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晓明是六四戒严部队之中一人，离开中国后，长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医生。枪响30年后，他说：“虽我没开枪、没杀人，但身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有一种内疚情感。军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
英剧《Chimerica》追寻坦克人：讨论六四？抑或一场美丽的误会？
编剧柯克伍德直指中国是如何买起美国甚至全世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因此如梦初醒⋯⋯
“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上）：六四三十年，对于“反思”的反思
在自由主义主导、却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我们可以从与1989学运、冷战结束同时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来观照这56天。
一个人的战斗，没有退路的吴仁华
吴仁华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封面是自己用 word文档设计，“很难看、很粗糙”。“三十年过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谁会买呢？”
六四去国三十载，若在故土上不能说话，与流亡何异？——张伦专访
他是当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广场纠察总长；是语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师门下的高足；是被三个孩子弄得手忙脚乱的父亲，也是无法床前尽孝的孩子。
通胀中的六四：失败的改革如何引爆革命
后三十年改革的保守底色是怎么来的。
“记者在现场”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中）
30年后，他们受访时，反复思考“记者在现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仿佛和30年前在现场采访的自己对话。
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
对于六四运动的深入理解，需要我们同时跳出这两种叙事：既告别“知识分子中心论”、重视工人和市民的参与，同时承认“民主”的确是工人和市民参与运动的核心诉求。最关键的是，工人与市民所理解的“民主”，和学生、知识分子所拥抱的民主观念有很大不同。
多重曝光：十个镜头前后的八九六四
反复诉说，历史终不会消失于黑暗之中。
专访吴国光：八九毁灭中国知识分子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
“可以說，我自己在推動中國民主化上是一個失敗者。但我這三十年就是承認失敗、但不放棄初衷。”
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与后冷战的时代光谱重新对接
在三十周年的今天，当脱缰的世界把后冷战的自由主义共识远远甩下，我们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
8本六四文学书：广场和烛火就是理所当然的救赎吗？
希望和绝望如何不流于空洞？在寻觅答案、塑造角色和意象上，文学给了我们如此不同的角度，回到那并未结束的夜⋯⋯
【书摘】程翔：天安门屠杀促进苏东集团解体
莱比锡民众高呼“记著天安门”是在警告东德秘密员警，若他们动手的话，便会发生另一件“天安门事件”。在群众大声呼喊下，东欧的秘密员警也不敢导演另一场“天安门事件”。
影像：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支联会指人数较去年多一倍
1989年成立的支联会，每年六四前的周日均会举办大游行。今年踏入第30个年头，游行主题除了一如往常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等诉求外，更聚焦在近日《逃犯条例》修订。
“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 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上）
“电视上就出现一张字卡、一条新闻：‘造谣大王肖斌抓到了’，从那时开始，路边再也见不到有人谈论这件事，也不会有人接受你的采访了。”
六四三十年纪念研讨会首度移师台北，持续重访八九民主梦
六四三十年纪念研讨会，今年由香港移师，來到台北举行。三十年前，运动发生在冷战结束前夕，追求民主体制蔚为浪潮；今日，旧体制已面临不同挑战，而“新冷战”格局再度降临。有心与会者如何重访当年民主梦？
香港记者陈润芝的六四记忆：“每隔二十分钟，军人就开枪，砰砰砰砰砰”
同事打开房门朝外看，然后转过头，陈润芝第一次见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外面一定是军队。好恐怖。”
从“白宫战情室密件”一窥美国眼中的八九民运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Charles Sylvester在“战情室报告”形容这类反宣传活动为“中式人为洗白”。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甚至在另一份战情室报告中形容是“大谎言运动”。
六四座谈 鲍彤致信：“我们正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六四是很多香港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而一个地区的人会因为对于政权的不满，而持续悼念、抗议30年，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
30年后，香港还能守住六四记忆吗？—— 专访李立峰
一边是讳莫如深，一边是恒常悼念，六四记忆在香港绵延30年，是一种必然？香港中文大学两位学者10年研究，揭示集体记忆背后的秘密。