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经28岁了，我不想再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读书了。”
“我已经失业两年了，我也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浓重的眼线，高耸的鼻梁，头巾下隐约露出一缕挑染成紫色的秀发，身上仿制的金属首饰随着激烈的动作叮当作响——三个打扮时尚的伊朗姑娘正聚在一起诉苦，声调不自觉越来越高。不远处，几个面色黝黑、衣着朴素的小伙子蹲在店铺门口的台阶上，抽着烟，唏嘘人生。
这样的场景几乎出现在德黑兰的每个街角。近年来，失业的年轻人像癌细胞一般，在伊朗这个饱受制裁的柔弱躯体中不停繁殖扩散。
伊朗青年人数的比重大，青年人占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更大。每四个伊朗青年人中，就有一个是失去工作的。总统鲁哈尼于去年的记者发布会上承认，目前伊朗大学毕业生有四百万人面临失业困难。在失业大军面前，政府却显得那样束手无策——据官方数据统计，伊朗政府每年仅能提供一百万个就业岗位，这对庞大的失业人口来说远远不够。
失业，俨然成为伊朗青年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地下室里的官二代
这个社会已经让我别无选择，我不想从事我不喜欢的工作。
麦赫迪是一位家世显赫但却郁郁寡欢的官二代。他的父亲是革命衞队的中层军官，收入颇丰——革命衞队是伊朗武装的精锐力量，在社会中享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的母亲则安分守己，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麦赫迪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德黑兰大学经济系。
然而，这样羡煞旁人的生活却并非他的理想。麦赫迪今年27岁，自前年从德大毕业后，就一直赋闲在家。父亲屡次给他介绍优渥的工作，如外贸公司、革命衞队，都被他拒绝了。麦赫迪认为，那只是大人心中的理想工作，不是他想要的。无论是去外贸公司还是革命衞队，都还是要听政府的话，做政府让做的事。他不想再像父亲一样任人摆布，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低头哈腰。
“这个社会已经让我别无选择，我不想从事我不喜欢的工作。”
麦赫迪说，伊朗现在的社会环境太过压抑，年轻人无法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成立一支摇滚乐队，把作品带给更多喜爱摇滚的人。谈起兴趣爱好，麦赫迪打开了自己家地下室的门，只见屋里的天花板上装着五颜六色的小灯，墙壁上贴满外国摇滚歌手的海报，地上整齐地摆着两只Marshall的音箱，房间正中央则放了一把Gibson电吉他——“这里是我的世界，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到我想要的。”
如今，伊朗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满足于传统的工作岗位和枯燥的工作形式，更希望寻求能倾注激情，实现个体价值的工作，如互联网创业、成为摇滚歌手等。但这些工作在伊朗实行起来十分困难，甚至本身就被政府禁止。失落的伊朗青年只能暗地里从事喜欢的工作，或者索性在家待业，等待政府放宽政策的那一天。
“我原来组建过一支小型乐队，也小规模发行过自己的唱片，但是后来被警察发现了，我父亲出面，才侥幸逃过一劫。”
诸如摇滚、说唱这类代表西方文化的流行音乐依然没有被伊朗的法律所允许。多数歌手和乐队只能私自制作唱片在粉丝群中传播，或是在郊区举办小型音乐会，但前提是要贿赂好当地的道德警察。道德警察专门检查群众的语言、行为是否符合伊斯兰和伊朗政府规定，如妇女的头巾穿戴是否得体、男性在路边谈论的话题是否有辱政府和宗教等等。摇滚唱片本就不被法律允许，擅自发行唱片更是有辱社会风纪，属于道德警察严查范围。
谈到未来，麦赫迪感到绝望：“与其让我去做我不喜欢的工作，我宁愿每天关在自己的琴屋。”许多条件优越的青年都有如此感受。他们有条件的就选择出国留学或移民，争取再也不要回到这个禁锢的国家；不能出国的，通常在父母逼迫下选择逃避——有的整日和朋友出去散心，有的在地下社会享受难得的自由——在伊朗嫖娼、吸毒人群中，一半都是年轻人。
比起革命，工作更靠谱
有些人在期待一场革命，但是一场革命不会改变现状，1979年的革命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好，阿拉伯之春也只是导致了更大的混乱。我们相信领袖和现任政府的改革计划，伊朗将会成为一个既是伊斯兰的、又是现代化的国家。
与苦恼的官二代麦赫迪不同，阿米尔更有行动力。他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是杂货铺的搬运工，母亲是药店的售货员，两人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中六口人的生计。
阿米尔今年26岁，有三个还没上大学的妹妹。父母收入绵薄，家庭开销拮据，这一切使他早早走上自主创业的路。
“市面上工作机会太少，自主创业是个好选择。”大学还没毕业，阿米尔就和朋友干起服装贸易，每天主要的工作是联系买卖双方、清点库存和配送物流。他期待有一天能够从个体户升级为企业家，也希望自己的小本生意能扩大规模。“等资本再厚一点儿，我准备注册一个服装贸易公司。”
谈起国际制裁对伊朗的影响，阿米尔说：“那些针对革命衞队核设施项目的经济制裁，实际并没有对衞队产生什么伤害，受影响最大的反而是我们这些无辜的年轻人，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伊朗核谈判以来，西方前后对伊朗施加的各项经济制裁使其经济一蹶不振，连年呈现负增长态势。2012年至2014年，伊朗的GDP一直负增长，在2012年跌至最低点-0.9%。而2014年虽有所回升至3.8%，但今年一季度的伊朗经济状况却再度下滑，降低了3.1个百分点。
多份研究报告显示，经济制裁对伊朗的伤害实际由普通老百姓来承担，对掌权阶级的利益触动并不大。制裁对伊朗正常途径进出口的影响转化为革命衞队通过军港走私获得的暴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损失，大量私人企业却无力绕开国际制裁，因为失去了对外贸易的机会纷纷倒闭。
阿米尔认为，现在伊核谈判已经取得良好进展，伊朗与世界的接触将会更加频繁，贸易机会也会逐渐增多。谈起自己与国家的未来，阿米尔充满希望。
“有些人在期待一场革命，但是一场革命不会改变现状，1979年的革命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好，阿拉伯之春也只是导致了更大的混乱。我们相信领袖和现任政府的改革计划，伊朗将会成为一个既是伊斯兰的、又是现代化的国家。”至于发生在2009年的那场大型反政府群众运动——绿色革命，阿米尔则缄口不谈。因为对于伊朗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场真正的噩梦。群众的反抗并未给政府敲响警钟，反而招致来了更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除了做服装贸易，阿米尔还兼职其他工作。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去游泳馆当救生员，之后去库房上班，傍晚下班后再开的士赚钱。当问到他每个月的收入时，阿米尔腼腆地笑了笑，“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能补贴家用，大概每月1200万土曼吧。（约合2400港币）”
象牙塔里的恨嫁女
我只想嫁给一个有钱人，这样我就不用再读书了。
伊朗女孩萨拉则是另一类年轻人的代表——她们家境普通，既没有远大的志向，又恐惧迷茫的未来，只得不停地读书、读书再读书，逃避未知的工作选择。
萨拉今年30岁，在德黑兰大学读生物学博士。她平时除了去实验室、跟着导师做研究、写论文，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宅在宿舍里，浏览社交网络度日。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读博士，她说：“我不喜欢读书，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找不到工作，学校的奖学金很多，可以供我学习外的生活开销。”
像萨拉这样的学生在伊朗各地的大学里比比皆是。他们的家庭无法承担过多费用，伊朗的就业岗位又如此稀缺，多数专业性强的专业找不到工作，就只能选择继续读书下去逃避现实，依靠学校的奖学金度日。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努力使教育机会平等化、教育资源合理化、并提供大量奖学金使普通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够上大学。
“我想去美国看看，但是我的家里没有钱，我想我只能继续下去做我不愿意的事情。”说起未来的打算，萨拉满脸无奈与忧伤，“不过上学的日子也很好，我只需要担心我的论文和实验。”
对于萨拉一样年纪的伊朗姑娘来说，除了读书和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感情问题。在伊朗就业环境严峻的大背景下，受工作机会及收入影响，伊朗青年的平均结婚年龄较2005年的25岁已经推迟到如今的30岁。据相关数据，伊朗35岁以下未婚率，女性为33％，男性为50%。当被问及未来想找一个怎样的伴侣，萨拉羞涩地低下了头，“我只想嫁给一个有钱人，这样我就不用再读书了。”
伊斯兰一代的未来
早在巴列维王朝（1925-1979），伊朗国王受西方“优生优育”思潮影响，在国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政府为了能够保证充足的劳动力实行国家建设，全面开放生育，并希望这些青年从一出生就接受伊斯兰教育，形成忠于现政府和现宗教政体的“伊斯兰的一代”。
八年两伊战争，伊朗政府号召青年劳动力参战，但由于武器落后且数量不足，伊朗青年多数战死沙场。战后，伊朗面临严重的青年劳动力短缺问题。为此，政府再次积极鼓励生育，提供各种生育补助，以期在未来二十年内弥补短缺的劳动力。其后出现的“生育潮”使人口在1988年至1998年的十年内增长了近1500万人，直接导致如今伊朗青年劳动力严重过剩。
大量失业青年不仅会降低经济发展的活力，还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1999年伊朗的学生运动和2009年的“绿色革命”至今仍让当权者后背发凉。针对愈演愈烈的年轻人失业问题，伊朗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
自2012年起，伊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控制人口的政策，鼓励晚婚晚育，希望达成家庭平均抚养孩子数量从六人降低至二人的目标，努力控制生育率。同时，政府将创造年轻人就业机会作为经济问题的最优先事项，推出近1600亿美元的综合投资计划创造就业岗位。
同时，伊朗政府也在与西方达成和解，减轻制裁压力。不过，进一步的经济开放也让政府忧虑，怕青年人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渗透，破坏现有的伊斯兰政权。故而，有条件的对外开放和基于内部的经济改革，成为现阶段政府的主要方针。
在这些摇摆不定的决策中，曾被寄予重大希望的“伊斯兰的一代”却在失业的痛苦中，愈发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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