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在海 或是铜板的反面。
衣柜后的墙 墙上的洞 洞的深处
雨无休止的下着
回到了谨慎开始的那一个房间
边界缓缓移动向无可臆度的黑暗
在另一个可能的过去
我的眼睛曾是黄昏最疲惫的商旅
──剪贴自夏宇，〈十四首十四行〉《腹语术》
2008年在高雄由哲研所主办的一场「舞鹤作品研讨会」上，我因为没题目做，就提了篇百无聊赖的论文〈巫言废语：关于两部长篇小说的评注〉。把舞鹤的《乱迷》和朱天文的《巫言》这两部新出版的长篇相提并论，都做了不是那么正面的评估。我知道两位作者对我的评论都不满意，犹如我对那两部小说不满意。我和舞鹤没交情，当然不必管它。但天文就另当别论了。那时我就暗自做了个决定：以后最好是别再批评这些同代人的著作了。换句话说，我的「文学批评事业」有走到尽头的感觉。之前对《古都》的批评，天心也是不满意的。但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危险的事业」。虽然朱家很有雅量，多年来也一直容忍我对她们著作的批评。
再上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是在2002年，我写了两篇论文批评胡兰成。用词尖刻，毫不留情，我知道胡迷们很不高兴。刚写完时自己心理也有几分忐忑，担心朱家姐妹会介意，曾私下问过骆以军，他挂保证说：不会怎样的，她们不会放在心上的。但胡兰成是她们的恩师、近乎半神祇的存在啊。果然也没事。照样吃饭、喝咖啡，我也松了口气。
犹记得那之前数年，我曾写了篇论文批评张大春，据说当时他的哥儿们、一个姓中有剪刀、爱吃泡菜的家伙还想依江湖规矩，到中部一探我的底呢。
这是因文学评论而衍生出的交谊。先是〈从大观园到咖啡馆〉，再后来是〈神姬之舞〉。前者在研讨会上发表后，大概曾经寄了个副本给朱天心。后来她尝试联络我，想把〈从大观园到咖啡馆〉收进麦田「当代小说家系列」作为附录。写了几封信（及书）都没联络上，因那些年我一直在搬家，知道后回头去找也没找着，可能被识者收藏了。那篇论文，当时是好友现在已不是朋友的一位朋友读了说，「是对朱天心作品最强悍的保卫。」那时文坛已依蓝绿分裂了。
之前我从来没有和名作家接触的经验，此后为研究胡兰成（从〈神姬之舞〉延伸出来的议题）而以电话联络上天心时，我应该已经搬到埔里了。而因〈神姬之舞〉，天文把我介绍给王德威教授，他迄今仍是学界对我最为礼遇的前辈。
第一次造访朱家，为儿子办理马来西亚国籍而北上，唐诺兄特地从鼎泰丰买了好吃的，在朱家庆生。那时我还不认识骆以军，因研究需要骆的非卖品诗集《弃的故事》，知道他们情同姐弟，即商请她们帮我邀骆一叙，向他要本《弃的故事》。大概就认识起来，其后数年陆陆续续有多次饭局，都相约在有美食的地方。骆吃素，但他是席上的开心果，总有新的糗事可以分享，总是笑嘻嘻的被唐诺亏。那样放松而悠长的下午，彼此完全信任的天南地北无目的的闲聊，唐诺总有讲不完的笑话。他的好记性，让席间几乎都是他的声音。我总是像小动物那样安安静静的吃，吃完睡眼惺忪的听着满室的话语和笑声，偶尔插一两句话。回想起来，真有隔世之感。
那时骆开着辆白色的、好似反覆报废过的破车，整部车宛如被捏扁过又摊开来那样的多皱褶，已残破到违反我们对「车」的想像的地步。
有一阵子骆的经济很不好，他们明的暗的帮了不少忙；就像兄姐照顾弟弟那样，骆还常引述那之前天文给他的信中有「相濡以沫」四个字，我还真有点羡慕。那时想，倘是穷困的大学时代遇到她们，也许也会起依赖之心吧。但那时雏幼的我什么都不是，除非能写出点什么否则你就什么都不是。而我一直也有着局外人之感，她／他们谈到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的小小世界之外的世界，但骆以军一直是在那内部的，也许太贴近了。
那个充塞着笑语的房间，文坛。我是偶然经过，看见哪儿明亮，被友善的手招呼进去吃顿饭的。
饭局几乎都是天心材俊埋单。为了怕别人抢付钱，她们都是偷偷先结了才吃饭；或吃到一半偷偷去付了，少数几次由骆以军抢得。我是一次都没有，总是慢半拍，连咖啡都抢不到。因此越到后来越尴尬，那样子白吃白喝真不像话。而我有正职，有稳定的收入。因此有时只好挑一些我认为有意思的大陆书给他们寄去，多少可以冲抵我的愧欠。
也许我毕竟是局外人，只能透过墙上的裂缝偷瞧，没光处发生的事情，我就看不到了。
在六高开通前，甚至高铁运作前的那个年代，只能坐公车。四小时左右的车程，高速公路从台中下交流道，穿过台中市，或沿着中彰再切向埔里。夜间的车，车内灯熄了没法看书，也不总是能睡着，往往醒着睁着疲惫的双眼，焦躁的等待旅程的尽头。天荒地老的无穷无尽的路，抵达时心里总会默念一句：「旅程结束。」回到家疲惫得被蚊子叮都没力气打。
再后来，有些我不是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加入，我就更加的自我边缘化了。兼之他们间渐有了龃龉，我就更自我疏离了。本来就不是喜热闹的人，席间每每多听了不该听的文坛江湖秘密，有时也不免会担心哪天我的「秘密」也会被不认识的人分享。
渐渐的北上（无非是研讨会、论文口试之类的工作）就避免太频繁的相聚，总是开了会就走。有的台北朋友十多年我都没找过一次呢。
经常相聚吃饭的那几年，骆大量写作，迭获好评。也横扫各种好书奖什么的，但他习惯性的自我贬低，好像害怕他突然的明亮会引起可能的不安，刺伤别人的眼睛。那时唐诺已半开玩笑的称骆是台湾文坛的「小说一哥」。但《遣悲怀》这部被王德威高度评价的小说，在某个层面上，或许还是越界了。加上其他有的没有的误会，突然间事情好像变了调，有个裂口逐渐张开。应了句老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骆肥是滥好人并不是新闻，朋友的作品找他「写几句话」，一定是通篇赞美。甚至有时他给A君写的看不出和给B、C、D、E、F君的有何不同（以致张万康要自嘲是被花花公子骗了）；但天心也用「最高级」的赞词封赐过张万康啊；唐诺不是也说过《乱迷》「精彩得不得了」吗？是数量之间的差异吗？
在文学奖的场合，我亲见骆对学生辈的普通作品也不乏夸张的褒扬，那是我做不来的。但有时我也会想，我的吝于奖掖是否也抑制了学生试探的勇气？
我怎样也弄不明白，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往覆写了多封信，也仔仔细细的问过共同的朋友，好像也没什么失德叛国之类真正大不了的事。也许我毕竟是局外人，只能透过墙上的裂缝偷瞧，没光处发生的事情，我就看不到了。我曾谑语：胡兰成屁股上的那几个脚印都是我踹的，她们理应更痛恨我才是啊。至于别人夫妻间的事，对我来说，更不该有什么意见。
我最后一次尝试调停是在2012年12月中旬，趁研讨会之便，约大家吃饭（一样由不得我付钱）。吃饭喝咖啡时一切都如往昔那般轻松美好，我也如释重负的以为问题解决了。但回来后不久，就看到《印刻》一月号上那篇猛烈批评《西夏旅馆》的〈叛国的六十二岁间谍卡瑟尔〉（收入《尽头》）。我读了无限感慨，对骆说，这回好像真的回不去了。他和朱家的友谊，也许真的走到尽头了。
依杂志的作业，作者多半在我们那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前半个月就交稿了，收入《尽头》的版本并没看到有怎样的修改。《西夏旅馆》当然不是不能批评（我自己就写过两篇），但总是闻到唐诺那文章里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恶意。当年我私下也曾建议骆《西夏旅馆》应该删掉一半，没必要学步董启章搞冗长臃肿那一套。犹如最近我即认为《尽头》如果能压缩成现有篇幅的三分之一，或许会更有分量。但那话我决不敢对唐诺说，可见我也渐渐的世故了。
刚开始认识时，看得出她们在努力疏通我与老张之间因评论引起的「嫌隙」（对我来说那其实无关紧要，我本来就不认识他）。其经典之作是地震后我一家三口半年的小住龙潭，就在老张龙潭别墅隔壁无家具的空屋。那半年大概也是我跟台湾（外省）文坛最接近的时刻。老张的态度也和善，就和一般的朋友那样。但此后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就只是认识而已。也没有任何后续的往来，彼此也互不赠书、不通音讯。她们也努力沟通我和老初，但我反正也就这样，一切跟着感觉走，不喜欢《印刻文学生活志》。
我一直是台湾文坛的局外人，这一点我很清楚，也不奢求什么。
我只能隐隐感觉到，她们背后有胡兰成牌圆规的巨大影子。
2005年为了《土与火》的出版，编辑胡某建议我请朱天心写篇序，刚开始她婉拒了。但编辑相当坚持，我只好又去信。为免「好事变坏事」，最后她勉强写了。但〈作家的作家〉这拉美文坛封给波赫士的「最高级的」赞誉，却让我非常难为情，多年来头上好似套着个挖了两个洞的牛皮纸袋。序文也曝露了好些我自己还不想谈的私事。那时出版社甚至建议我弄一个书封，找一群人手拉手挂名，神经大条的胡竟然不觉得那是在羞辱我──当然可以理解他怕书卖不动的心情──但大大破坏我此后出书的心情。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我们在小说观念上的分歧应该是非常大的。这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也还没办法完全厘清。我只能隐隐感觉到，她们背后有胡兰成牌圆规的巨大影子（借桥本忍对剧本写作的用语）。
又譬如《尽头》里可能每数页就出现一次的波赫士，也不像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也许是「另一个」）；多次出现的那个卡夫卡好像被压路机辗过的，很扁平，就像张大春《小说稗类》里那被捆绑在铁床上的、格局窄小的可怜家伙。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昆德拉，被唐诺当做眼睛和准绳。但昆德拉和纳博科夫都是偏见很深的读者，对作家作品常做出离谱、片面、夸张的论断。昆德拉的卡夫卡论和奥威尔论都是显例。他看扁奥威尔，渺视他的原创性，无视于奥威尔的写作有英殖民地缅甸的严酷参照；他偏爱的卡夫卡是其文体的贫乏（非常形式主义的立场），而不是他叙事底蕴的神秘深奥。后者从本雅明、德西达、德勒兹、阿甘本，都有极其深刻的发挥。而目空一切的纳博科夫，是绝对的形式主义者，从《固执己见》就可见出他的底线。
小说该怎么写，也不是这些人说了算。
与朱家的文学因缘我一直不想谈，就是不想让人误会我依附名人以求显，就像我从不找名家为我的书写推荐序。但如今我觉得自己老了（姑引我未写的随笔〈晚年〉中的一句话──估算晚年，应该从生命的尽头倒数过来──这一点我同意《尽头》里的看法），有的事不妨摊开来一谈。
唐诺曾戏拿我的文学评论和王德威比较，说老王是送花篮的，而我是送花圈的。这样的区分其实意义不大，唐诺自己近年似乎也颇不吝于给盟友送花篮，给因故渐行渐远的故友送上大大的花圈了。
【这篇写于2013年11月的旧文，原题〈开始〉，它的最后一句原是：「我希望这回我送的是颗种子，水土如果合宜，可以发芽，重新开始。」其时给骆、房两位朋友看，他们建议先不要发表，以免某些当时人觉得尴尬。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出版后，这层顾虑自然消失了。当时拦下此文的友人之一且感慨：「早知道，就让它发表，好验证那颗种子是否会发芽。」一个回神，两年过去了，埋藏的种子早已化成微小的尘埃。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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