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新加坡做个反对党

多数新加坡民众对执政党最大的质疑是无人制衡,而非执政合法性。
鄞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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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义林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过两次面对面接触。

第一次,他是网络异议者,被李显龙控告诽谤。在法庭上,他在接受质询前转过身,对坐在身后的李显龙说;“我第一次见到你本人很高兴,也对自己可能说过任何对你可能构成诽谤的言论道歉。”李显龙脸上没有表情,甚至看不出任何变化。

“我等在那里,一秒、两秒……我赶紧转回来”,鄞义林至今记得那令人窒息的沉默。李显龙在庭审后依然决定向鄞义林索赔。

第二次,鄞义林是反对党议会候选人。在今年9月1日的选举登记大会上,李显龙前呼后拥走进登记区,其他反对党候选人站起身上前与他握手寒暄。鄞义林也向他伸出手,两人握手后客气一笑便各自转身。

“我感觉当时我们是平等的两个人”,鄞义林向端传媒回忆。

只说谢谢,有什么用?

那次客气的握手只是一个开始。2015年议会选举,今年35岁的鄞义林作为新加坡革新党代表,被分配在宏茂桥选区参选。与他在这个选区竞争的,正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代表李显龙。

宏茂桥选区是执政党的传统地盘。自1991年划分成独立选区以来,全部六个议会席位一直被人民行动党牢牢掌握。党魁李显龙每次必在这一区参选,上届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最高的就是宏茂桥选区。

因此,新加坡当地媒体将革新党参选队伍称作“敢死队”。鄞义林多年在医疗系统工作,除他这样的专业人士外,这个“敢死队”成员还包括人权律师拉维、社运人士吴家和等另外五人。他们都是对现政府持异议者。

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笑称,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给李显龙“带来噩梦”的团队。他们在选举前的群众大会上炮轰执政党在公积金、外来移民、房价物价等领域的错失,高呼“新加坡人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

李显龙似乎并未把这个敢死队放在眼里。与其他执政党候选人一起,李显龙自选举开始就咬住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市镇会帐目,质疑工人党的诚信,而对其他反对党甚少提及,甚至在选举前的群众大会上,李显龙也并未特别提到革新党的任何参选人。这暗示着,李显龙一早确定,革新党在宏茂桥选区没有胜算。

革新党

新加坡革新党由反对派元老约舒亚·本杰明·惹耶勒南(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于2008年7月创立,是新加坡39个反对党派之一。目前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为1957年成立的工人党。它也是目前唯一在国会中拥有席位的反对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反对党就存在,并允许参加选举,但直到1981年才首次在议会取得席次。

鄞义林却一度觉得自己胜选在望。

选战打响后,他每天的行程包括填表格、做计划、与访民见面、接受媒体采访。一次,在咖啡馆里,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对他说,谢谢你为新加坡人做的事。

“后来,在选区集会上、大街上,越来越多人支持我们,对我说谢谢。我觉得Okay了,可能行了!” 鄞义林想。

那段日子他满怀信心,除了选民的谢谢和笑脸,简单的民调数据也是一种鼓励。他在不同网站上做了简单的调查问卷,问民众是否愿意投他一票。在亲执政党的网站上,20%左右网民支持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有70%-80%的读者愿意投票给他;在较为中立的网站上,支持率也有50%以上。

这种乐观一直持续到投票当天。

晚上十点,鄞义林与竞选同伴在各个票站监督点票。宏茂桥选区样本结果公布:人民行动党以78%领先革新党。

“好啦!没希望啦!索性去麦当劳喝点东西吧。” 鄞义林及其他几个候选人知道样本的结果与最终结果相差不大,这一次,他们要输了。

鄞义林说当时他并没有特别难过,只是不解,为什么新加坡人只是跑来跟他说谢谢,到头来却不用投票支持,“只说谢谢有什么用?”

当时觉得并不难过的鄞义林,在几小时后泪流满面。

反对党:要强硬还是要温和?

最终结果公布,鄞义林败选。他径直去了后港体育馆。那里是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集会地,也是反对党最可能打败执政党的选区。他想去寻找一些慰藉。

后港体育馆的大屏幕上,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正在发表败选讲话,这位新加坡反对党明星也输给了执政党。鄞义林坐在体育馆草坪上,仰头看着徐顺全讲话,突然哭了起来。

徐顺全的参政史是新加坡反对党强硬斗争的缩影。

徐顺全。摄: Roslan Rahman/AFP
徐顺全。

这名美国乔治亚大学哲学博士1992年进入新加坡政坛。当时新加坡反对党刚刚摆脱”陪跑”和“花瓶”角色,在国会争得四个席位。

徐顺全咄咄逼人的风格,很快引起注意。上任总理吴作栋在群众大会拉选票时,徐顺全跟着他从一个“熟食中心”到另一个“熟食中心” ,只为质问“政府给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钱哪里来的”。对方不理睬,索性拿来扬声器高喊问题讨要说法。

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在新加坡举行,为吸引国际媒体注意,徐顺全组织民众游行至国会大厦,遭警察阻拦后,他们在集会地坚守四天不愿离开。

他还曾在法庭上就政府财务问题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激辩数小时,逼得学法律出身的李光耀在法庭上说出:“我认为你就是一副可悲相。” 这句话被视为李光耀少有的“不理性”发言。

徐顺全曾四次被李光耀和李显龙控告诽谤。根据新加坡法律,公民批评政府,政府官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告批评者诽谤。很多反对党或异议人士都曾上过李氏父子的诉讼名单。由于无法偿还钜额赔款,徐顺全2006年宣布破产。

强硬尖锐、倾家荡产式的决绝姿态却并没有得到新加坡大多数选民的回响。在徐顺全参加的数次议员选举中,他的得票率一直在30%左右徘徊,从未成功获选。

李光耀曾经公开说徐顺全需要一个精神医师。新加坡的媒体也乐于塑造他的狂人形象。

“既然政府说反对派是疯子,你就一定要在每一次公开亮相时,让别人看到你不是疯子。” 鄞义林的朋友在参选前这样给他建议。

因此,在所有公开场合,鄞义林的发言都温和有礼,语气平缓。他尽力避免重复当年的失误:还是网络异见者时,他组织了一次游行。很快政府批评他让小孩子也加入激烈的游行。“开始我也好难过,游行是不是真的影响到小朋友,但后来我回看录像,那些小孩本来真的不在游行队伍里,就在拍摄时忽然出现。”

似乎每一个新加坡的反对派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任何稍有激进的行为,都会被执政党贴上不可靠、不稳定甚至“疯子”标签,这样注定被看重稳定生活的新加坡选民抛弃。

选后,鄞义林想明白了,革新党此前一直使用的口号“新加坡人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并不明智。“当我们提出政权更迭,执政党便跳出来说:反对党提出的新政策会需要每一个新加坡人掏自己的腰包支持,社会将不稳定——人民就害怕了。”

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研究院总裁、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前主任许振义观察当地反对党多年,他认为,新加坡反对党领袖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激进强硬派,比如徐顺全,又比如新加坡早期反对党明星、革新党创始人惹耶勒南,他斗争方式强硬,经常在议会中与李光耀激烈辩论,终其一生与各种诽谤罪名和破产斗争,直到82岁去世。“他们这条‘以自我摧残获得崇高形象’的路线已经被证明不成功。”

鄞义林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政治激进者。但2014年,发布题为《你的公积金款项去了哪里?城市丰收教会审讯的启示》的博文后,收到李显龙的诉状。这出乎他的意料,“那篇文章,纯粹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新加坡公民对政府的质疑。”

法庭上李显龙对他说,我看你的博客很久了,你的文章越来越有针对政府针对我的趋势,我早就准备告你了。鄞义林当时十分惊讶:“难道你一直就在等时机告我?”

“反对党中另一派则是工人党领袖刘程强这样的,温和,懂得利用执政党的这套逻辑。” 许振义说。

“杰利蝾螈” 、集选区与诽谤罪

刘程强带领的工人党是目前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在刚刚结束的国会选举里,工人党保住了上届的六个席位,继续担任议会中唯一的反对角色。这六名反对派议员的工作,主要包括在国会中审议政策、法案,并在胜选的选区负责社区服务。

鄞义林在竞选时反复看过刘程强的演讲。“他只说,新加坡国会需要一个反对党提醒执政党,‘你的船已经偏离航线’。但从不说要代替人民行动党执政。”

这正是新加坡民众想要的。在一个建国50年以来,长期保持效率与稳定的国家,多数民众对执政党最大的质疑是无人制衡,而非执政合法性。这或许正是民众跑来说谢谢,却并不投票给鄞义林的原因。

不止熟知民众心态,已有23年反对派生涯的刘程强从未被李氏父子控告过。

刘程强。摄 : Edgar Su/REUTERS
刘程强。

“可以说主观感受,但千万不能说出无法证明、无法提供证据的指控”, 许振义总结,“现在反对党都熟知这一点了。” 实际上,2000年以后,很少有反对党人被告诽谤。

但逃避诽谤诉讼并不是反对党要绕过的唯一雷区。

1997年议会选举时,惹耶勒南带领的工人党拿到了新加坡静山选区45%的得票率,很有希望在下一次选举中就击败执政党。谁知,到了2001年选举,静山选区不见了。
原来,根据新加坡选举规则,每年选举前都可以重新划分一次选区。

执政党在2001年选举前重划选区时,将静山选区直接并入了相邻的阿裕尼和宏茂橋选区——当时执政党的传统票仓。

对于这种行为,工人党只能忍气吞声。“选举局下属、负责划分选区的小组,由一群公务员组成,小组主席正是新加坡总理的秘书。”许振义说。

通过重划选区,不断把高反对票的地区打散、揉进高支持票地区,冲淡反对票的方式称为“杰利蝾螈”(gerrymander,杰利是最早使用这种方式划分选区的美国政客,蝾螈形容选区被多次划分后蜿蜒的形状)。担心遭人诟病,“杰利蝾螈”在西方选举中已经很少使用。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新加坡自1988年实行的“集选区”制度:每个集选区规定,一个政党要有四到六个候选人捆绑选举,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族裔(马来、印度或其他少数族裔)。得票最高的一组候选人当选,共同进入国会。

对于执政党来说,集选区制度是一个“老人带新人”的培训过程,缺乏经验的新成员在部长、总理级别的老牌政客庇护下,顺利进入国会,积攒经验;对于反对党来说,却是一道高筑的门槛,有时他们无法推选足够人手参选。自2011年起,反对党开始以强将攻打集选区,以求一战拿下四五个席位。这一策略在2011年和2015年都取得了成功。

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像是一个由执政党制造并掌控的精密仪器,反对党能做的只有不停试错和逐渐适应。

2011年选举时,反对党和独立候选人已经准备在每一个选区都与执政党竞争席位,谁知其中五个选区代表在登记时才发现,他们的提名人和赞同人不是同一选区选民,不符合要求,只能放弃选举。“这样技术性的错误在新加坡选举中并不少见”, 许振义说。

还有一个月,李显龙控告鄞义林诽谤的官司将宣判最后结果,根据前例,罚款可能会达到40万新加坡币(约合180万人民币)。

鄞义林原本打算筹款募得这笔钱。“但看到这个投票结果,我不确定新加坡人还愿不愿意帮助我。” 撑不住只能宣布破产。在新加坡,宣布破产后不能离境,不能做生意,也很难在政府机构或相关企业找到工作。

鄞义林不是唯一一个要破产的反对者。年仅24岁的韩慧慧在本届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由于最终得票率未能超过12.5%,按照新加坡选举规则,注册候选人时缴纳的14500元新加坡币(约合65000人民币)不能退回。此前已被李显龙控告诽谤的韩慧慧如今也濒临破产。

“我已经准备好去做收款员或服务员了,就是不知道新加坡人看到我会怎么想:从写博客的批评者到政客再到服务员。” 鄞义林苦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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