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生了太多事,心知肚明,百感交集,任食任做,走马观花。“城市放题”是个全盒,是个百子柜,包罗了城市生活与文化的种种。本栏邀请不同的城市观察者,对城市生活与文化指指点点,或情深叙事,或精辟分析。这期谈在欧美及土耳其引起关注的“占屋运动”,是否能鼓励我们对于不同生活与空间使用可能性的想象。──放题者语
有人拍得政府人员于夜半行人隧道内用高压水枪清洁,旁边十多个无家者床褥尽湿,只能用被盖头装睡,不敢作声。报导被疯传,冷锋袭港期间,看得人份外冒火,大骂政府毫无人性。到底有什么原因可以使人变得这样残忍?恻忍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我们都有一种不愿意看见别人受苦的天性。但如果盲目将上级命令、法律条文、管理思维高举,凌驾一切,把别人痛苦不幸置之不理,良知便慢慢遭到蚕食,人性也终究消耗怠尽。
那么如果我们高举物业私有化的权利,纵容房屋楼宇囤积空置,漠视有屋无人住、有人无屋住的状态,是否也犯上同样错误,有违人道?
恻忍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我们都有一种不愿意看见别人受苦的天性。
数年前研究欧美占屋运动(Squatting)时,找到一本已经更新到第十三版的《完全占屋手册》(The Squatter’s Handbook),内容以英国和威尔斯法例为基础介绍正确的占屋程序。只要选择至少空置一年的单位,和占屋后不破坏屋内物品,政府便只能从民事诉讼处理占屋者。
《完全占屋手册》作者是一班来自英国占屋者顾问服务中心(Advisory Service for Squatters,简称ASS)的成员,专门为露宿者与其他有意占屋人士提供免费法律意见。这班(BAD)ASS大多数是圣阿尼斯广场(St. Agnes Place)最早期的占屋行动者,他们于1969年开始占用第一间政府准备拆卸的旧屋,自行维修后开始居住留守。直至到1977年政府清拆行动升级,大量年轻人加入占领其余空屋作出声援;由于有行动者跑到屋顶对抗大型清拆机器,加上律师成功申请禁止清拆令,事件跃升全国焦点。部份占屋者反攻市政厅,冲入内部抗议政府不合法清拆,最终令当时的保育议会(Conservative Council)瓦解,会长 Stimpson 辞职。占领者尝试申请逆权侵占,可惜于2003年被驳回;一直拉锯到2005年尾,警方出动约200名防暴警察清场,大部份占屋者始离去。最后一户占屋者终于在2007年被赶走,所有人最终无罪释放。
谈论占屋运动时我们常引用英国、法国、德国与荷兰的丰富经验和背景脉络,但真正受到占领运动启发的“占屋新贵”,必定有土耳其的份儿。
网上查看,《完全占屋手册》快将更新至第十四版。除了因为法例改动过后2012年英国与威尔斯收紧了占用空置住宅条例,内容必须作出调整,笔者怀疑,另外一个改版原因好可能与全球占领运动有关。占领的直接行动意识,或多或少刺激到参与者,甚至观察者产生到不同的空间权力想像。谈论占屋运动时我们常引用英国、法国、德国与荷兰的丰富经验和背景脉络,但真正受到占领运动启发的“占屋新贵”,必定有土耳其的份儿。社会学家 Helga Rittersberger-Tılıç 在 《21世纪社运动流》(Waves of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s in Twenty-First Century)里面,提供一篇以土耳其占屋运动作背景的重要文章。过去三十年,土耳其依赖地产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支柱,大幅度的都市化项目为社会弱势带来负面影响。在这样的倾斜经济状态下爆发2013年加济公园(Gezi Park)的大型占领行动,后来因遭受暴力清场借机转化成全国性抗争运动。空置房屋成为占领的新场域──行动者主动翻新单位,并开放给与大众或有需要人士,主动开拓暂时性的公共空间。引用学者 Hardt 与 Negri 的讲法,就是“公有化”(Commoning)的过程。
虽然占屋运动通常只能作短暂的调整,但重点在于展示不同生活与空间使用的可能性,令生活价值充斥着矛盾的都市人,情感与心理上得到转移的机会。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形容我们必须按公共目的不断调整城市内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财产,透过重建“共享都市” 才能彰显空间正义。虽然占屋运动通常只能作短暂的调整,但重点在于展示不同生活与空间使用的可能性,令生活价值充斥着矛盾的都市人,情感与心理上得到转移的机会。
本土研究社去年尝试统计香港的空置大厦、公营机构宿舍及服务式住宅等项目,发现私楼空置率竟然高达9.7%。加上多年杀校后增加的空置校舍等等空间,如果香港真的有土地供应问题,那么占屋运动更加合情合理。大型占领运动过后,我们对空间、人权、公民抗命等等的想像作了进一步加深。或许,现在是时候挑战私有产权至上的统识,向实现“无屋住的人”,可暂用“无人住的屋”,迈出一步。
(题目为编者所拟,原题为《重读<完全占屋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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