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无间道：他出卖的和出卖他的

沃尔夫冈· 施努尔（Wolfgang Schnur），也许是战后德国政治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人物，他曾是东德著名的维权律师，敢为政治犯做无罪辩护；同时他又活得很滋润，不仅没受过牢狱之灾，在两德各处都是座上宾。柏林墙倒塌后，他甚至差点成为民选总统。

然而一群前东德秘密警察的举报，使他从政治巅峰迅速坠落。

迟到25年的传记

柏林的索菲教堂是这座城市唯一幸存的巴洛克式教堂。前东德期间长年失修，如今这一带寸土寸金。教堂也得到修缮，成了举办活动的好场地。

6月底的一个傍晚，记者亚历山大·科比林斯基在这里发布他的新书：《被出卖的告密者》。同台讨论的是联邦斯塔西档案管理局负责人罗兰德· 杨。（注：斯塔西即前东德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

我至今还记得我是多么为自己的律师骄傲。

科比林斯基是位孱弱的中年人，由于身体不好，他朗读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艰涩：“1984年，我十九岁，因为发传单，在斯塔西看守所里已经关了几个星期。教会帮我找到施努尔做辩护律师。”科比林斯基出于“年轻人的执拗”，坚持要见律师，否则拒绝做口供。见到施努尔后，他开始抱怨关押条件。看守立刻打断并威胁了他。

律师施努尔“将他一米七的身体全部压在座椅扶手上”，大义凛然地呵斥看守：“听着，如果我现在不能和我的当事人不受干扰地谈话，我会建议他继续拒绝做口供！”

年轻的科比林斯基被维权律师的气场感动了：“好样的！这正是我对律师所期望的。在那么逼迫的环境里，听到这样的话感觉真好。多么有原则的言辞，就像施努尔在法庭上为我辩护时，面对检察官的慷慨陈词：‘一个政权如果对年轻人如此严密地控制和操纵，就不用为他们的反叛感到吃惊。’ 我至今还记得我是多么为自己的律师骄傲。”

不过，无罪辩护没有影响法庭判决，科比林斯基被判处两年监禁。两人原本再无交集。科比林斯基与其他人一样，在1990年才惊讶地从媒体得知施努尔的线人身份。二十多年后，两人在报摊前偶遇，他立刻听出了律师的声音，才突然明白“这段历史对自己而言并没有结束”，他要弄清一个人如何能在这种“背叛的世界”生活几十年。

科比林斯基向斯塔西档案管理局申请查阅了关于施努尔的39个档案夹，共一万两千多份文件（另有两个档案夹已缺失），加上对施努尔本人和众多当事人的多次采访，用近五年时间梳理了施努尔25年的线人生涯，在历史已将这位当年的政坛明星摒弃的时候，第一本施努尔的传记得以出版。

在档案中，科比林斯基看到了自己当年不知道的事：施努尔将科比林斯基的日记提供给检察机关，于是他14岁时写在日记里的话，成为他“敌对国家”的证明。科比林斯基的好友告诉施努尔，西德电视台制作了关于科比林斯基等年轻人入狱的节目，在斯塔西指令下，施努尔以律师的身份找到记者，声称节目播出将对当事人不利，说服电视台撤回了播出节目的计划。

“施努尔为什么答应你的采访，配合写这本书呢？”讲座结束后，端传媒记者问科比林斯基。他沉思着回答：“你看这个人的一生，他是个多么需要别人关注、重视的人。他当然明白这本书不会给他的声誉带来好处，但他更不能忍受的是被抛弃、被忽略。”

母亲的弃儿

沃尔夫冈·施努尔被自己的生母抛弃过两次。

1944年他出生后便被遗弃在医院里。两岁时，他被一对贫苦的农民收养。施努尔声称，他的生母因有犹太血统不得不逃匿，父亲“施努尔医生”则因为不愿背叛妻子而被纳粹迫害致死。在东德，政权强调共产党的反法西斯历史，所以“被纳粹迫害”往往是光荣的经历。然而施努尔的这段身世无法考证，全凭他的自述。我们现在能查到的是，他的母亲一生未婚，两次产子都遗弃了婴儿，以帮佣为生。

战后她搬到了西德。1961年，十七岁的钳工学徒施努尔打听到生母的消息，这个东德乡下青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在柏林墙开工前八天穿过边界，辗转来到西德母亲的门前。然而母亲连门槛都没让他跨进去，立刻把他送到西德的青少年管教院。

我感到终于被人接纳了， 也不觉得这与我的人生追求有什么冲突，一切顺理成章。

一年后，施努尔决定回到东德养母身边。因为害怕越过边境后会被抓起来，他向东边的民主德国申请避难。东德修建柏林墙是要阻止大批人口逃往西德，施努尔这个有悖常理的做法令人怀疑。他回去后积极表现，是自由德国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又向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写了入党申请——该党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组成。可是他在工作求学上处处碰壁。

他的雄心引起了斯塔西的注意。1965年，斯塔西与他签了正式合同。施努尔的化名叫“托尔斯腾”，开始“侦察工作”。多年后他坦白地说， “没有人拿枪逼着他”—— “我感到终于被人接纳了， 也不觉得这与我的人生追求有什么冲突，一切顺理成章。”

线人／律师

成为线人不久，施努尔和从西德来度假的漂亮女孩陷入爱河。他向上级详细报告两人的交往。根据解冻的档案记录，斯塔西给他如下指示：“线人的任务是巩固两人的关系。为达到这个目的，线人的任务是邀请她参加舞会和散步。”

当时一些西德学生积极帮助东德居民“非法离境”，斯塔西非常希望掌握这个网络的情况。施努尔卖力地从姑娘那里套取信息，骗她说自己想逃走，但是没能获得实质性的情报，这段露水情缘不了了之。不过施努尔向斯塔西证明了自己可以出卖亲友的“过人”素质。

接下来他的任务是打入教会。东德教会的地位和影响非常特殊。战后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0%，起初在苏联影响下，当局对教会进行严密打压。斯大林死后，东德政权与教会的关系略有缓和。教会相对独立的地位为当时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空间，同时也成了秘密警察最关注的地方。

最为斯塔西忌讳的是教会的青年工作。东德实行强制兵役制，但一些青年出于宗教或政治理念，拒绝使用武器。在教会的协调下，他们选择服特殊兵役——在工地劳动的“建筑兵”，这段经历意味着他们日后会被另眼相看。对国家机器而言，这些“后进青年”需要严密监视。

施努尔通过在教会的活动认识了第一任妻子。婚后，他成为热心的基督徒，积极参与教会事务。一转身，又“一个逗号都不落”地将信息汇报给斯塔西。对待家庭也一样，他设计从岳母那里套话，打听“叛逃”到西德的妻舅。作为对他工作的回报，斯塔西帮助他获得了函授学习法律的机会。

1972年，施努尔毕业，加入当地“集体律师事务所”。他的法律背景也令教会对他更加重视：为了让他能自由选择当事人，民主德国基督教联合会积极替他申请“独立律师”资格；这正中斯塔西下怀，于是他们暗地打通司法部。就像一个黑色幽默，在教会和斯塔西的共同努力下，施努尔成了不受“集体律所”领导控制的独立律师，东德500多名律师中只有12人享受这样的特许。

“只能这么做”

出卖朋友和当事人的信息是为了他们好。

施努尔几十年如一日地观察和探听“敌对势力”，并随时向斯塔西上级汇报。多年后，施努尔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做”,“出卖朋友和当事人的信息是为了他们好”。但档案记录显示，他不仅总是百分之百执行指令，还夸张地表现出超出要求的主动性。

一位神职人员视施努尔为好友，在聊天中谈到打算对士兵和“建筑兵 ”做问卷调查。具体内容施努尔并不了解，但他立刻建议斯塔西逮捕此人。斯塔西没有采纳，而是让他通过这位朋友了解更多“建筑兵”的情况。于是利用在朋友家住宿的机会，他绘制了详细的“地形图”交给斯塔西，把所有放文件的柜子和上锁的地方悉数标出。这实在令秘密警察大喜过望，大大方便了所谓的“阴谋搜查”——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偷偷潜入民宅。施努尔的突出表现使他获得“国家人民军忠诚奖”银质勋章。他在线人生涯中一共获得了三十多枚勋章，最后一次是在1989年。

当年的异见人士罗兰德·杨也曾将施努尔视为朋友。1982年，杨被捕，罪名是“蔑视民主德国”和“不尊重国家象征”。第一条是因为他拍了张自己戴着口罩的照片，上面写着“剥夺教育权”。第二条则是由于他在自行车上插了面波兰国旗，上书“团结波兰人民”，以示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

对东德政权来说，处理这样的“刺头”，最好是把他驱逐出境，这样就消除了他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影响。杨却宁可选择坐牢。于是官方对他进行“攻心战”，拿出小女儿的照片：“想想吧，等你出来，这孩子得多大了？”

杨的律师施努尔得到斯塔西的指令，从朋友的角度做工作：“为了你的女儿，走吧，不然他们会让你们都活不好的。离开对你来说真的是最好的路。”

在西方舆论强大的压力下，杨被假释。不久房管局通知他去一趟。那里等待他的却是秘密警察，他们将他强行塞上开往西德的列车。

客观地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在那样的压力下，与他见面给我很大的慰藉。他是我心灵上的安慰者，精神上的支持者。

三十多年后，杨已是联邦斯塔西档案管理局负责人。这个机构负责修复和管理斯塔西档案，并依法向公众开放。杨从人性的复杂性来谈他当年的律师朋友：“客观地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在那样的压力下，与他见面给我很大的慰藉。他是我心灵上的安慰者，精神上的支持者。”

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未来的总理！

斯塔西帮助施努尔实现了种种对奢侈生活的向往。70年代，他就驾驶西德的进口轿车疾驶在东德灰扑扑的街道上，后来更开上了奔驰，享受着路人诧异的注视。

随着人脉的扩展，施努尔的财源也更广了。除了收斯塔西和东德教会的钱，西德的宗教以及律师组织也乐意资助他在东德的“法律援助工作”。施努尔向他们暗示，与民主德国马克相比，自己更偏爱资本主义德国的“硬”马克，于是他在西柏林拥有多个账户，每接一个政治案，就有钱财进账。

施努尔接近权力的渴望超乎一切。他很快成为西德驻东柏林常驻代表处的座上客。 在给斯塔西的报告中，他近乎炫耀地列举了自己受到各种西边大人物的恭维。施努尔强调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以服务教会为己任，不会离开民主德国。另一方面，斯塔西“同志”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他，对他进行严密地监听和跟踪，时不时还秘密关个两天，威胁教训。

到了80年代末，东德政权风雨飘摇，施努尔开始做好下一步准备。1987年，施努尔受邀去西德首都波恩访问，会见内政部副部长。回家后，施努尔向斯塔西介绍自己如何受到赞赏，并称副部长承诺，如果他“遇到危险的情况，（西德政府）会提供必要的保护”。

1989年，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大势已去，施努尔参与创建了政治团体 “民主启蒙”， 并被推选为主席。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宗教界、知识界及各党派代表多次举行圆桌会议，决定修订新的宪法，遣散斯塔西，并于1990年举行大选。施努尔作为民主启蒙党代表参加了会议，坚决要求解散斯塔西，并阻止秘密警察继续销毁档案。他还亲自参与了接管斯塔西在莱比锡市办公大楼的过程。

他的口才和维权律师的光环将他推向政坛的高峰。民主启蒙党与其它一些党派结成“德国联盟“，成为大选最大的热门。该党推举施努尔为总理候选人。在马不停蹄的竞选活动中，西德总理科尔亲自到场支持。

四十五岁的施努尔面对十几万人的欢呼和掌声意气风发地大喊：“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未来的总理！”

被出卖的告密者

不过秘密警察可不这么想，一封封匿名信寄到报社和政治人物手上，揭发他的线人经历。施努尔确信斯塔西“已经将他的档案销毁”的承诺，矢口否认。然而就在选举前两个星期，施努尔的斯塔西档案“很偶然地”混在其它文件中，被交给罗斯托克市接管斯塔西的公民委员会。

施努尔终于被打垮了，他身心憔悴，住进医院。1990年3月14日，他发表书面声明，辞去民主启蒙党主席一职。四天后的大选中，该党惨败，只获得0.9%的选票。

施努尔入院后，杨去看望他。他拉着杨的手问：“罗兰德，你是相信我的，对吗？”杨忠厚地承诺：“沃尔夫冈，我永远相信你。”

施努尔不明白，把他当做朋友的人被他伤害，而害惨他的却是与他一样的人：从揭密者对斯塔西档案的掌握程度可以推断，正是他的前秘密警察“同志”告发了他。他成了一个“被出卖的告密者”。

多年后杨成为斯塔西档案管理局负责人，又联系了当年的朋友，问他为什么没有在东德垮台后主动承认线人历史，施努尔诧异地回答：“怎么可能？ 这会让多少人失望？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施努尔的倒下的确让一位物理博士毕业的姑娘大失所望。她的父亲与施努尔交情甚密，1990年初，施努尔任命这位姑娘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将她扶上政治舞台。但这个年轻女子的政治生涯还未开始，就有结束的危险：丑闻公开后，她必须独自面对记者的狂轰滥炸。然而她挺了过来，残酷的政治给了她最好的培训，她才是真正未来的德国总理: 安吉拉· 默克尔。

罪与罚？

柏林的夏天美好而短暂，来索菲教堂讨论的人实在不能算少。但他们大多已经有了白发，很多人是施努尔曾经的伙伴、教友、当事人，或者是当年和平抗议活动的积极行动者。令他们至今忿忿的是，统一之后，西德政府出于减少社会动荡的政治考虑，希望历史尽快翻篇。当年直接参与压迫异见人士的前东德官员只有极少数受到法律惩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赶在合并前给自己弄了律师证，做起生意来。

相较而言，施努尔受到的惩罚较重。1990 年代，柏林高等法院撤销了他的律师执业资格，理由是“违反人性和法治的原则”。接着他因出卖当事人而被判处一年监禁，缓期执行。

施努尔的出卖行为到底给多少人带来多少损害？这是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他负责“侦察”的人已经被斯塔西监视。为了保护他的线人身份，很多情况下他汇报的细节材料也未被明目张胆地用做惩罚依据。

最重要的的确是记录和了解历史的真相，而不是惩罚具体的人。

“施努尔以前来柏林，常到索菲教堂与我一起祷告、谈心”，索菲教堂当年的牧师说，“谁知他紧接着就把谈话内容汇报给斯塔西了？政治上的背叛可以原谅，可是对朋友的出卖、对价值观的背叛，这个过错该怎么算呢？”

“最重要的的确是记录和了解历史的真相，而不是惩罚具体的人。”杨对记者说，“这也正是斯塔西档案管理局存在的意义。”

“施努尔现在怎样？”有人突然问。科比林斯基介绍说，他试图做生意，却落得债台高筑。现在已经病入膏肓，靠救济金生活。于是人们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