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时擎在戛纳的行程异常忙碌。五月14日，她到达南法，次日她独立执导的长片首作《左撇子女孩》在电影节平行单元影评人周首映，业内报以极大的关注。16日，影展的活动和采访堆满她的行程，邀访媒体太多，我和她约好的一小时的谈话被缩短至半小时。采访后某日，我在滨海的街道上偶遇看着手机忙工作的她，行色匆匆，印象中那是她在戛纳停留的最后一日。
非常神奇的是，邹时擎似乎不会被过满的行程所困扰。在戛纳的红毯上、首映仪式上、采访的当下，包括在街头遇见她的那一瞬，她都是能量充沛的样子。我去信补充的问题，她第二天便敲好了答案回复给我，「打字回答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更容易」。极少有电影人邮件受访如此高效。
在我们的谈话中，邹时擎很敏锐地，直接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就打开了她自己：《左撇子女孩》如何与她自己有莫大的关联，人们如何通过这部作品理解她，和她所处的位置。她是一个知道自己应该表达些什么的受访者。
「完美时机」
邹时擎自己就是一个左撇子女孩。
《左撇子女孩》中的外公给「左撇子女孩」宜静下了一条诅咒：「左手是魔鬼手。」小小的宜静带着恐慌看着自己的惯用手，利用它探索这个世界，也用它当作闯祸后的开脱。这句台词原本是邹时擎外公说给她听的，小时候的她被矫正，在一些更依赖于某一只手的习惯性行为，比如写字，她用右手。但直觉上的惯用手依然在左，她聊天时如果比划，总是左手先行动。
在台北长大成人后，邹时擎去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读传媒学硕士，在一节剪辑课上认识了当时刚从帝势艺术学院（NYU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毕业不久的肖恩·贝克（Sean Baker）。两人发现彼此喜欢的电影类型一致，成为好友，一起看了很多「道格玛95运动」（Dogme 95）影响下制作的电影，还有许多亚洲片。两个人自然聊到了电影梦想，想要一起拍片。
《左撇子女孩》的真正开端就是在此时。邹时擎告诉贝克她左撇子被矫正的事，贝克觉得很有意思，两个人就去了台湾，拍了一些定格照片剪成了预告。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个项目太大了，当时的他们做不了太繁杂的电影，只能以退为进。2004年，他们回到纽约拍了《外卖》（Take Out），一部全程在纽约摄制、预算只有3000美金的长片，成本之低廉令人侧目。「道格玛95运动」对两个人的影响很深，这项激进运动中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对昂贵繁琐的制作方式说不，让电影回归本质。对于一直处在筹钱困难状态的贝克与邹时擎来说，这样的理论非常具有鼓励性：只要方法够节俭，钱少也能拍电影。
《外卖》是邹时擎初执导筒，也是在她《左撇子女孩》以前唯一一次长片导演经历。但有了履历也没有让筹钱这件事立刻变容易。「在那几年里我们一直都想拍这个片子，」提起《左撇子女孩》的概念生发的最初几年，邹时擎这样说。「但资金真的很难筹，因为它是外语片，在美国基本上不可能找到资金，而且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履历，后来的那些电影那时候还都没拍出来，作为新导演根本找不到钱。」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合作的作品一直都因为筹钱困难而被迫保持着低廉的预算。邹时擎和贝克合作完《百老汇王子》（Prince of Broadway）之后，在2010年，两人又回了一次台湾，决定试一试把《左撇子女孩》拍成电影。他们在台湾写了了第一版剧本，勘了景。在通化街夜市，他们遇到了一个住在夜市里的五岁小女孩，他们决定把她加入剧本成为一条主线，「左撇子女孩」的形象就这样被塑造出来。2012年，《左撇子女孩》项目入围了金马创投，但资金上依然没有收获，项目再一次被搁置。
说到此处，邹时擎没有什么明显的情绪。「我觉得每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路程，它有该被拍出来的那个『正确的时间』。」
之后，她和贝克继续合作了《待绽蔷薇》（Starlet，台译《小明星》）《橘色》（Tangerine，台译《夜晚还年轻》）《佛罗里达乐园》（The Florida Project，台译《欢迎光临奇幻城堡》）与《红色火箭》（Red Rocket，台译《红色大箭男》），一系列作品收获的好评与成绩让他们的名气变大，越来越多电影投资人注意到了他们，其中就有法国知名制作公司Le Pacte，给了邹时擎第一笔资金；2021年，邹时擎成功申请到了台湾文化部长片辅导金和台北市政府国际合拍资金。一直压制着《左撇子女孩》的缺钱大山被移开了。
扫清了资金障碍，电影在2022年得以顺利拍完。后来近三年的时间，电影又经历了较长的等待才终于在戛纳问世。有一部分原因是在等贝克有空，剪辑一个不同的版本出来，那时他正在忙《阿诺拉》（Anora，台译《艾诺拉》）。最终，邹时擎选择把更重要的因归在了「时间」这个词上。
「事情都有它自己的时间，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事发生，对吧？在他（贝克）得了所有的奖、人们开始注意他拍过的所有作品、包括这部的时候，这就是给大家展示这部片子的完美时机。」
台式「贝克 X 邹」电影
《左撇子女孩》非常鲜明地突出了贝克与邹的个人风格，既是一个整体，又各展示了两人不同的属性。
一方面，电影有着典型的肖恩·贝克式的乱哄一气的场面：激烈争吵、有女性参与的肢体冲突、性压抑与追求性自由的矛盾，这些桥段时不时出现一个，情绪累积，一路升级至结尾处的大型混乱局面。通俗话讲，一滩「狗血」。
这个说法显然非常吸引邹时擎。「『狗血』这个词很好，因为它抓住了那种凌乱、吵闹却又奇怪地诚实的东西。我觉得肖恩和我都被那些『破裂』的瞬间吸引，因为它们揭开了被压在表面之下的东西。混乱不仅仅是噪声，它是真相终于浮现出来的时刻，是那些一直压抑着的角色终于释放的时刻。于我而言，那些场面并不是为了噱头，而是为了情感宣泄。」
具体到《左撇子女孩》所呈现的家庭混战，邹时擎认为「洒狗血」也并非是在刻意制造轰动的效果。「生活很少是井然有序的，尤其在家里。有时候一个家庭里最深的秘密其实是最普通的东西。制造这样的场面，更多是为了剥开传统家庭里一层又一层秘而不宣的东西：秘密、耻辱、牺牲。这些东西都安静地共存着，直到有一天沉默不再能维系。」
另一方面，邹时擎的台湾背景成功汉化了这样的「狗血」风格，美国下层人群特性被浓郁的台湾市井气息取而代之——她将影片的主要场景放在了2010年回台湾遇到小女孩的通化街夜市，一个拥有强烈的台湾文化特征的地方。2010年的时候，她甚至拍了一些小女孩在夜市的片段，想把它做成预告片，只是电影并没有在那个时候拍成。到了2022年，当时的女孩已经长大，但当年穿行于夜市的姿态深深刻进了邹时擎脑海，现在《左撇子女孩》的预告片，就是对当时场景的复刻。
第一次独立导演长片，邹时擎一直在强调亲力亲为。肖恩·贝克就是如此，过去两人拍电影的人力和预算总是不多，很多事他都自己上手，邹时擎也自己上手，服装设计、表演、场记，能想到的都要自己做。可以说，邹时擎很早就知道该怎么靠自己导演一部戏。这种轻装上阵、精简低调的工作模式，现在可以作为「贝克 X 邹」制作的一大招牌。但她也觉得她有很显然区别于贝克的导演风格，「我是那种比较放手型的导演，因为我觉得我找来的这些演员，他们本身就是专业的，所以我会尽量给他们所需要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诠释角色，加入他们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只是邹时擎太习惯这种小团队的工作方式，以至于在《左撇子女孩》的制作前期，她不得不和台湾团队磨合博弈。「在疫情之前，很多台湾电影人在中国拍片，因为在中国拍电影就像好莱坞一样，有大概八、九十人的剧组，很多人、很大的团队。我觉得很多人习惯了那种模式，等他们回到台湾拍电影时，就觉得那才是拍片的方式，所以这成了我回去拍片的时候必须克服的一个难关。我的制片主任告诉我，每个部门都需要两三个助理，我就跟他们说：不可能，我们没法那样拍电影，因为我们是真实场景，总不能封路吧？我们不能吸引太多人来围观，让拍摄更难。」
她花了些功夫去找和她一样有自己动手做事的心态的人，「每个人都得非常亲力亲为，你不能指望有一堆助理在帮忙。」后来她成功控制住了剧组人数。拍摄宜静在夜市街巷穿行的戏，通常只有两个摄影师用iPhone跟着女孩拍，有时候场记在一旁确保拍摄过程顺利，现场人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剧组和通化街夜市的普通民众融为一体，没有人发现这里在拍电影。
在选角上，邹时擎也有巧思。选择黄镫辉演夜市摊位的老板，是因为她觉得他是一个「在夜市里面会看到的角色」；选择蔡淑臻演单亲妈妈，是她看到蔡在采访中说想要接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角色，她当下就觉得太完美了，「你知道，在台湾要选这个年轻段的演员，挺难的。」除此之外，片中有很多在台湾演艺行业很有代表性和个人魅力的演员，包括陈慕义、张允曦，这些人平日在影视节目或社媒上的形象，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贴合程度很高，因此在表演上也显得格外自然生动。
突破「左撇子女孩」时刻
《左撇子女孩》的情感基础来自于成长环境在邹时擎身上的印刻。
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人知道，「左手是魔鬼手用了不吉利」是纯粹的无稽之谈，但在邹时擎小时候，这种观念非常流行。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纠正，以至于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左撇子，成年后她从母亲那里确知了自己有被矫正过。所以她小时候从来没有机会像宜静一样，以「魔鬼手」作为借口去做一些突破限制的出格的事。
「那就像是被遗忘的自己的一部分。回头看，我能看到『错误感』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和解是逐渐发生的。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明白，无论是写字的方式、思考的方式，还是生活的方式——都不需要被『修正』，而是需要被看见和接纳。」
这种对「错误并不是错误」的领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出发点，也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保守倾向：一个本不需要被「矫正」的问题，有可能会被扣上「有问题」的帽子。从小到大，邹时擎感受过好多类似这样的瞬间，在一个本来没什么的事情上，外界会给她加上限制，或对那些自然而然的特征过度关注：有人见她脸上长了个痘痘，会问「你怎么长痘痘了？」因为她和哥哥两人皮肤黑，她叫「小黑猫」，哥哥叫「小黑人」，小时候邹妈妈总是告诉她出门要尽量穿长袖，免得晒黑，「但我天生皮色就深，这也没办法啊。」于是写《左撇子女孩》的时候，她就写了一段家长评论小孩肤色太黑色的对话。
这种「错误感」在她离开台湾去美国生活后有所减轻，新环境让她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走出那个常常告诉她应该成为什么人的旧体系。当她被问离开台湾定居美国是否算打破「左撇子诅咒」的一步，她回答：「我从没有把它想成是『打破诅咒』这样的事，但或许在潜意识里是这样的。但事实是，无论你走到哪里，童年时的那些声音都会跟着你。要做的是倾听它们，然后选择是否相信它们。」
《左撇子女孩》里的角色之间的相互制约，本质上是保守而传统的社会大环境在个体身上的反映。片中有一个讨论「抱养」的桥段，人物的态度是如果即将出生的孩子是男性，他们就收养，是女孩就不要。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普遍的地区，加重了有毒男子气概的流行，使女性遭遇更多不公和欺侮，而思想保守的人有恶意却不自知、作小恶而混不觉的状态，在尊崇阳刚气质的社会中常见而切实——这些感知其实都来自她生活中，或者是从朋友那听来的故事。她想要去反映某一代人的特定心态，带给女性的压力和伤害。
「这条线不是要评论今天的台湾。今天的社会已经有很大改变，但这种传统观念在很多家庭里还是以一种不说破的方式存在。法律当然不会让人那么随便就『抱养』或送走孩子，但从文化上来说，传宗接代、重视男孩的观念在几百年来都根深蒂固。我有时也会想，西方观众会怎么解读这些场景。但同时我觉得它的情感核心——那种被嫌弃、被迫去符合某种身份的压力——是普遍的，不一定非要是台湾人才能懂那种痛。」至于那些伤害和打击了女性的男性角色们，她在言语之中没有流露出太重的批评：「我会说这只是我所听到、经历到的那些人物的真实写照。」
当问及她本人是否经历了重男轻女，她有些挣扎，先是笑着打了下太极：「我不能这样讲，我不想这么说。」然后她声音稍微轻了一些，点了点头，「但，是有啦。我不想说什么惹别人生气的话。」她进而补充：「其实我会说，这可能是个常态，如今也是这样。也不仅仅是我经历了（重男轻女），很多人、很多女性，都经历着。」
她选择把表达的重点放在角色的自身，而不是外力的压迫和摧残。她强调的是突破困局那一瞬间的力量。「每个人心里都有『左撇子女孩』的那种感觉，对吧？你长大的时候总是被告诫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尤其是在亚洲家庭里，总是被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所有人都有过那种经历。我确实觉得，我终于能够做自己、然后开口说话，把这个在我心里藏了很久的故事讲出来，非常疗愈。我觉得自己内心也在被治愈，像是一段寻找自我的旅程。」
在她长大成人的岁月，家庭与社会环境给她的烙印太深，以至于她换了环境后回头看，知道那里并没有太多自由。或许随着时间，这些受过压抑痕迹被她内化，也被她宽容。她对台湾的一切都还很熟悉，文化、地域、人们做事的方式，所有的一切她都不陌生，那个讲她皮肤黑的外号被她写成了Instagram ID，「blackkittenmadeintaiwan」，来自台湾的小黑猫。
在过经历了换天地的不同感觉之后，她现在会尽可能不让女儿体会她经历过的，那些不得不因为外力而止步的痛苦。女儿大体上比较幸运，住在纽约，但偶尔她的自由还是会受到干扰。邹时擎如果在忙的时候，女儿会交由母亲照顾，74岁外婆对待外孙女的方式充满了「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管教。邹时擎发现女儿当着长辈的面会顺从，但有她在的时候，会对她抱怨。隔代的关系因为对自由的限制而紧张，她充分理解女儿的不开心，会从中调解，让女儿放松下来。
「我希望她做自己，希望她自由、做她想做的事，这样她就不会出现那种『左撇子女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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