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谢烨的人们：31年后，她的名字旁还会有顾城吗？

2023年10月7日，作家谢烨被害离世三十年后，名为“辛贻”的读者在豆瓣上发起一篇文章——〈纪念谢烨逝世三十周年：寻找谢烨——谢烨作品不完全整理〉。这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有人将谢烨的作品单独整理成档案，虽没有纸本承托，却在网路上默默流传开来。

这份档案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区空白。文章虽只收到四十多则回应，但回应者大都对此深感共鸣。有人留言说：“谢烨的照片，她和顾城的关系，真让人唏嘘”；也有人补充从不同报章看到的谢烨作品，试图让她的作品集更加完整。

过去，想要寻找诗人谢烨作品的读者，只能从朦胧诗代表人物顾城的文集中看到零碎篇幅。用搜索引擎寻找“谢烨的诗”，第一个连结是名为“顾城之城”的网站；在这座偌大、完整的纪念之城中，谢烨是顾城之妻、他的“维纳斯”与文学伴侣。这“城”里，几乎无人提及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悲剧——

谢烨（1958-1993），原名张红，诗人，作家。生于北京，1979年在上海到北京的列车上与诗人顾城相识，1983年结婚，生子“木耳”。写有诗歌、散文，诗作发表于不同刊物，并曾收入《朦胧诗选》（1986，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随顾城移居纽西兰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纽西兰被顾城砍伤致死。

“想找到谢烨——不作为顾城的宾语、不作为顾城生平的次要方面，而作为主语，找到她的劳动、声音、创造、情感、思想，找到她求索什么、捍卫什么、为什么而痛苦”辛贻

想找到作为主语的她

1993年10月8日，当时已颇具声名的诗人顾城，在纽西兰居所激流岛（Waiheke）杀死妻子谢烨，随后自缢而亡。

暴烈的死亡事件让许多人深感震惊，随之而来的，却是对这段爱情关系的猎奇讨论。多年来，媒体刊物竞相分析顾城、谢烨与另一位女性李英的关系，猜测悲剧事件发生的原因——关键词不乏“情杀”、“三角恋”、“两女侍一夫”等等；例如2017年，虽然事件已过去二十多年，时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的彦火在《联合早报》撰文时，仍以〈析顾城与谢烨英儿的三角恋〉为主题，试图从手稿中找到更多印证三人关系的线索。另一方面，顾城的诗作多年来不断被集结成册，某些选集中，谢烨的作品在角落出现。多年以来，相比起顾城被纳入中国文学史正典的地位，诗歌学界却鲜有对谢烨诗作的讨论，遑论将她纳入现代诗歌史的论述。

然而到了近年，这一现象有所改变。“顾城之城”更新到2008年，之后热度递减；反之，新一代读者的声音渐渐出现。有人开始整理、讨论谢烨的作品，而不是将她视为某人的妻子；有人关心谢烨作为女性的艰难处境，重新审视家庭和婚姻带来的种种暴力——如同前文提及发起“寻找谢烨”的读者，以及众多留言支持的网友们，尽管其整体样貌尚难以从网路上明晰辨认，但从“豆瓣”上的阅读痕迹不难发现，新一代寻找谢烨的人们收藏了许多女性主义理论或文学，也把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podcast频道列为最爱。

2024年底，记者柴静在 Youtube 频道访问了德国汉学家顾彬，题为“为什么童话诗人顾城的地上天国毁于暴力？”。节目围绕著集体暴力下的个人悲剧，播出后却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回音——一位读者去信询问柴静，希望寻找谢烨的家人，以促成谢烨作品的出版。尽管这些声量并不算大，却可从中看到一种转向。

“辛贻”在文中述说，寻找谢烨的原因，是“因为想找到谢烨——不作为顾城的宾语、不作为顾城生平的次要方面，而作为主语，找到她的劳动、声音、创造、情感、思想，找到她求索什么、捍卫什么、为什么而痛苦”。寻找谢烨的行动，在近十年来逐渐展开。这一关注转向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又是如何寻找谢烨，重读谢烨？我们访问了不同代际的诗人、研究者、收藏家，看看他们是如何寻找这个多年来被遮蔽的名字。

“我为什么要纪念诗人谢烨？”

“谢烨曾经写过很优秀的诗歌，她不是诗人，她是什么人？”张后

2007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一场声势浩大的、纪念顾城逝世十四周年的活动在此进行。活动现场，有个人举起一张横幅：

“纪念诗人谢烨”，蓝底白字。

写横幅的是诗人张后。生于六零年代的他，早期写作就已深受朦胧诗的影响：“我读过许多流传于《朦胧诗选》或者地下刊物转载的顾城诗歌，受他的影响肯定不言而喻。”张后直言，在刚开始学写诗的时候，因为自觉与顾城的气质相近，也曾模仿过他的作品：“可能那个年代，相对于北岛，顾城更能影响我的写作。”

然而1993年的事件为此蒙上一层阴影。“在记忆里，好像是一个同学跑到我家告诉我（顾城杀害谢烨的事情）。他知道我一向喜欢诗人顾城的，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因此，当事件发生十四年后，各大专院校以公开方式纪念顾城，张后更是感到不忿：“毕竟顾城是把另一个人杀害了，为他举办这样的公开纪念活动，我觉得不太好。”

在“顾城之城”，至今仍能看到这一年的纪念活动。这场名为“纪念顾城逝世十四周年大型诗歌朗诵会”，相继在北京、沈阳、武汉、杭州等多地举行，颇具规模。张后认为这样的做法十分不妥，怀著愤怒的心情，他制作了这张横幅，到人大会场抗议：“顾城的作品再好，毕竟是杀人犯。在大学院校公开纪念一个有罪的人，肯定是不行的，你要有良知。”

时年11月，张后先后写下两篇文章，〈死去的诗人是否仍旧活著——谁来纪念谢烨？〉及〈我为什么要纪念诗人谢烨〉：“有人在我博客留贴声称，谢烨并不是诗人，纪念谢烨是她家里的人的活动。我就奇怪了，谢烨曾经写过很优秀的诗歌，她不是诗人，她是什么人？”

自八十年代，谢烨陆续发表散文与诗作，亦曾于1985年获全国首届青年电影评论奖。1987年，她与顾城一同参加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此后也陆续有所发表。尽管在抗议事件之后，不再有如此大型纪念顾城的活动，但张后的这两篇文章并未得到太多关注，谢烨的名字也始终隐没在另一个名字的阴影之下。

文学史中被遮蔽的人（们）

张后第一次读到谢烨的诗，已是在悲剧事件发生之后：“直到我要为谢烨发声，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才关注到她的作品。那时候，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谢烨的存在，她完全被隐藏了。”

诗歌爱好者、收藏家樊杰，自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现代诗。然而九零年代能在北京街面上找到的诗歌书籍有限，反而开启了他对诗歌相关史料搜集的兴趣。因为熟悉北京的旧书、旧物收购网络，樊杰偶然间得到了一批谢烨家书与手札，从此开始收集有关谢烨的资料。在寻找和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他也留意到这种遮蔽状态：

“谢烨的作品总是伴随著顾城、作为一种衍生状态出现。例如几年前在沈阳，《鸭绿江》诗刊的前主编阿红家那批散出的资料，其中也有顾城的信。顾城在信里不仅提到自己的创作，还会夹带一些谢烨的作品一起投稿，称谢烨为‘小不点儿’。后来在严文井和康志强夫妇家散出的资料中，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记得王燕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述了这种情况，大概意思是顾城给诗刊投稿时，他会看到谢烨的作品，总是一起出现，他觉得谢烨的作品风格与顾城太像，登了顾城的就已经足够了。”

在与不同藏家、学者交流的过程中，樊杰发现这并不是孤例。当时，在顾城的盛名下，许多编选者都倾向将谢烨的诗视为顾城风格的复制品：“谢烨的作品就这样常常被忽略掉，现在看是很可惜的。如今这些诗歌前辈们都已经过世，已无法进一步探讨此事，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大概意思是顾城给诗刊投稿时，他会看到谢烨的作品，总是一起出现，他觉得谢烨的作品风格与顾城太像，登了顾城的就已经足够了。”樊杰

诗人谢烨

你是如何开始读到谢烨的作品？在访问过程中，每每问到这个问题，好像总是绕不过顾城的名字。就连去年发布谢烨研究专文的学者汤巧巧，也不例外。

七零年代出生的汤巧巧，如今任教于西南民族大学，专研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写诗。她的研究范围涵盖当代诗歌史，探讨个别诗人，也研究诸如诗歌与城市间的关联、“诗江湖”等文化现象。以“谢烨”为主题查找学术文章，几乎只能找到汤巧巧写的这篇文章，是专以谢烨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而非从谢与顾的关系切入、或以顾城为主。

即便如此，在汤巧巧的记忆中，比起谢烨，她最先接触到的还是顾城的诗、以及他与谢烨的爱情故事：“我之前确实很喜欢顾城的诗，起初站在了解一个名诗人的角度去想，他怎么会出这样的大事情？最开始，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留意到的是顾城和谢烨之间童话般的爱情，以及为何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只是当时，我对谢烨写了很多诗这件事情很陌生，因为在节目和文章里，大部分内容还是围绕著悲剧事件来呈现这段爱情关系。”

汤巧巧提到的节目，是由《艺术人文》制作的一部关于顾城的剧录片《生死幻觉》。节目中有一个细节，让她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一段谢烨和顾城之间的通信，让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种‘接得住’的感觉。我当时就在想，谢烨的文字这么漂亮，而且她懂得欣赏一个这样独特的诗人，她的内心世界一定非常重要，并且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写作者。”

然而在当时，囿于资料之限，汤巧巧未能读到谢烨的完整作品，对于谢烨在文学贡献的猜想，也只能放在心中。直到后来从事诗歌研究，她开始意识到更深的问题所在：

“在那个时期，顾城确实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加上他的诗歌也非常有想像力，对很多研究者来说，谈当代诗歌，那肯定是一个入口。但是在我们做研究时，常常会忽视一件事，那就是在当代文学中，有很多深度参与的女性，谢烨就是其中一位。”

“在那个时代有不少这样的现象：女性从旁帮助有名的丈夫，而通常这些帮助都会被淹没、被遮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诚如顾彬在访谈中说过的，“如果没有谢烨，就没有后来的顾城。”汤巧巧引述并补充道：“因为谢烨承担了顾城文字的（生产），帮他打字、记录、编撰，甚至我们不知道在这其中，谢烨有没有参与修改或其他，这部分目前还没有去做深入的研究。但是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就是，谢烨是一个深度参与当代诗歌史的人，但是她却永远藏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之下。”

如果她还能继续写下去

“顾城的诗通常是很抽象的、形而上的，但是谢烨的很多作品是有人情味的。谢烨的爱情书写在当时非常大胆，因为还写到了身体感受，是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乃至于2000年后，我们才谈论的这些（情欲书写）。”汤巧巧

谢烨发表的作品虽不多，却不至于无。1985年由老木编选的〈新浪潮诗集〉中，曾收录了谢烨的诗作；她的散文〈你叫小木耳〉，是不少现代文学爱好者熟悉的作品。然而，学术界对谢烨诗歌的探讨却几近一片空白，寥寥几篇，也都是与顾城研究绑定在一起的。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谢烨作品仍未集结，且许多文本至今未能分辨由谁而作。例如樊杰在收藏过程中发现，早年谢烨与顾城住在上海紫云路61号时，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两人曾经一同写歌词：“扉页上注明‘欢迎刊用，谱曲’、‘作者：顾城，谢烨’，就很难分辨谁是谁写的，应该视为他们共同的创作。”这些悬而未决的因素，为研究增加了难度。

而另一方面，则是与取决于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点。在学界多年的汤巧巧，观察到了多数研究者的倾向：“从研究的入口著想，谢烨肯定是会和顾城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两个的爱情是一个点、悲剧也是一个点。这样的一种悲剧，可能是更多人愿意去研究和关注的。”

2024年，汤巧巧的专文〈从“彩色的梦”到“恶梦”的书写〉发表于学术期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48辑，这篇以谢烨作品作为讨论对象的文章，终于在几近空白的谢烨研究中新添一笔。比起延续对于两人爱情关系的讨论，汤巧巧更希望能将谢烨作为一位独立创作者介绍给大众：“其实在最开始，我都不知道谢烨有写诗、小说、散文，她还写影评、文学评论，有著多方面的贡献。深入研究之后我才发觉，假以时日谢烨一定会是个非常棒的作家，只是时间却戛然而止。”

谈起谢烨的文学价值，也激起了汤巧巧对学界既定印象的反思：“有些人，他们可能会认为谢烨的作品是顾城的翻版，或是受到顾城很大的影响。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谢烨当时的作品的确受到朦胧诗派的影响，但那个年代，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吗？”

因此，在讨论谢烨时，汤巧巧把目光放到其诗歌与顾城的差异之处：“顾城的诗通常是很抽象的、形而上的，但是谢烨的很多作品是有人情味的。”此外，她也看到了谢烨诗歌在题材上的突破：“谢烨也写爱情诗。也许在今天来看，很多人会觉得：那些爱情诗算什么？但当我们回到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大约是1950-1970年代），爱情是一个绝对的禁区。直到八十年代开始，爱情议题才逐渐解禁；后来舒婷写爱情，一下子就引起轰动。但是舒婷写的爱情，还是站在一个公共文化的角度；而谢烨的爱情书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她还写到了身体感受，是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乃至于2000年后，我们才谈论的这些（情欲书写）。”

女性主义浪潮中，她们再次寻找谢烨

“过去讨论谢烨与顾城的故事时，我们谈‘浪漫爱’、‘三角关系’；有了女性主义视角之后，会发现那背后并不是浪漫爱，而是一个女性的自我认识，以及这段非常艰难的过程。”汤巧巧

汤巧巧的研究，也是在呼应最初提到、发布在“豆瓣”上的那篇文章——“今天我们如何寻找谢烨”？

过去人们寻找谢烨，或是抱著对她遭遇的不忿、怜悯，或是从猎奇逐渐走向共情。如同樊杰，他寻找谢烨是因为觉得“需要有个声音为苦命的女诗人谢烨发声”：“这个时间已经拖得太久了，需要让谢烨的文学成就走出顾城的盛名阴影，以独立的文学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而另一些人寻找谢烨，同时也是在追问：为什么谢烨在后人叙述中被隐去？作为诗人、作为女性的谢烨，到底遭遇过什么？

2013年，事件发生二十年后，《Vista看天下》刊出一篇〈他们纪念顾城，我们纪念谢烨〉，作者沈佳音提出：“我们只想换一个视角，来看看谢烨是谁”，并形容这段关系“没有童话，也没有世外桃源。”；

2020年，为了纪念谢烨逝世二十七年，线上平台“后生价值”推送〈谢烨之死：天才神话下的性别暴力〉一文，直指谢烨曾经历的家庭暴力，并在性别视角下重新检视了这一段多年被奉为“诗人神话”的关系：“如果说谢烨生前在家务、情感和才能上为顾城所剥削，身后她的名字被附注在以顾城为中心的公共回忆里，这是否可算作另一种剥削？”

2025年，作者马欣宜以〈寻找谢烨〉为题投身非虚构写作，并在计划简介中写道：“第一次读到谢烨的遭遇，我们仿佛被打了一拳。很痛。作为文学系学生，理应在许多时刻接近过她，却对她一无所知，便意识到被自己当作重力接受的知识和语言是如何排除了女性。”

汤巧巧也观察到近年来网路上“寻找谢烨”的新声音：“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它真正地唤醒了女性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在哪里。”在她看来，这些声音正是伴随著女性主义的讨论而诞生的：“过去在讨论谢烨与顾城的故事时，我们谈‘浪漫爱’，谈‘三角关系’；后来，当有了女性主义视角之后，我们会发现那背后并不是浪漫爱，而是一个女性的自我认识，以及这段非常艰难的过程。”

近几年来，伴随著 #metoo 等社会运动浪潮，女性主义议题在世界各地皆备受关注。这一现象在中国也有迹可循。2015年前后，中国出版界陆续引入当代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例如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等等，译介后都畅销一时，且在网路上有著相当高的讨论声量（几乎每本书都在“豆瓣”平台有过万评论）。

随著新一代读者对于女性主义的认知愈来愈深入，女性主义日渐成为一种思考方法，他们对于传统亲密关系、浪漫爱、性别暴力等议题的想法也更加辩证。譬如在写关于谢烨的文章时，汤巧巧同时反思著浪漫爱与女性处境的问题：“包括谢烨，她早期或许也是个‘恋爱脑’，对吧？但实际上，这是很多女孩会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可是看著这样的浪漫爱走到最后，那不堪重负的心理痛苦，当我们经历了这些，或许对于爱情的理解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浪漫化顾城、省略掉谢烨，这种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元十雨、陆召袂

前文提及过的平台“后生价值”，在发布〈谢烨之死：天才神话下的性别暴力〉的几日后，再度刊出一篇题为〈回忆的性别：我们为何要写《谢烨之死》〉的长文。这篇文章是前文作者元十雨、与平台编辑陆召袂之间的对谈纪录，清晰记下他们追寻谢烨之死的最初动因，那个悬在心头的疑问——“浪漫化顾城、省略掉谢烨，这种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以女性主义角度出发，不只谈谢烨，也谈遭受性暴力而去世的台湾作家林奕含，以及文学史上总是与其他男性绑定在一起的女作家，例如萧红。编辑陆召袂说：“这就是回忆的性别。我们追忆男性作为大师的文化遗产；而对于女性，我们的回忆必须掺杂一种情绪，其中必须夹带一丝忧郁，这种忧郁或多或少萦绕在她与男性的关系周围。”他们寻找谢烨，同时也是为经年累月的性别难题，寻找新的回答。

如果有另一个世界，谢烨不曾隐形

“同样身为女性，我会设想，谢烨临终前想到什么？”谈及谢烨的生命悲剧，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所王钰婷教授不禁感叹，“她会如何去想自己的这段生命历程、文学历程？”

王钰婷从事文学研究多年，专精于女性主义与台港文学研究。2021年，她主编专书《性别岛读：台湾性别文学的跨世纪革命暗语》，以文学文本呈现出台湾不同代际的性别困境；今年，她又担任国立台湾文学馆主办的“改编自真人真事：当代性别事件的噤声与反抗特展”策展咨询，密切关注著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对性别议题的参与和影响。

谢烨的生命遭遇，让王钰婷联想到一本名为《写作的女人生活危险》的书籍，作者是德国学者斯提凡．博尔曼（Stefan Bollmann），“为什么女性写作是危险的？一方面，父权制的家庭通常都会要求（女性）对婚姻做出牺牲；此外，在写作那种孤寂的生活底下，女性也常常难以兼顾家庭跟创作。”在她看来，顾城倾心构建极度洁净的文学世界、那个他心目中的“天国花园”，实际上危机四伏：“在（顾城）那样的世界里，写作的女人是危险的。”

“发掘这些女作家的声音，可以让之前隐身在文学史内的女性声音重新被听见，让女性为文学史的主题、而不是在男性为主流的叙事底下，让她们发声、现身。”王钰婷

谢烨最终面对的危险，是失去生命；而她的作品，多年来也面对著被隐没的命运。因此，在王钰婷看来，这个年代发生的寻找谢烨的行动，其实有著两重意义。第一重是在公众议题层面：“这种性别意识抬头，让新世代对于自己的性别探索（更为深刻），也更看重自己的性别权益。”

第二重意义，则体现在文学史的重构上。王钰婷认为，当愈来愈多人投入、重新发掘曾一度消失的女性创作者，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这将促成一种新的可能性：“原本在历史地表之下的女性重新浮现了，隐形的女性被重新看到。”

“对于文学来讲，透过发掘这些女作家的声音，我们可以让之前隐身在文学史内的女性声音重新被听见，让女性为文学史的主题、而不是在男性为主流的叙事底下，让她们发声、现身。”王钰婷补充道。这两重意义之间，也有著彼此交互、共生的趋势：“这种声音很重要，它是促进性别意识觉醒的一个关键点。”

你是如何开始读到谢烨的作品？

对于新一代的读者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正在改写。

正因有了这些反思文字，因为有隔著时代屏障、重新寻找谢烨的人们，谢烨的名字正慢慢回到读者眼前。尽管这条路仍然漫长，但始终忍不住去想：如果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世界，当读者第一次遇见“谢烨”的名字时，旁边不会再永远伴随著另一个名字；他们将读到她写的诗句，并随之轻轻念出：另一个世界的鸽子 / 正发出清脆的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