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升职记──菜鸟篇

“肥皂泡”与“礼盒”——和同事聊起联合国的工作时，这两个比喻频繁出现——即便不是一戳即破的虚空，“精美巨大礼盒”里的礼物也少得不足为道。对这种比喻，初入联合国、眼里闪着普度众生光芒的实习生往往不屑一顾；谙熟联合国工作日常、拿着低薪短期合同者则会眉头微蹙，在沉默片刻后尴尬一笑；常年驻扎联合国、手捧“金饭碗”的前辈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置可否，在茶歇的闲聊后回到周而复始的工作中。高举着“和平与发展”大旗的联合国，以其所能提供的优越精神鸦片与物质食粮让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皆趋之若鹜，但在联合国工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先来听在瑞士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总部工作的三个年轻人的故事。

“蛋糕裙”D小姐

坐在对面的D小姐是我见过最激情澎湃的理想主义者。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她五颜六色的工位吸引：那是一个布满西班牙语口号、旗帜、海报和明信片的座位，全是关于保护劳工权益、促进人权发展相关内容，其中既有联合国机构的高层倡导，又有基层组织的活动纪实。当身着花裙、满头黑色卷发的活力女孩出现在我面前时，满墙宣传品都发出了激昂的回响。

23岁的D小姐祖籍危地马拉，后举家移民美国。家乡贫穷困苦的生产工人，与享用这些商品的美国人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她自青少年时就投入维护原产地贫苦劳工的基层组织。

在来到联合国之前，她已为一个抵制Wal-Mart等全球连锁零售商破坏人权行为的组织工作了6年，此外，她还在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领域拥有本科与硕士学位。由于在劳工、人权领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背景，D小姐得到了在联合国劳工组织总部实习的机会。

平日里，她主要的工作是通过普通人的动情故事和语录摘编，表现联合国在保护劳工权益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她需要利用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把报告中苍白而抽象的数字转化为有血有肉的故事。此外，她还要负责宣传手册和海报的制作。遗憾的是，D小姐办公桌的电脑里没有任何专业制图软件，只有较低版本的Microsoft Word，这是她不得不在调整格式、保存和转化文件方面花费大量时间。

和所有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一样，联合国实习的机会让D小姐倍感自豪。她把在联合国实习的照片上传到facebook上，时常引来一两百人点赞。她一边勤奋地制造联合国基层故事，一边与落后的办公软件长时间搏斗，同时希望利用自己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机会广结人脉，寻找更对口的工作机会。

我们在休息时间常常聊起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梦想。每当说起自己从前的工作，她的声音都变得更高亢，眼里澎湃着的阳光照射在小麦色的光亮皮肤上，映衬着自豪扬起的双唇和露出的小白牙，讲到动情处时，微胖的身体随着她浓重西班牙味英语的激昂节奏微微颤动，浓密厚重的黑色长发的每一个小卷也激动地打转。

只是对于长期献身基层劳工组织的D小姐来说，几个月虚无缥缈的故事编写和漫无尽头的海报制作，除去“联合国总部”的光环，便再无其他。

开始时，她总是鼓励我要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工作，然而几个月后，她那灿如千阳、发自内心的笑容逐渐被一种不置可否、出于礼节性的微笑取代，像极了这座大楼里大部分人的日常表情。

对于D小姐来讲，烦恼还源于阶级差异。她1900瑞郎（约为1870美元）的工资在物价高昂的日内瓦生活不是件易事，同时，她惊异地发现，这个为全球劳工争取权益的世界权威机构的员工，从穿着、神情到生活习惯都与她所熟悉的底层劳动者毫无交集。她与自己的上司沟通起来总是很困难，她不明白，为何迎接自己热情建议与直爽性格的，是老板一成不变、冷若冰霜的“礼貌”；他想不通，为何她工作刻苦、性格开朗，却被衣着体面、容貌动人的欧洲同事背地讥笑。

她不断向我抱怨的，不是工作的艰辛，而是她所编写的宣传材料的毫无意义，和一种完全脱离基层、看不到自己工作实际影响的失重感。

她试着约联合国劳动者权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喝咖啡，通过聊天寻找可能的合作和工作机会。通过多次邮件往来，她终于争取到一次会面机会。她为此次会面准备了一个礼拜。会面当天，她换下平时那件与工作环境格格不入的花裙子，穿上白衬衫和她可以找到的、最为正式的裙子——一条层层叠叠的黑色蛋糕裙。在日内瓦实习期间为了省钱而狂吃油炸食品让她长了不少肉，白衬衫被绷得很紧，胸口的两颗扣子在她激动的深呼吸下几乎被撑爆。

整个上午，她都坐立不安地等待这次会面，然而，在会面前10分钟她接到一通电话，因为对方临时有事，会面取消。这之后，她又经历了几次类似的冷遇和一两次礼节性会面，得到的基本是礼貌的敷衍。

D小姐用“伪君子”一词来形容与她合作的一些同事，她的热情逐渐被工作的虚无与人情的虚伪消磨，转化为对联合国体制的愤怒。实习结束前， 她反而如释重负：“或许这里并不适合我，还是回去接地气比较开心自在。不过要是能建立长期联系就好了，或许我们的影响力还能扩大点。”

基层斗士和高层倡导，理想和现实，大概是永恒的矛盾。理想的太阳落山，D小姐黯然离场。

模范员工“体制哥 ”

认识P君的同事们都叫他“体制哥 ”(Mr Institution），因为他开口讲话时，总是满口联合国宪章和只有在联合国内部公文才会用到的官方词汇。

通常，他把自己正在接受的培训称为“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把同事喝咖啡时的日常寒暄唤作“非正式信息交换”（informal information exchange），把和上司喝咖啡叫做“拓展职业网络”（professional outreach）。他口里更长的官方表达我无从记起，只记得起草文件时常把P君当做自己的后援，我笔下略显随意的表达方式，在他沉吟五秒钟后就变成直接可以出版的官方说法。

如此老练而官僚的P君其实只有25岁，来自印度。国际关系专业的他从大学起就把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为联合国。一番盘算比较后，他决定突破印度人只有英语纯熟的普遍优势，把法语也转化为自己的工作语言。

从大一起，P君开始用业余时间刻苦学语言，研究生阶段特别前往法国深造。20岁后，他开始向联合国各机构投放简历，对于特别倾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他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职位。五年来，他至少投了两三百份申请。每一份联合国求职申请包括有针对性的介绍信、简历和联合国系统无比繁复的申请表，都要根据具体工作内容进行调整。整套手续如果经过认真思考、准备，要花一整天才能完成。算下来，P君的大半业余时间大部分都用在了求职申请上。 遵循“一万小时定律”，身经百战后的他自然内化了联合国系统的话语体系，修炼成官腔大师、求职圣手。

P君的勤奋在单位远近闻名。他每天早上七点就开始工作，下班还比大部分同事走得晚，这在带有弹性的朝九晚五工作制下实属罕见。考虑到法语区就业前景堪忧，他又学起了德语，并通过见缝插针的刻苦学习达到了读写流利的程度。在单位各种行政工作的间隙，他主要做三件事——读德语新闻； 进一步完善自己在领英（Linkedin）上的自我介绍，邀请更多人认可他列出的技能点；翻看联合国广播新闻网首页和工作单位首页，把当今的新闻套在联合国和自己部门的语境下解读。同龄人认为他完全“体制化”的生活不可理喻，他却乐此不疲。

当一个人把别人看来枯燥而无意义的工作和职业申请当做自己唯一的事业来经营时，实在很难不成功。 21岁在法国读研究生的间隙，P君就得到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署的实习；研究生毕业后又靠着自己专业的求职技能得到了在联合国劳工组织的实习（联合国系统内唯一的带薪实习），经过六个月如一日的勤勉工作升格为顾问，然后靠着工作期间对某一项目持之以恒的追踪获得了联合国P1合同（P即professional，是联合国专业雇员系统中的第一级）。

在欧洲移民政策日益紧张、联合国各部门经费日益缩减的今天，非欧洲公民要想留在联合国系统，必须得到P级别的合同（即专业级别 ），同事间竞争之惨烈，可想而知。如今在联合国成为永久员工，拿到“金饭碗”的可能性不大，但凭着半年或一年的短期合同，没有官方背景的P君在在集世界官僚体系之大成的联合国靠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高薪好生活的入场券。

P君和身边大多数年轻同事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是个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

每每谈起祖国，他都会坚定地重复，他拼命工作的动力，是出于对故乡拥挤而污染严重的土地的恐惧，绝非对联合国理念的任何认同。作为众人眼里的“体制哥”、工作狂，他是我见过的联合国系统里最勤奋的年轻人；而作为朋友面前的毒舌男，他又是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宗旨的主力挖苦者：“谁在乎什么和平与发展？下个月工资发下来，世界就歌舞升平。”

他对联合国系统的运作和如何在其中钻营有着商人一般的精明而准确的算计，甚至与朋友喝咖啡时都是精准定位的“信息交换”和“职业网络拓展”。而对联合国总部这样欧洲人主导的组织，他至多在几个勤奋的印度与中国好友面前抱怨几句，最终回应各种偏见和机会不平等的方式，还是拼命工作。“大家都无所事事的话，活总是要有人干的，所以我们总有机会。”他从不谈改变世界的理想，也打心眼里不相信自己在安逸的日内瓦闭门造车写出的报告和做出的Excel表格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而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心态，让他在工作时从不把注意力放在反思、批判工作的意义和影响上，从不用宏大而空泛的理想质疑工作本身，他相信，用自己的勤勉和专注，可以碾压那些理想主义的竞争对手。

当然偶尔我们也会谈到梦想，一种场合是我们都在绞尽脑汁编写求职申请上的大话的时候；而谈到更真实的梦想，P君说他的全部理想是一辈子生活在欧洲，逛名画云集的博物馆，听最棒的音乐会，过高质量的生活。在去过钟表博物馆后，他又加上一条——拥有一块百达翡丽手表。

说到底，联合国工作与其他类型的工作并无二致，在筛选人选时最看重的是专业和经验的匹配度，而不是满腔的情怀。被构建得再伟大的工作，落到实处要的只是勤奋和专业而已。务实而缺乏所谓“情怀”的P君，反而成为这个组织在操作层面上最合适的人选。

Z小姐与联合国不成文规定

夏天从Z小姐的办公室望出去，窗外湖畔的美丽包裹着这栋一板一眼的玻璃大楼。她回过神，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工作的核心内容是为60多个项目各编写一份宣传单，介绍所在机构在世界各地所完成的项目及其产生的影响。

每个项目不论背景、大小、轻重、长短、曲折，都被压缩在高度模式化的两页纸里：项目背景、合作机构、干预措施、量化成果、合作意义。这摞厚厚的宣传品成为该部门对外宣传的最主要出版物。
几年来，联合国系统经费紧缺，招到的新人都拿着朝不保夕的短合同，为表现自己、延续合同而拼命工作，而此前已获得终身聘用的前辈则没有这样的压力。这样的机制下，临时雇佣人员承担了联合国大部分出版物的撰写、编辑工作。

大部分在联合国工作的年轻人的日常工作与Z小姐类似：早上九点到办公室，列出工作计划后开始撰写报告，回复工作邮件，应付一些更零碎的文书撰写工作；中午和同事或上司一起去食堂吃饭，饭后或与同事朋友在咖啡厅寒暄一阵，去图书馆看一会儿报，或去听一听不同部门、机构办午间讲座；下午与相关部门联系，以得到撰写报告需要的相关材料和数据。下午的工作往往相当清闲，工作一阵后会约单位不同部门的同事喝咖啡，一方面是朋友间联络感情，但更重要的是与该机构不同部门的领导在交谈中介绍自己的专长，并寻找进一步的工作机会。每个月所在的司局会有一次全体例会，平日会与直接上司很多接触，级别上有差距，但表面上维持着平等态度。

作为研究机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有诸多术业有专攻的博士，研究诸如就业政策、劳动安全、童工等领域的课题，每年都会推出多项推动政策的调研报告；然而由于联合国的研究内容往往受到实践局限，因而研究在理论层面很难有特别突出的创新。

进入联合国系统后方知其险阻，为削减开支而采用的临时合同短的不可思议（有时按天结算，有同事曾拿到过两周的合同）且不可确定，作为非欧洲公民的Z小姐一刻也不能失去工作，否则必须立刻打道回府。这样的状态，让无业者疯狂奔走，让暂时有工作者朝不保夕，白天工作，晚上找下一步出路。能否获得下一份合同与个人表现关系甚微，主要取决于所在部门是否有预算。于是工间与同事喝咖啡社交不仅是寒暄的解闷，而成为一次次非正式的内部求职。

初入联合国时，Z小姐也曾满怀憧憬，并深为身边同事的国际化和各种口号、讲座中所呈现的心怀天下的世界公民责任感而感动，相信正是自己和同事的努力，带来了远处大幅海报上非洲少女的幸福笑容。然而时间长了，她却在日复一日的文案撰写中迷失了工作的意义。她感觉自己像庞大体系里的一颗螺丝钉，往复运动却完全弄不清整个体系的运作模式，感到由画地为牢带来的渺小感和无力感，在基层做社会调查时的疲劳转化为如今久坐产生的钝痛，想象中追梦路上平畴千里的马蹄达达化为高跟鞋踩地时的生硬声响。

制作关于每一个项目的宣传页时涉及挑选图片，关于照片的使用有不少不成文的规定：照片里的人们即便衣衫褴褛、生活艰难，也要露出幸福的微笑。讽刺的是，Z小姐在制作宣传品过程中，在其他部门的海报和文件里，在联合国系统高清图片库里一次又一次邂逅那个微笑着的非洲小姐。

这个庞大官僚机构利用对她的笑容的复制、粘贴来讲述官方版本的“国际发展”故事，实际上却从未真正有效改变她的微笑背后那片百废待兴的土地。

这个长方体大楼里的办公室从外面看，像一个被分割为多个养殖栏的方形大鱼缸。两排办公室中间是各部门的储物间，储物间和办公室之间夹着东西两侧的狭长走道。地上11层的大楼，每层大约有60多间办公室。楼体狭长、人员众多。大楼的地下大厅里悬挂了两幅挂毯，一幅是千百个立体主义风格呈现的抽象工人形象，另一幅是名画《格尔尼卡》的仿品。高度抽象化的屠杀、战争场景，出现在工作场所的背景下，在Z小姐看来，像是在讲述人们如何一点一点被工作吞噬、异化的故事。

Z小姐周末坐著名的冰川线看瑞士美景，一路八个小时的慢速火车上，悠悠然吃一道道由侍者端上来的菜，毫不费力地看着全景落地式的火车窗外，景观农业造就的了无雕饰痕迹的极致美景，确是一次秀色美食的盛宴和一次铁腚神功的修炼。然而，此行在她看来丝毫没有带着干粮爬山时山穷水复、弹尽粮绝之忽见柳暗花明，最终面对山顶的一览众山小的喜悦之情。

瑞士冰川线的乘坐体验，是在联合国系统工作体验的恰当比喻：在纤尘不染的高级车厢里，一边吃侍者端来的食物，一边对着窗外的美景指指点点，外面烈日当头或狂风暴雨都丝毫不影响车厢内乘客的兴致；乘客认为窗外的风景就是世界的模样，殊不知那些报告里被简化和美化的现实盆景汇成的瑞士风光，与世界现状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