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傅榆自述：如果已经没有伤，我可能就不会哭了
拍摄纪录片，包括《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傅榆尝试一点点地去了解政治，不断继续是因为她觉得还有事情没做完。
金马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混沌的真实
与其说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市长，不如说是中国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和对超负荷发展模式的多维思考。
《红衣小女孩》导演程伟豪：我为什么要拍类型片／恐怖片？
台湾导演程伟豪以红衣小女孩这则在地化的乡野传奇题材出发，更替它包装成“魔神仔”的形象，非鬼怪、也非冤魂，而是在山上迷惑人心智的精怪，诞生恐怖片的新品种。
舒米恩：梦想大众成为哈“美”族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许多人因为喜欢阿美族文化到台东旅行，因为喜欢阿美族的音乐到都兰参加阿米斯演唱会，就像哈韩哈日一样，成为所谓的哈“美”族。
陈果专访：不用刻意解读，就当《三夫》是有社会意识的 AV
被访者要么会大说特说政治见解，更多是避而不谈，陈果有时是前者，有时是后者。
金马奖“政治化”是偶然吗？看看奥斯卡怎样做
阿瑟·米勒的寓意就是：在高温考验中一个人能不能坚守立场、抗拒熔解，完全就看个人品德……
贾选凝：一个金马，各自表述，电影可以超越语言吗？
如果说金马奖在大陆是因为艺术和美学的价值而显得格外“纯粹”，那么它在台湾却是因著包容与尊重的力量得以源远流长。
华文圈里，可有一张平静的导演椅？
颁奖给某些电影，会不会开罪某个政权这种问题，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为烈”的原因是言论尺度大幅收紧，而不是电影创作这件事情的本质有了什么变化。
中国导演在金马：世代之争还是与自己的搏斗？
本届最佳导演的致胜关键是什么？一个创作者在技术提升和格局扩张之后，如何克服瓶颈、跳脱框架、推陈出新⋯⋯
来端必看评论区：“金马”风波中我们在争论什么？
“一边对于政治话题避之唯恐不及，却又不得不做集体表态的尴尬扭捏。另一边，导演多年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对话所集结出个人身份认同的公开宣示，却意外点燃两岸最敏感的统独之争。”
张硕文：中国人不谈政治，金马奖不谈审美
想不到，老生常谈的“不谈政治”，至今依然是这一类事件的争论核心。
太阳花纪录片金马获奖感言引爆争议，微博现明星表态潮：“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获“最佳纪录片”，导演致词遭中国大陆网络封锁，颁奖礼上其他导演和演员对两岸关系的描述，同样引发争议，一众明星在微博上纷纷表态，“#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关键词迅速被顶上微博热搜。
金马最佳新导演毕赣：我的电影只拍给野鬼和风
有影评人认为《路边野餐》是“无与伦比的、大师级别”的作品，不过对于金马史上最年轻的最佳新导演来说，26岁的毕赣只希望影片能“找到准确一点的观众，找到属于我们的野鬼和风。”
《大佛普拉斯》导演黄信尧专访：我的作品真是关于“底层生活”吗？
政治运动和电影似乎都无法改变社会，黄信尧的信念戳破了某种对电影的假想，讲述被熟视无睹的荒诞人生。
本土卖座神器失灵年？台湾电影2017的崩解与重建
2017年的台湾电影，很多东西崩解了，但是并没有毁灭。在一片废墟微尘之中，我们还是瞧见了重建的可能性。
庙、市场、警备车，杨雅喆的台北三处
他从小在庙里，看尽裸体和“地狱的故事”；在市场内穿梭，观察台北城里的“笼民”生活与贫富差距；高中时代，参与台湾解严后警民激烈冲突的社会运动，却在20年后被抓上警备车......。
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马莉：《囚》的镜头就是精神病院的树洞
“医院就是社会骚动的缩影，你在里面可以感觉到外部世界的样子。”
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塔洛》：镜子里映照藏民的爱与痛
他能用汉语背诵毛语录，他被如狼的爱情咬伤，他在现代文明的围剿中无路可逃。他是藏族牧羊人塔洛。
五年一座金马奖，从流亡导演到“香港人”应亮
一部《九月二十八日·晴》让出身大陆、流亡香港的导演应亮成为了金马奖“香港队”成员，这是一份给香港的“投名状”，一剂治人治己的“药”，还是一种自己方式的“报恩”？
黄香：《我们的那时此刻》，金马五十的举重若轻
如果电影让人懂得想像，那么从《我们的那时此刻》投射出来的想像，绝非泛政治的认同对立，或是去政治的温清漠视。
中国电影在金马：《影》和《我不是药神》入围的指标性意义？
金马奖即便评选方式与奥斯卡截然不同，却面临了同样的拉扯——原创生猛的独立精神与技术成熟的主流创作之间的拉扯。
马曼容：金马评审团的胆识，与获奖的中国电影
对长期关注电影的影迷们而言，如何从这份名单中解读出电影未来的动向，才是金马奖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