捕细节。
“如果在巴黎发生了这样的袭击，公众怎么可能过两个月才得到消息？怎么可能连死者的名字都不知道？”郭玉反问。在她看来，中国政府挑巴黎恐怖袭击之后的时机披露拜城事件，几乎同时，外交部长王毅在20国峰会上强调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背后自有考量。
郭玉不否认新疆存在宗教极端势力，也不否认发生在昆明的是恐怖袭击，但她认为新疆暴力事件主要是内生的，与国际恐怖势力并无关联，是当地政府执行的高压政策让情况陷入恶性循环。在《背后考量》一文中，郭玉毫不掩饰这一观点，并推测拜城事件的起因“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虐待、遭遇了不公或财产被侵占而进行的报复”。
“这大概是报道风格上的不同，我们会注意与这些观点保持一定距离”。杰安迪告诉端传媒。在年初发表的《高压下的新疆：恐惧和愤怒在沸腾》一文中，杰安迪的表述就更中性一些：“不少外国专家认为，新疆很多流血事件的根源在于当地人的不满，比如针对维吾尔人的就业歧视、地区的贫困状况，以及人们普遍认为，汉人移民涌向新疆是政府的安排，目的是稀释维吾尔身份认同。”
可以肯定的是，郭玉的观点在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并不罕见。巴黎恐怖袭击后，《金融时报》对新疆的报道中也引用了人权组织相似观点，同样引来了《环球时报》一篇题为《巴黎血未干，西媒又为新疆暴恐辩护》的批评。
新疆——报道中国最困难的地方
郭玉上一次赴新疆采访是2014年，目的是核实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骚乱的消息。2014年3月发表一篇关于新疆的长篇报道——《生活在贫穷和恐怖中的新疆》。
在新疆行程中，她只身驱车，没有请司机、向导或翻译，因为“被雇佣的当地人一旦被发现，后半生可能就要在监狱里度过。”驻华期间郭玉也没有请过中国助理，她不希望政府通过威胁助理对她施压。
在距离鲁克沁镇十几公里的一个村子里，郭玉在确保无人跟踪的情况下，跟着一个当地维吾尔族妇女进了家门。这位妇女不讲汉语，郭玉请她打电话叫懂汉语的朋友来帮忙，就这样请了两个朋友才勉强完成采访。
郭玉在新疆采访时从不亮明记者身份，只通过私密的街边闲聊和信任的朋友介绍接触受访者，力求不留下任何行踪记录。
尽量晚订机票，入住酒店时尽量晚到早退，这些避免惊动当地政府的建议都已被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写进手册，成了赴新疆采访外国记者们公开的秘密。杰安迪曾在新疆住酒店时被当地公安局拜访，对方会态度友好的打个招呼，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但这样的“拜访”之后，他在采访中就很难听到批评政府的声音。他还发现，只有在新疆的茶馆、小商店这样较为封闭的环境里，才能找到愿意畅所欲言的采访对象，而在采访维吾尔人时要避免带汉族助理在身边，因为维族人不太信任汉人。
“新疆采访是中国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大家都很害怕被告密。即便是通过朋友介绍的采访对象，许多也会充满疑虑。”郭玉说。
杰安迪认为，与西藏相比，新疆在海外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流亡社区，很难把最新消息源源不断地披露出来；同时，国内媒体报道议程太明显，控制太森严，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核实的细节。2014年，杰安迪的好友、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因“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伊力哈木是唯一一个敢在新疆问题上发出异议的公知。他的名气保护了他一段时间。”杰安迪说。
在消息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受美国国会资助的自由亚洲之声电台几乎是外国记者们关于新疆唯一的消息来源。郭玉和杰安迪均表示，他们信任自由亚洲之声，因为每次披露的暴力袭击消息最终都会应证。
自由亚洲之声的维吾尔族记者肖克来提·吾守曾在新疆媒体工作，1994年前往美国。他的三个兄弟仍留在新疆，其中一个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入狱，目前仍在服刑；另外两个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于2014年被捕，2015年底获释。
对于外国记者来说，报道新疆似乎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们赴新疆采访、报道也往往是出于主动要求而非编辑部派遣。
郭玉认为法国读者对新疆并不感兴趣，“一方面，由于采访艰难，大部分媒体报道甚少；另一方面，一个被压抑的穆斯林群体并不能激起法国人太多关注。”杰安迪的新疆报道则不但会遭到中国读者的斥责，还会收到不少美国读者的批评，一些美国反穆斯林人士批评杰安迪在为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倾向找借口。
“新疆故事很重要，而《新观察家》这样的严肃媒体，就是要告诉公众重要的事情。”郭玉说。
永远会关注中国
会面的尾声，郭玉用自己的办公室电脑，在大陆常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自己的名字，并向端传媒记者展示搜索结果。一篇环球时报的民调显示，九成以上的人认同驱逐郭玉。
郭玉说，她摸不清楚这些数字背后是否是真实的个体。“真的有这么一群中国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仍然不能批判地思考政府地论调？这是这件事给我的一个启示。”
在被问道以后还会不会关注报导中国时，郭玉说，“当然会一直关注和写下去，这点永远不会变。”
后记
记者其后曾对郭玉进行二次补访。在第二次的谈话中，郭玉放松了很多，并澄清不录音是她个人的习惯。至于部分关于新疆采访细节的事情不便透露，是因为她指导过其他记者如何避人耳目，如果向端传媒透露，会让报导新疆的记者更难展开工作。
《新观察家》脱胎于1950年创刊的《政治经济文学观察》，创刊人分别来自法新社、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核心刊物《战斗》，并得到哲学家保罗·萨特的支持。长期以来，这本杂志只有两位长期驻外记者，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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