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早晨，17岁的巫馥容醒来，直到得知林冠华死讯之前，她都以为这天不过是726冲教育部行动后，被爸妈下禁足令的第4个寻常日子。
想起和大林的运动情谊她又哭又笑，这天是林冠华的20岁生日，他似乎早前就决定让这天不再寻常。从庄敬高职休学、担任北区高校反课纲联盟（北高盟）发言人的林冠华，在726深夜和巫馥容等33名学生冲进教育部长办公室，以2万元交保后，选择在7月30日生日当天烧炭自杀。
经由民进党立委批露的 Line 通讯记录显示，为了挡下8月1日上路的高中历史新课纲，林冠华早前和伙伴说自己想到比罢课更有建设性的方法，“我要让媒体舆论疯狂燃烧”。
舆论的确疯狂燃烧了，连夜都沸腾。7月30日晚上9点开始，约有千人带着白玫瑰在教育部前悼念林冠华，要求教育部长吴思华于1点前出面回应。
凌晨1点30分整，高中生开始骚动，冲向教育部正门口，他们推歪了拒马，铺上棉被，500人踩着带刺的拒马进入教育部外庭院静坐，要求部长吴思华下台。“我们不要会把我们变成中国人的课纲！”一个拿着大声公的高中生激情高呼。 高中生冲击教育部的过程中，墙内的警察几乎没有制止，任凭学生占领院子。台北市长柯文哲下令除非学生有过激行动，否则不驱离、不抓人。他更讥讽当时迟迟不出面的吴思华，“当打手也要勇敢一点”，“躲在那里，学生不会散掉的”。
面对即将上路却挡不下的“103课纲”，高中生一次次扬言升级行动，却都无效。725数百人“包围教育部”的隔日，33名高中生在深夜翻墙冲进教育部长办公室，连同3名记者都遭到逮捕提告。舆论还在哗然之余，林冠华的悲剧就在众人措手不及下发生。
程序及内容皆有争议的新课纲
历史新课纲原订8月1日上路。没有人想到在5月1日台中一中学生开出第一炮后，这场以高中生为主体的“反黑箱课纲”运动，会在短短3个月演变得如此激化。
这次的反课纲运动要追溯到2014年。
为了配合当时上路的12年国民教育政策，教育部在2月表决，将于2015年8月1日实行高中社会科新课纲。这个名为103课纲（民国103年）的版本，是教育部在1999年后实行“一纲多本”政策以来第5个版本的课纲。“一纲多本”政策松绑了向来由国家编订教科书版本的做法，允许民间出版社自行编写课本供学校选用，但编写仍需要依照教育部订定的“课程纲要”。
这次被“微调”的历史、地理、公民三科中，以历史科被质疑重新巩固大中华史观的“去台湾化”最受争议。
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窈接受《端》访问时指出，课纲并非仅教育部所说的“23%微调”，其背后牵涉马政府主张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史观，让根据新课纲调整的教科书字数调整达六成之多，内容无法估算百分比。另一方面，主导这次历史课纲微调的“检核小组”，是由知名统派学者世新哲学系教授王晓波、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等人主导，他们被批评不具备历史专业。
“这不是史观之争，这是检核小组反专业的特定史观 vs. 专业。如果把历史专业讲成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史观争论，就是将历史去学科化，那我们的训练在哪里？”周婉窈强调。
2014年，由台湾史学者、数个关心教育的公民团体，及高中公民教师组织组成了“反黑箱课纲行动联盟”。今年2月，台湾人权促进会（简称台权会）以教育部拒绝提供委员会名单而提出行政诉讼，高等行政法院在一审判决教育部违反《政府资讯公开法》，让一度没有动能的抗争，瞬间找到了“反黑箱”的着力点。
5月1日，台中一中异议性社团“苹果树公社”首先发难，在百年校庆中举布条抗议新课纲，经由媒体报导后慢慢发酵，接着新竹中学发起超过700人的连署，新北市中和高中、台北市建国中学接连发声，5月中桃园学生组织发起一场游行。到了5月底，共计引发全台227所高中职学校跟进，纷纷成立脸书的粉丝专页，在网路上串联、连署，透过即时通讯软体联系组织。
“像是一锅水煮很久，突然间沸点到了，”苹果树公社社长陈建勋形容。课纲议题从去年初就有不少高中生开始关心，因此教育部在程序瑕疵被判败诉后，苹果树公社打出“反黑箱课纲”的诉求，马上引起高度共鸣。
接着北部、桃竹苗、台中嘉义、高雄、台南、宜兰等高中开始以区域为单位整合，也试着跨区合作，隐隐形成学潮。虽然227个高中职粉丝专页，不代表实际动员，但仍有不少学生从键盘行动走入实体，在校园举办座谈会、肥皂箱演讲，或者在学校放学时在校门口发传单，他们把这样的宣传行动称为“第八节课”。
全台高中生以“反黑箱”及“反洗脑”的诉求迅速串连，要求教育部“撤回课纲”，但无论是抗议、举办街头短讲、泼漆、冲撞等软硬兼施的行动，都无法得到教育部长吴思华正面对话。6月5日吴思华宣布新旧课纲并陈，争议不列入考题，但高中生以“出版社早就印好新课本，坊间根本没有旧课本，而且大多数学校已经选好下学期课本”为由拒绝接受。
文化主体的优先顺位
事实上在台湾，本土化浪潮伴随着民主转型到来，历史教科书争议存在已久。从1996年李登辉当选台湾第一任民选总统后，国中课本加入《认识台湾》地理篇、历史篇、公民篇，试图建立本土认同开始，两种认同拉扯带来的焦虑，纷扰没间断过。
今年1月，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创下60.6%新高，中国人认同的比例仅3.5%，以及台湾中国双重认同的32.5%都创下新低。多年来台湾人认同呈现稳定成长的趋势，让长年努力促成两岸统一的王晓波、张亚中等学者，都对媒体表达过焦虑。
2008年马政府上任后，两人便强力主导历史课纲修改工程，重建符合宪法的史观，以期“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张亚中也是洪秀柱“一中同表”主张的重要旗手，为两岸统合提供论述。“我觉得课纲还调得太少，”洪秀柱如此对媒体回应。
“1947年12月25日是中华民国行宪日，历史先于宪法，我不懂历史为何要合乎宪法？”7月23日冲击教育部后撰文《黑箱‧异端‧互相洗脑？轮流洗脑？》的作家张大春说，但话锋一转他认为，真正问题出在政府的颟顸及资讯不愿公开的黑箱作业，“以课纲微调的字面内容来看，反课纲阵营宣称的大中华意识形态洗脑是过度夸大。”
周婉窈教授则在文章《解构台湾史课纲所谓十七项“争议”──根本是假议题，不要跟着起舞》指出，以现代史学界的进步观点来看，“课纲撰写原则应当是：简明、开放，不下结论；文字须用描述性语言，不做“价值判断”或“历史论断”。因此“殖民”和“光复”等用词不符合此原则。
历史教师深耕联盟陈燕琪老师强调，反对课纲不是要“去大中华化”，“我们认为台湾文化是多元的，中华文化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同时也被原住民、南岛语系的海洋文化、日本等文化影响，重点是要让学生思考。”
被操控的政治工具？后太阳花的公民意识下渗
无论孰是孰非，台湾民主化20年来，历史教科书是建构国族认同工程的兵家必争之地，从来都是“大人”的战争，高中生却在此时加入战局，成为真正的主角，让这个议题在本质上起了微妙变化。
“高中生出来反课纲根本就是民进党教唆的，”7月19日国民党全代会场外，一位国民党支持者气愤的说。林冠华自杀之后，国民党的第一反应是文传会主委林奕华出面指控民进党把学生推上第一线，才会发生这种憾事。
“如果觉得民进党捐1495元资助买伞的费用，就可以收买我们，也太看不起高中生了，”北职盟总召巫馥容说。
然而高中历史课纲争议行之有年，为何高中生在此时站出来？
“我真的吓一跳，比你还好奇，”2009年被找进高中历史课纲修订委员会，便不间断关切课纲议题的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窈，回想一路鲜有呼应的呐喊，高中生的窜出让她为之一振，“我从没期待高中生要站出来，过去都觉得是我们的责任，虽然这的确和他们息息相关。”周婉窈也观察到这批高中生相当自主，只个别找她演讲，与其他公民团体的互动也都保持一定距离。
“高中生其实不会主动找我们帮忙，”人本教育基金会的秘书林郁璇说，“他们主体性很强。”
这一波高中生站出来有迹可循，有旧社运脉络，也有素人。台南一中公民老师，公民教师行动联盟成员郭复齐老师认为，一是去年太阳花运动的影响，二是网路让抗争的集结成本降低，让跨校跨域容易串连，效应也容易被过度放大，而成了这场学潮最鲜明的时代特性。
“我等这场高中生学运等很久了，”18岁，龙潭高中应届毕业生游腾杰，2012年国三时投入反12年国教运动后，流连在台北社运圈，去年回家乡组织桃园航空城的抗争，是个有经验的运动者，不管是泼漆、冲撞，背了三条案子的他，是这次运动中能见度很高的“冲组”。
“冲撞后的正负评价一定会有，但议题能见度变高我们目的就达成了，”对于冲撞的争议和法律责任游腾杰了然于胸，他认为自己是尊重法律但不遵守法律的“公民不服从”。
“以前搞运动，就一直希望有同年纪的高中生出来，一起对抗这个政府，现在我觉得找到了同温层。”他语带兴奋。
真正感到这次属于自己主场的，还有北职盟的总召巫馥容。去年3月太阳花运动发生时，她还只是被打工的饮料店调去立法院附近支援的工读生，“当时每天摇饮料摇得很不爽，觉得来抗议的人都是神经病，”巫馥容刻意不使用太阳花学运，而是以318占领立院行动来定义去年的台北之春。
当时好奇的她决定到现场探探究竟，就一头栽进社运场域，在太阳花后兴起的小组织担任志工。也在中一中学生的行动后，成立了南强高工的粉丝专页，最后成了北职盟的总召。
像巫馥容这样的高职生不少，林冠华也是。在台湾100%大学升学率的结构下，他们过去相对边缘，和台湾过往以明星大学异议社团为主流的社运脉络很不一样。
由于太阳花运动庞大的场域及人力需求，让许多高中、职生到现场参与后成了志工，进而在运动结束后继续参与不同组织，譬如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割阑尾运动，累积实务经验，因此在这次反课纲运动成了组织里的重要角色，而且不局限明星学校。
18岁，台北市中仑高中的应届毕业生邹米妮又是另一种素人类型。从不是学校风云人物的她，像海草上的水泡，安静的长成，因为一次海流而冒出水面。
采访时她慎重的拿出一本整齐字迹的笔记本，像是珍藏的葵花宝典，“这是我去年开始参加各种座谈和读书笔记。”16岁只身从桃园到台北念书，邹米妮利用高中三年尽情参与台北才有的各式沙龙及座谈，认识许多大学生及社运工作者，在太阳花及割阑尾运动担任志工，“那是我的社运观察期。”直到这次，邹米妮认为时机成熟，议题也是自己真正关心，便决定投入，希望能唤起中仑高中同学的公民意识。
她根据酝酿已久的社运观察期经验，在校园组织、办讲座、和校方沟通…培力十来个理念相近和高度信任感的学弟妹，选择性的和北高盟及公民团体合作，已保有高度自主性。更打算在运动后慢慢转型，成立异议性社团，让学弟妹传承下去。
“他们也会想有自己的“帆廷”（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和陈为廷），属于自己的占领。”2008年野草莓运动发起人之一张之豪观察。野草莓运动以大学生、研究生为主，当时像陈为廷那样的高中生在运动现场其实不多，也只在边缘参与不深，但这个现象到了太阳花又有很大拓展，“台湾的公民意识下渗到高中生，”张之豪说。
无论是与政治团体、公民团体的关系、运动伦理、组织经验与实践，台湾社运模式发展至今益发成熟。张之豪认为每个运动无论成功与否，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及知识资产，让后者传承及模仿，而能让运动快速成形。
不认同中国=天然独？
但一场跨校甚至跨区的运动整合不易，内部分歧还是不断。除了730悼念林冠华的集会外，其他的动员成果都不理想，组织间协调不佳，运动一直无法突破瓶颈。
游腾杰看到的是高中生没有组织经验，五六月运动初期又遇上段考，压缩参与运动时间，造成伙伴间彼此的不信任及不谅解，还不成熟很正常。另一方面，在运动策略上要“反黑箱”还是“反内容”，行动要保守还是激进，是反课纲运动内部最大的辩论，同时也折射出台湾高中生幽微的认同。
“太阳花之后，大家听到“黑箱”就兴奋了，现在反课纲的直接对象是国民党，其实是顺风车，”一位不愿具名的高中生认为，这场运动中“反内容”的独派声音比较大声，相应支援的公民团体也都是独派，但事实上参与的高中生不一定是独派，也有人认同中华民国。
“这份课纲到底有多去台湾化，大家看法是有歧异的，我们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但教育部的程序粗糙被判败诉，修改课纲的人非历史专业，这些都让我们认为必须反对，”这位同学说。
北高盟总召，建国中学三年级的朱震坦承，由于太多争议，现在运动策略是反程序和反内容并行。因为内容牵涉到认同问题很复杂，不见得能快速换起高中生共鸣，一开始的确希望主打黑箱，“我们需要快速得到支持。”
对他来说无论是“明郑”或“郑氏”、“日据”或“日治”，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来看都不无道理，“我两方都理解，但老实说改成哪个我都没有强烈感觉，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但一开始就主张反内容的中仑高中的邹米妮想法则不同，她认为程序问题不是议题的本质，若下次教育部程序正当，高中生的态度是什么？“课纲问题本来就是政治问题，本质上就是统独问题，不愿面对内容的争议就是去政治化。”
积极参与南区高中整合，个人意识形态是支持台独的台南一中应届毕业生赵振辰则认为，现在即使认同中华民国的同学，也都是中华民国独，中华民国统的已经很少，“做运动时会讨论怎么样对运动比较好，我不在意是否和自己意识形态吻合。哪个认同都没有对错，但民主程序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高点，就是好的切入点。”
对于外界普遍认为，太阳花后台独已逐渐去污名化，年轻人渐渐不再避谈统独，“其实组织里面大家不大谈这个，和社会气氛还是有关，”游腾杰坦承一开始许多人跟风加入运动，真正留下来的不多，但是愿意面对自身的认同，“台独和华独(中华民国独立)的比例，大约九比一。”
台湾历史教育的本质焦虑
在某次抗议现场，我问一位和平高中的女学生为何出来反课纲？「因为程序黑箱，内容大中国，」她不很肯定，羞涩的说。
我问她不能接受内容的大中国是什么？她有点紧张，一时间有点说不上来，然后像是找到一根浮木救援，「我们的第一高峰不是喜马拉雅山是玉山，首都是台北不是南京。」
王晓波等学者的历史合宪论主张，对台湾年轻人最直观的反应，可能无关乎意识形态，而是不符合生活现实。或许和哪个政党执政已经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意识中国，意识他者，才会开始追问自己是谁。
「课纲真的可以洗脑吗？」张大春质疑，「如果真的可以，就不会有这些事了。」
只是对台湾高中生来说，「知道我不是谁」，到「知道我是谁」的中间，还有一段旅程要探索。台湾和中国已经厘清，但台湾和中华民国的关系是什么？历史教育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关系又是什么？
19岁，在加拿大念大学的刘承寰告诉我，「王晓波可以认同中国，但是不要把这个认同强加在我身上。我不要大中华史观，也不要台独史观，我只要陈述事实，让我可以自己判断的历史课本。」
每个时代有能力开创新局的，往往都是熟知历史，有想像力重新诠释历史，又具备勇气穿越历史限制之人。由于没有国家共识，对张大春而言，台湾人的历史感是一片废墟，是一种绝决的断根，是文化优势的弃让。
但对这些反课纲的高中生来说，或许是所有启蒙之初都必经的疑惑，「我们反对中国认同、大中华文化的课纲，但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台湾认同、台湾文化的课纲？我要再想想。」台南一中赵振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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