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百万富翁长征的第一站

他们把温州搬到意大利,从「血汗工厂」做到经济支柱,再变成警方口中的黄种黑手党,淘金路实在曲折。
2009年3月13日,意大利的普拉托,几名中国人经过当地人称为唐人街的Pistoiese street。
国际 欧洲

不死的中国人

沿着细长的石子路一直向西,一道中世纪的白色高墙将普拉托一分为二:

城墙内,是一座典型的欧洲小城,它宁谧安和,教堂、文艺复兴时代留传下来的雕塑和绘画星罗其间,悠长的红酒和晚餐后,衣着考究的意大利人在古老的duomo广场上漫步;

城墙外,是另一个更为中国人熟知的“普拉托”(Prato)。这里,铺天盖地的小广告和涂鸦袭来,高度同质化的服装生产间像洞穴一样隐匿,在居民楼和工业区的仓库里一字排开,它是全欧洲华人聚居人数最多的中国城。

5万以上
截至2014年底,普拉托华人数量应该在5万以上。

据普拉托首席检察官安东尼 Antonio Sangermano 表示,截至2014年底,普拉托具有合法居留的华人移民已达27823人,而加上“黑”在此地难于统计的非法移民,华人数量应该在五万以上。

2015年6月16日深夜,赶完货的加工厂老板蒋永昭拖着巨大的麻袋走出“洞穴”,一脸疲惫。她不时左右张望着,警惕摩洛哥人打劫。

这是温州人蒋永昭来到普拉托的第16个年头,她还不会说意大利语,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完成从工人到老板的晋级。这个不设防的意大利小镇如今是中国人成就梦想的摇篮、百万富翁长征的第一站。似乎无论何时,来者都能零时差加入进厂挣钱的序列,无须关系,无须学历,无须掌握语言。中国人聚集的规模效应将海外食宿成本降到了最低——截至2015年6月中国城的最新物价是:一顿饭三欧元,三个菜、饭管够,住宿则有“搭铺”(解释见辞典)可供过渡,五欧元一天,睡楼道还能打折。

别关灯,我再干一个小时。

普拉托的中国工人

理论上讲,在2010年左右,即便是最底层的工人,也能拿到两三千欧元的月薪,这是中国国内公认平均工资的10倍——只要你没日没夜地干活。

意大利媒体常将这些亡命工作的中国小作坊称作“血汗工厂”、“黄种人奴隶”,认为这是一种压迫,但局内人认为这是误解。蒋永昭有时看到工人连续干了十来个小时,走路都晃得不走直线了,倡议下班,对方却说:别关灯,我再干一个小时。

“大家都巴不得多做一个小时,能做的时候就拼命多做一天”,蒋永昭理解他们。她当工人那会儿,每天20多个小时也干过,成天埋头在缝纫机前,累极了打盹,醒来继续,一周就睡五次。

有两位意大利记者在《不死的中国人》一书中,将华人在普拉托的发家模式概括为:“超常的、近乎病态到极限的牺牲精神。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还清出国的费用,然后依靠几年的辛苦积蓄,结合乡土关系为网络的借贷模式,自主创业,做老板。”

本着“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华人在普拉托的生活,形成一个围绕工作产生的真空,所有潜在的生产障碍都被清除了:婚姻生活、孝敬父母、子女教育……这样的劳作让蒋永昭的经济回报丰硕。她不仅在两年间还清了十多万人民币的偷渡费用,还开办了一家服装加工工厂,做起老板。

即便当了老板,蒋永昭每天平均工作也在15个小时以上。她需要给工人们买菜、做饭、洗衣服、扫地,因为“另外雇人划不来”。

她已经16年没有回家看望过父母了,她并不打算在普拉托落地生根,最初她想“赚够了就回去”,可是,淘金之地,怎样才算“够”呢?后来她修改了营业目标:“赚不动就回去了。”

把温州搬到了普拉托

作为留学生太太,上海人吴静芸在1980年代来到普拉托,属于第一批在这里开办企业的老板。她摸清行情,租下一个车库作库房,分期付款买好几台机器开了一个小型服装工厂,几乎当天开工、第二天就能盈利了。

她很快发现,手下的温州工人表现出惊人地自觉和高效,“根本不用管他们,即便不睡觉也要把活做完。”有一次她去工人家拿货,发现他们在念小学的孩子也在帮忙做工,孩子还矮,坐着连机器都够不着,就站在那儿打双针。

“温州人干活不要命的,意大利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时,根本竞争不过他们,”吴静芸说,但那时全普拉托只有38个中国人,三两家中国人的工厂。她没有想到20多年以后,这里已有5000多家华人企业,年营业额20亿欧元,占地方GDP的14.6%,雄踞欧洲纺织品市场10%的份额。而她也成为全意大利最大的中文学校——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的执行校长。

吴静芸说她原本有些看不起这些温州人,“他们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毕业,连普通话也不会说”,但慢慢的,她不得不佩服他们。几经大浪淘沙,出身贫苦的温州人把相对富有的上海人、福建人全比了下去,“我一些上海朋友身无分文地回去了,在温州的工人全都做大老板了。”

其实中国人救了普拉托。但他们很少融入,只是把温州搬到了普拉托。

意大利商人Fioraio Bladesi

如今,在有“中国街”之称的皮斯托亚大道,沿街200多个商铺里,鳞次栉比着“丑的哭”、“双龙数码城”、“喜临门婚纱摄影”等一系列中文标识的商铺,橱窗通常贴上一张A4纸,附上店家淘宝地址、微信和QQ号。只有不到10家店铺尚保留着纯正的意大利血统。

70岁的意大利人 Fioraio Bladesi 在坚守他经营了一辈子的花店。他说,21世纪后,街上的中国人就像炸弹一样爆开了。2008年意大利遭遇欧债危机,雪崩一样,90%意大利人的厂倒下,全转让给中国人了。自此后,意大利人急转直下,他们越来越老化,大家不敢花钱了,收入一大半要交税(意大利是全欧洲税赋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单企业所得税一项在2008年为31.4%),他的生意也进入停滞期。

“其实中国人救了普拉托,” Fioraio Bladesi 说,“但他们很少融入,只是把温州搬到了普拉托。”

以小企业、小家庭作坊闻名的“温州模式”,在这个衰落的工业重镇找到了生存土壤,快速复制铺开。中国人进军意大利市场的同时,也改变了自13世纪便成为意大利纺织中心的普拉托旧有格局:以设计、美感、奢华著称的 made in Italy ,被更迭为快产快销、价格低廉、甚至充斥着贴牌仿制的 made in Prato。

一家华人公司,将新出的“模特”(指各个店里采购来的原创服装样版)买来拆开,剪裁,交给加工企业缝制,往往三天内就可以交货,发集装箱销往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拿温商的话来说,“时装的新鲜程度如同温州的海鲜”。

偷渡也是温州模式的一部分。

温州商人胡文峰

源源不断的温州劳动力汇入亚平宁半岛,为普拉托工业东山再起提供了人力保障。据温州大学估计,83%的普拉托移民来自浙江,其余有福建、山东及东北各省等。浙江人中,以温州文成人最甚——这里是温州穷山恶水的郊县。文革后期,这一带流传着“平阳讨饭,文成人贩”的民间偈子——往往是一个人偷渡赴意,等待“大赦”站稳脚跟,再一生二、二生三地将亲朋好友召过来。年深日久,普拉托摊开一张由血缘关系展开的巨大生活网。新来的人会在过来人口中迅速了解意大利的经济政治结构、如何偷税漏税洗钱、如何利用特长赚钱。

90后胡文峰是温州文成县辖下的玉壶镇人。在他的故乡,常住人口近1万许,海外人口2万多。2005年,玉壶中学曾出过一则新闻:“七成学生放弃高考选择去意大利打工”。

今年5月,胡文峰追随老婆来到普拉托。胡文峰需要交给文成蛇头15万作为偷渡赴意的人头费。他排队等了两年多。离开那天,丈母娘送他,说他“终于有出息了”。

“偷渡也是温州模式的一部分”,胡文峰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许多风光的侨领们也是偷渡过来白手起家的,大家都一样。

打击“黄种人黑手党”

在失业率远超意大利平均水平的普拉托(高达10.13%),凭每天16小时以上高强度的手工劳动,中国人成为这里财富积累最快的人群。意大利人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些一直大面积打黑工、非法居留、穷尽各种办法偷税漏税的“奴隶”,没过几年,已经穿起 Ferragamo 、开上 Ferrari 了。

华人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有意大利媒体称之为“黄种人黑手党”。2007年春节,普拉托政府发布禁令,禁止华侨华人举行舞龙游行活动——这是普拉托华人最重要的庆祝活动,此前一路绿灯。当地市政府多元文化事务委员会承认此举是为了“唤醒”华人团体,让他们知道“气氛已经变了”。

欧债危机后,2009年,受中右联盟支持的罗伯托琴尼在市长选举中获胜,终止了63年来普拉托市由中左派掌权的局面。他承諾會整顿普拉托华人区。

同年,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视察普拉托时说,普拉托移民人数已经超出了承受范围,意大利政府决定首先在普拉托市增兵,加大对华人的检查力度,把这座城市还给普拉托人。

自那时起,上百名警察、宪兵联合税警及相关监察部门,出动直升机对华人企业进行运动式、地毯式的检查,已成常态。2010年的一天,毛仁军在普拉托郊区亦住宅亦工厂的别墅里闯入了一群警察,当时他家里有九个工人,都是黑工。“我房子有后门,警察一敲门,我们从后门全都跑了,警察就数机器的位置、跑到楼上数床位,判断出来这里有十个人。”

作为企业主,毛仁军被抓到了警察局,被公诉后,他坐了一天监狱。“如果是非法居留,找个律师就可以抹平了,在监狱里关一天,永远有个犯罪记录,将来我们开厂就属于黑名单人物了”。

无休止地整体打黑使华人华侨企业进入寒冬。2010年上半年,普拉托倒闭的华人华侨企业达154家。

雪上加霜是2013年12月1日发生在普拉托工业区的一起火灾。这天清晨,工人做饭用的煤气炉没有关严实,火苗点燃了堆积如山的布料。7个工人无处逃亡,被烧死在大门紧锁的工厂里。事故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被称为“自二战结束后,意大利企业最为严重的惨案”。

意大利政府发文规定,工厂内禁止住宿和烹饪。这让华人企业的成本进一步上涨。不过敏感的温州人迅速找到了又一种商机——销售外卖盒饭的“打包公司”一下子火起来。

“这个人是我心目中的华侨代表,身家百万欧元吧”,一辆满载盒饭的自行车驶过,毛仁军指着蹬车的白背心秃头男子说,“我是1963年的,这老板比我还大几岁,前几年他花10万欧买下一个打包店,非常火,他现在还是非常地努力。他骑自行车送货,他家还有个卡车送货。”当然,打包店老板成功的关键在于运气好,没有被查过。

理论上毛仁军也可以借朋友的身份证另启灶炉——许多温州商人便如是操作,但背负“犯罪记录”这一事实在让他不痛快,他再也不想开工厂了。他在普拉托当起了黑车司机。

2013年12月1日,意大利普拉托一家华人服装工厂发生火灾,火灾导致7名华人死亡。摄:GIANNI ATTALMI/AFP
2013年12月1日,意大利普拉托一家华人服装工厂发生火灾,火灾导致7名华人死亡。

恐惧

4.5亿
意大利政府重启对2010年“华人洗钱案”的调查,新增287名普拉托华人涉案,涉嫌在2006年到2010年间,非法向中国汇款4.5亿欧元。

恐慌和悲观笼罩着普拉托的华人社会。身为华人移民代表,在意大利生活了40多年的张绍武从未感到生存环境像今天这样恶劣。

这几个月,意大利政府正重启对2010年“华人洗钱案”的调查,在逾千华人涉案的基础上,又新增287名普拉托的华人,他们涉嫌在2006年到2010年间,非法向中国汇款4.5亿欧元。

五年前的老案子被翻出来,多年前的灰色收入面临“清算”。当事人多是张绍武的朋友、普拉托经营有方的生意人,其中24个人被扣上了黑社会的帽子,很可能倾家荡产。

“这个案子让中国人产生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意大利没有法律,”张绍武说,“真正犯罪的人早都捞一把跑掉了,盯上的都是想在这里稳定生活的人。”

过去张绍武年年埋头做生意,差别只在收成多寡而已,而现在,“钱可能还没赚到,税务就跟来了。”

中国人似乎处在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下:

去银行存款,柜员不一定受理,还会问:你这钱怎么来的?刷信用卡,如果今年消费超过了收入,被查。去邮局汇款,汇多了,被查。华人花了30万买房子,被查:你这一个月签工单才这点,你的钱从哪里来的?说不出来,这房子就被查封了。2012年5月有华人结婚,婚礼现场,5辆法拉利欢天喜地开上了街,意大利的税务警察和宪兵跟了一路。

身为意大利籍的张绍武也未能幸免,“我长了张中国人的脸,一样查”。他意兴阑珊,什么生意也不想做了。

我代表中国人,我就是倒霉的。

意大利籍华人张绍武

普拉托治安的恶化也在逼近华人容忍底线。据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剔除无法统计的移民数量,2014年,普拉托平均每套华人住宅被盗次数约为1.66次。一位著名华人企业家采取了加固防盗门、不放现金等系列措施防盗,结果小偷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洗手间的下水管道堵住,拧开水龙头逃跑,致使房东家“水漫金山”。这以后,这位华人企业家会刻意在家里放上2000欧元,方便小偷安心取用。

“还有第二代啃老的问题,吸毒的问题,全意大利卖淫的,也是普拉托最多。”张绍武对端传媒记者表示。

普拉托佛堂门口,终日“夜莺”流连。普拉托华人天主堂的贾姓修女曾经试图劝说站街女“金盆洗手”。她来到河边,与一位衣着暴露的中年华人妇女交谈。劝了半天,对方反问:“你们不觉得生活单调吗?”这时“生意”来了,这位中年妇女一声“拜拜”后径直向招手的意大利老人奔去,修女赶紧问她的名字,对方抛下一句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我叫Christina!”

张绍武感觉自己夹在隙缝间:他认为应该对偷税漏税、非法黑工等犯罪现象采取强硬手段;但作为移民代表,又常有触犯了法律的中国人来托他求情,让意大利人不要对中国人查得太严。

“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遵纪守法。我代表中国人,我就是倒霉的”,张绍武说。他不愿再担任下一任的华人移民代表。

“这里不再是淘金的地方了”

普拉托的华人们正腹背受敌:一方面是意大利政府的打压,一方面是华人企业的同质化竞争。更直接的原因是,底层工人的收入正在直线下降,目前,没有居留权的中国工人基本只能领一千多的死工资——这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快递员的收入。

张绍武感觉普拉托的中国人开始减少。“很多人拿了居留,都回中国赚钱了。我的两个表弟以前在普拉托,五年前全部回温州了。”

“第二代很难打出一片天地。这里不再是淘金、实现梦想的地方了”,张绍武说。

李小余是生活在普拉托的第二代温州人。二十多年前,他的父母偷渡至此,后来靠辛勤劳作把7岁的李小余和他哥哥接了过来。李小余在工厂里长大,童年记忆是在平车、打边车、双针机和成堆的衣物里跑来跑去。他的父母前几年被同在欧洲的老乡狠狠骗了一笔,心灰意冷回了国。李小余不愿意重复父母的路,他会意大利语,工作范围也比父母广阔许多——他当过翻译,进过张绍武二儿子创办的北京旅行社,目前在工业区一家羊毛衫厂里担任管理层。

他今年25岁,已经有一个5岁的儿子。在同龄人中,早婚很常见。他的目标是挣够几百万,回国定居。但这个目标看上去遥遥无期——他目前领的只是平民阶层的薪水。况且,他不清楚自己能不能适应国内生活,一者,“我不会讨价还价,回国肯定会被人’杀猪’(指被店主漫天要价)”,二者,他对温州高企的物价水平感到乍舌,“我小舅舅结婚,一桌酒席花了一万六”。

“逃离普拉托”的思潮在弥散。一些拥有广泛人脉、定期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的两栖商人开始将产业向国内转移;也有不少人利用在普拉托习得的经验,四处打探海外淘金的第二站:近到周边的罗马、威尼斯、米兰,远到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哪怕已经成家立业、家底百万,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卷起铺盖打地铺到全新的地方从零开始——这是海外温州人的基本素质;也有新一代温商对普拉托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比如普拉托华人服装行业协会第一常务副会长陈富强。

陈富强是这里难得的温州城里人,1980年代起一直在温州、上海一带做服装生意。2000年,他把国内的事业放掉,来到意大利,以设计师身份从零开始。这些年他一度把名下公司拓展到五家,几经起衰,2014年初,他决心只保留一家,自创品牌“福迪卡”——这是一个融合了他、妻子和儿子名字的公司名。他誓要在“中国制造”和“意大利制造”间架起一座桥梁:“把普拉托发展为中国往外走的桥头堡,让中国服装走向世界。”

这样的雄心壮志背后,埋藏着种种不为人知的磨难。

“创业期,心理不够强大的话,很容易崩溃。”在普拉托工业区一间备有卡拉OK的餐厅包间里,这个难得不穿国外名牌而是自产“福迪卡”牌衬衫的温州人夹了一筷子温州麻油鸭,淡淡说道。

现在,胡文峰还宅在他普拉托“搭铺”来的屋子里。语言不通像个哑巴,他还不大习惯普拉托的生活——当然他原本就不应当奢望拥有“生活”。之前他在中餐馆当厨师,刚被炒了鱿鱼。他也不遗憾,反正这份一千欧元出头的工作也没什么吸引力。大多时候,他趴在床上,拿手机一集一集地看《火影忍者》,由着四岁的女儿满地跑。

他有过回家的闪念。但想起还欠了蛇头十几万,赶紧把自己拉回现实:“如果现在回国,丈母娘会杀了我的。”

他打算从下个月起,做一个勤劳的温州人。面朝缝纫机,没日没夜地干下去。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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