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狼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3日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布动态称，以色列与伊朗已就“全面彻底停火”达成一致——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停火。不到一小时，德黑兰就再度遭到以色列的轰炸，以伊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以色列国防部长甚至下令对德黑兰进行“猛烈打击”。最终，是在24日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坚定而直接”的通话后，“和平”才在不知何时又会破灭的怀疑中生涩到来。
伊朗人权活动组织（HRANA）报告，经过这一整周的冲突，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造成千余人死亡，近4500人受伤。而在以色列，据报29人因伊朗的导弹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
“（他们）一个将以屠杀儿童而臭名昭著的政权美化为‘救世主’，另一个则借‘保卫国土’之名掩盖伊斯兰共和国的压迫面目。”伊朗作家协会如此抨击以色列与伊朗。
在这场以色列、伊朗、与美国相互交缠的角力中，伊朗人成为双重压迫的牺牲品。“他们既是自己国家的敌人，也是敌人眼中的敌人”，有人这样表达担忧。
内外交困的双重压迫
在经济困难中挣扎，在高压政治中苛求自由，在准战争背景下找寻生机。
伊朗人的苦难并非始于这场战争。长期以来，伊朗国内经济困顿、政治高压、社会不公早已让民众不堪重负。
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持续制裁与经济封锁，使伊朗经济陷入困境，货币贬值严重，通货急剧膨胀，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物价飞涨，食品、医疗、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变得日益困难，尤其是在青年和中下层民众中，失业率和贫困率持续攀升。
然而，更令人绝望的，是这种经济危机背后的国内体制问题。
尽管民众为了体面的生活苦苦挣扎，伊朗政权却将巨额资源投入到海外代理武装的培养与地区影响力的扩张中。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阿萨德政府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都（曾）被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代理人，他们的军事活动和政治影响被视为保护伊朗战略利益的工具。
这一政策不仅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更在国际社会中加剧了伊朗的孤立，使制裁和经济压力进一步加剧。而随着哈马斯与真主党势力被以色列大幅削弱，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又在2024年倒台，伊朗政府的投入称得上血本无归。
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社会环境也因政权的高压统治而日趋紧张。言论自由严重受限，新闻媒体被严格控制，异见人士和活动家频繁遭到逮捕、监禁乃至酷刑。女性在法律与公共生活中的诸多限制更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激起强烈的反抗。
2022年，库尔德女性吉娜·阿米尼（Jina Amini）因未正确佩戴头巾被逮捕并死亡，点燃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浪潮，引发“女人、生命、自由”（库尔德语：Jin, Jîyan, Azadî）运动。这场运动虽被政权镇压，却不可逆转地撼动了伊朗社会的政治基础。
伊朗内部的民族矛盾，在“女人、生命、自由”运动的交叉性中也有经典表现。运动的最初，阿米尼的名字一直被呈现为她被迫登记的官方名字，“马赫萨”（Mahsa），但伊朗少数民族在生活中使用与官方登记不同的“本名”——许多库尔德活动家建议在运动中恢复使用其库尔德语本名“吉娜”，以摆脱另一种民族压迫。
又如“女人、生命、自由”的口号源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Kurdistan, PKK）发起的库尔德女性解放运动，该运动反对殖民压迫、资本主义与父权社会。然而在伊朗的运动中，该口号的库尔德起源被忽视，人们淡化了系统与结构对少数族群的压迫。这恰恰被视为对库尔德运动成果的盗用。
正如来自伊朗西部城市马哈巴德（Mahabad）库尔德活动家Zagros表示，“伊朗（民族主义）反对派竭力忽视民族认同问题，并企图向国际社会展示，伊朗唯一的问题就是以‘头巾’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压迫。”
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伊朗政权的稳定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上的困顿使普通民众生活艰难，而社会政治上的高压使得民众的愤怒无处释放。政权一方面竭力维护自身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外军事冒险转移国内矛盾，试图利用地区冲突来营造“民族团结”的假象。
而随着与以色列冲突的爆发，伊朗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
伊朗政府对外宣称抗击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保卫国家主权”，但战争带来的不仅是军事压力，更是对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空袭破坏了基础设施，民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对内加紧安全管控，以“防范间谍与颠覆”为由，大规模逮捕异见分子、活动家及普通民众，社交媒体的审查与网络封锁变得更加严苛。
在以色列空袭来临后，伊朗民众成为了伊朗政权的挡箭牌，却无法获得来自政权的安全保护，甚至陷入可能被当成“间谍”来抓捕的忧虑中。
在经济困难中挣扎，在高压政治中苛求自由，在准战争背景下找寻生机——这成为当代伊朗社会最深刻的矛盾写照。
“我敌人的敌人不是我的朋友”
对许多伊朗人来说，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着压迫、腐败与道德伪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纳一个靠导弹轰炸换来的“新秩序”。
在这场战争中，伊朗人展现出高度复杂、多元、甚至矛盾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广的一条德黑兰涂鸦或许最能说明问题：“我敌人的敌人不是我的朋友。不要伊斯兰主义！不要锡安主义！”
这句口号表达了一种极致的历史疲惫感。
对许多伊朗人来说，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着压迫、腐败与道德伪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纳一个靠导弹轰炸换来的“新秩序”。
伊朗阿塞拜疆裔中东研究学者Azad，在英国参加学术会议后，因轰炸而无法返回伊朗。他向端传媒表示：“我们不喜欢这个压迫人民的神权政府，但我们也不希望由外部势力、殖民者帮我们推翻它。这是伊朗人的内政，我们不愿意在外部干预下成为牺牲品。”
Azad代表着伊朗国内民族主义改革派的观点，他们既反对政权，也反对外部入侵，主张由内部变革达成政治转型。他指出，许多伊朗知识分子对以色列行动的“正义叙事”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看到以色列持续轰炸加沙的同时：“这是一次失败的外部干预尝试，政权并未崩溃，反而借战争加强了国内掌控，促进了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
Azad则强烈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认为这是过去两年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真主党成功而导致的膨胀心态：“他们认为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打击伊朗——击杀军事领袖与核科学家。但伊朗与自己扶植的代理人不同，它是一个主权国家，有着9000万人口，一个军事领袖死了，还有无数人能够替补上去。它能将所有‘为国捐躯’的人都塑造成英雄，就像它对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做的那样。”
他认为西方国家未能准确判断伊朗社会的复杂性，错误地以为像叙利亚、伊拉克那样的“空袭—崩溃—重建”模式可以在伊朗复制。
不过，在伊朗社会中，也存在着激进的反对派，他们以部分少数族裔与海外侨民社区为代表，支持以任何形式压垮现有伊斯兰政权的机会。
Zagros就是这样一位现居法国的伊朗库尔德人，他将这场冲突视为打破体制稳定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伊朗边缘族群长期遭受系统性压迫的背景下：“以色列的空袭不针对平民设施，虽然带来了一点平民伤亡，但它主要摧毁了伊朗政权赖以镇压少数族群的军事设施，这是一种平衡力量的机会。”
Zagros坦言：“我个人对以色列迄今为止的行动感到满意，我们支持一切削弱政权镇压机器的行为。”他清楚地指出，伊朗主流的反对派——即便反政权——常常无法接受库尔德人或俾路支人拥有真正的自治或主权。他感叹，“他们口口声声要推翻独裁，却对边缘民族的诉求视若无睹。”
而伊朗政权对于社会舆论的控制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立场之间的矛盾。HRANA指出，截至停火前的12天冲突高峰期，全国因“线上言论”被逮捕者已达286人，另有537人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拘留。在许多案例中，仅因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转发“反战”涂鸦或在X上写下“以色列并非唯一的敌人”，就被政府控为“宣扬西方宣传”、“为敌对国家摇旗呐喊”。
“支持和平”的声音被扣上“支持以色列”的帽子，对于“独裁政权根基动摇”的喜悦则被认为是“通敌”。“就在上周，一个伊朗人将我称为‘（以色列）雇佣兵，就因为我不认同他们的观点，”Zagros抱怨道，“在库尔德地区，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罢工，抗议政府对于库尔德人滥用权力，但波斯人罢工的却很少，他们与我们关心的议题截然不同。”
Zagros指的是伊朗政府对于少数民族与以色列合谋的武断指控。政权将一些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聚居的边缘省份视为“敏感区域”，军警封锁了边境与省际通道，并对所有试图出城的人员进行盘查。在马哈巴德、克尔曼沙赫等城市，许多家庭在夜间突然遭到搜查，理由是“怀疑与敌对武装合作”或“协助间谍组织”。
Zagros坦言：“在我的城市，许多人被诬陷与库尔德政党或摩萨德合作，局势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因为政府担心库尔德解放运动会卷土重来。我的家人目前还算安全，但他们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心理创伤，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在40年前就经历过这种情况，那时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Iranian Kurdistan）与伊朗库尔德斯坦的科马拉党（Komala Party of Iranian Kurdistan）曾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过严重冲突。”
据伊朗库尔德独立人权组织HENGAW报告，在被捕女性中，库尔德人比例高达80%。同时，至少有6人因“与以色列间谍组织合作”罪名被处以死刑，其中包括三名库尔德男子。这些审判过程完全不公开，也未给予律师辩护机会，显示出伊朗政权以“民族安全”为由头的选择性打压。
这类现象使得伊朗社会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收缩，不同立场的民众陷入彼此猜疑与排斥，政权则借机在“国家存亡”话语下合理化其对内镇压。社交平台的战时语境，越来越像一座围城——墙外有战火，墙内却容不下复杂真实的情绪与判断。
在轰炸与言论控制之外，其他的问题也涌现了出来。冲突爆发初期，大批德黑兰居民逃离城市的画面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高速公路堵塞数十公里，加油站前排满等候的车辆，城市超市被抢购一空，列车紧急停运，网络信号时断时续，令无数家庭陷入信息恐慌。与此同时，德黑兰、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大城市虽然未遭全面封锁，但人们也经历了极大的生活困难。银行系统被网络攻击瘫痪，许多自动取款机与POS机无法使用；三家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系的国有银行成为以色列“精准打击”的目标，导致短时间内全国金融交易混乱。
“我的妹妹去了别的城市度假，她被困在了那里。她买了火车票，但火车很快就停运了，她无法离开。有几个晚上，高速路口非常拥堵，人们都很焦虑，都在尝试逃离。我的家人逃到了大不里士山区里我们用来避暑的房子。首都德黑兰的很多人在以色列的撤离令下达后便逃走了，不过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那里，”Azad说。
不过，Azad也表示，很多服务很快便恢复了正常：“几晚之后，伊朗的交通就不再拥堵了。网络被禁用，有一度我联系不上我的家人，我真的很担心，但谢天谢地，网络也慢慢恢复了。我的姐夫在银行工作，他表示银行取不出来钱的情况确实发生了，但第二天又重新开始运行了。”
在政权无法满足民众需求的情况下，民间社会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人们尝试通过团结自救。一些非政府组织与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团队在Telegram上发布避难所信息，并为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提供例如购物、身体检查等基本生活服务。“有许多医务人员与公职人员表示，他们不会离开工作岗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国家（不同于政权）从未崩溃，”Azad表达了一种谨慎的乐观。
冲突之后，伊朗走向何方？
尽管停火协议已达成，但许多伊朗人并不认为自己真正“走出了战争”。“这是我（这一代人）经历的第一场战争，而我们或许将会更加习惯冲突，”Azad感叹。
6月26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停火后首次公开发表声明。他通过其官方X账号向伊朗人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尽管存在种种混乱和各种说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打击下几乎崩溃。”他还坚称伊朗“绝不会向美国投降”，美国在与以色列冲突期间对伊朗的袭击“一无所获”。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自1989年上任以来，已经统治伊朗超过三十年。他不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更是伊朗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结构的中心枢纽。随着以色列伊朗战争引发的动荡，关于针对哈梅内伊的暗杀与其健康状况的讨论愈加频繁。一旦这位83岁的神权领袖突然离世，伊朗的政治未来将何去何从？
在哈梅内伊爱徒、伊朗前总统莱西去世后，哈梅内伊最常被提及的接班人选是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现年50余岁的穆杰塔巴虽未担任任何正式政府职务，但据各方观察，他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强硬派宗教学者之间拥有强大影响力，被外界称为“幕后操盘手”。尤其在2009年“绿色运动”镇压中，他被广泛认为是军事命令的发出者之一。然而，穆杰塔巴的接班计划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伊朗伊斯兰体制的神学结构不支持“父子相承”，这一做法更像世俗王朝，而非什叶派政体。
不过，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哈梅内伊因担忧自身可能成为以色列暗杀目标，已罕见地提前指定3名高级教士，作为他遇袭身亡时的潜在继任者，但三人中并不包含其子穆杰塔巴。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排除或将对外释出“去家族化”，以保障伊朗政权稳定的政治讯号。
事实上，随着哈梅内伊年龄的增长与身体状况的恶化，对于继任者的争夺早已开始。而冲突的爆发，恰恰为这些力量提供了调整结构、加快洗牌的借口。这场冲突仿佛一场忠诚测验，决定谁能最终进入权力中心。
在普通伊朗民众心中，接班与政权更迭问题既远又近。一方面，哈梅内伊长期高压统治让许多人厌倦甚至仇视体制，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也担心权力更迭将带来“不可控的崩溃”。
Azad表示，“人们不信任现在的政权，这或许也是摩萨德这么快能够渗透到伊朗全境的原因。这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糟糕的父亲，和一个病毒一般的邻居，你问我选哪一个？是的，我们不满意糟糕的父亲、糟糕的家庭，我们和他们有冲突，但当有人从外面来掠夺我们家时，这可能会导致我们不得不维护这个糟糕的家。”
专家普遍认为，哈梅内伊之后的伊朗，极有可能不会迎来一个“改革派”或“温和派”，而是一个更精于控制、更懂宣传、更接近军队的“技术型神权统治者”。不过，虽然这种体制似乎牢不可破，但这场冲突依然可能成为后哈梅内伊时代一场“非革命式危机”的开端。今日之伊朗，已不同于当年的伊斯兰共和国：互联网使思想流通，族群差异更突出，女性意识觉醒更广泛，年轻人对政治虚伪性的识别能力远高于上一代。
Zagros表示，“这场战争没有直接导致政权更迭，但它为人民起义推翻现在的神权政府创造了条件。”战争虽未推翻伊朗现政权，但它无疑是一场“催化剂”，暴露并放大了伊朗社会内部早已存在的裂痕。从国家治理、族群关系、国际处境，到思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每一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这场冲突不仅改变了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格局，更可能深刻地塑造伊朗未来十年乃至一代人的政治想象。
尽管停火协议已达成，但许多伊朗人并不认为自己真正“走出了战争”。“这是我（这一代人）经历的第一场战争，而我们或许将会更加习惯冲突，”Azad感叹。
这种“战争常态化”心态似乎也正在伊朗社会蔓延，人们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以色列的导弹会在何时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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